丑闻频发的法国政坛如何 “重建信任”？| 欧罗万象·法国

本文首发于8月22日的澎湃新闻。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文中图片出自网络。

自5月14日正式就任，到8月中旬议会休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度过了他执政期间第一个“百日”。虽然法国传统上并不讲究这个概念，马克龙本人也努力避免给“百日”赋予特别意义，但多少受美国政治的影响，法国政界和媒体还是将这一节点作为衡量新总统政绩的风向标。

在这三个多月时间里，马克龙政府留给外界的观感可谓“瑕瑜互现”。无论是在欧盟峰会上的亮相，还是成功邀请美俄首脑访法，抑或捍卫巴黎气候协定的姿态，马克龙在外交领域开局不错；然而在内政方面，虽然议会选举如愿获得大胜，但内阁成员接连爆出丑闻、总参谋长因为军事预算意见分歧辞职、政府试图削减福利遭遇反对等多重因素，导致新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出现明显滑坡。

不过，在选举体制中，政治人物民意指数“高开低走”历来是正常现象，何况马克龙打破传统左右格局，在中间夹缝中异军突起，也必定要承受选民期望过高的代价，几个月间的民意升降远远不能盖棺定论。相反，“百日”当中的某些举措，可能会对马克龙整个任期、甚至接下来十数年间法国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外界通常认为，在马克龙政府的“百日”当中，有两项立法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是在经济/社会领域中，议会授权政府对劳动法进行改革，虽然眼下还没有具体方案出台，但外界普遍预计将进一步引入自由化因素，为法国劳动市场松绑；二是在政治/法律领域中，议会通过名为“政治生活之信任”的法案，针对此前被外界诟病的弊端进行亡羊补牢，试图重新获得法国选民对政治人物的信赖。相比之下，后一项举措更加值得域外读者特别关注。

重建对政治生活的信任：

背景与内容

2017年四五月间的总统大选，被许多观察家批评是法国数十年来水准最低的一届选举。除了极右翼“国民阵线”（FN）时隔十五年后再度势头高涨，同英美民粹浪潮遥相呼应导致整个选战进程笼罩阴影之外，政治人物频频爆出丑闻导致辩论议题失焦，也是水准走低的重要原因。在媒体接二连三抛出丑闻猛料时，要让竞选保持在政纲理性辩论的主轴上，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作为其中典型，在右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身上，法国政坛此前的积弊及其后果得到戏剧性的展现。在赢得共和党初选之后，菲永一度被认为是下届法国总统的不二人选。然而自从媒体爆出其夫人涉嫌在议员助理位置上吃空饷的“佩内洛普门”之后，子女类似空饷丑闻、咨询公司利益冲突、收受贵重礼物等问题接连曝光，导致其选情每况愈下，直至痛失总统宝座。

政治人物雇佣亲属做助理，此前在法国政界内部是熟视无睹的潜规则，但一旦被媒体爆出空饷嫌疑，仍然具有极大杀伤力。更何况菲永绝非孤例，在他之后，从左派社会党到右派共和党，再到极右的国民阵线，类似丑闻络绎不绝。正因如此，一俟选举结束，如何重建政治信任的问题必然被摆到台面上。甚至连马克龙上台之后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自己的亲信和政治盟友都未能幸免，因此相关立法就成为了兑现选举承诺、确立政绩标杆的当务之急。

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生活信任法案”最终于8月9日在国民议会以412票赞成，74票反对，6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正式通过。该法案由两部文本组成，一部是位阶较高的组织法，一部则是较低的普通法。主要内容包括：

- 限制裙带关系，禁止部长、议员和地方民选代表雇佣自己的亲属作为助理。具体而言，直接亲属（夫妻、同居伴侣、父母、岳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属于绝对禁止之列，非法雇佣可判处三年徒刑和45000欧罚款；除此之外的其他亲属关系（前任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侄子侄女等）不被禁止，但需要向“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理事会”和两院的职业伦理委员申报。“交叉雇佣”（其他议员或部长的亲属）行为也必须申报。

- “议员任职费用津贴”（IRFM）进行重大改革。议员助理薪酬将会被更加严格地审计，以确保真正用于履行职务；与此相应的是，议员助理这一职位将逐渐正规化，获得正式法律地位，不能由议员随意确定标准，也不能由院外游说集团来支付薪酬。

- 取消议员储备金（réserve parlementaire）制度，传统上这笔钱用来分配给议员，补贴同他们有关联的各个市镇或者协会，一直被诟病为有收买人心性质。2017年这笔储备金规模达到1.47亿欧元，而新法律生效后将逐步削减，直到2024年完全取消。

- 目前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需要进行财产公示，而新法律则更进一步，要求候选人对利益冲突和营利活动进行申报；此外，议员任职期间、或任职之前一年时间内不能开展咨询业务。部长人选确定之前，总统可以核实其税务状况和犯罪记录。

- 针对实施犯罪或有损廉正行为的公职人员，包括歧视行为、煽动种族、性别或性取向仇恨的行为，可以附加剥夺被选举权的惩罚。

- 授权政府创立“民主银行”（banque de la démocratie），并任命“信用协调人”，帮助各类选举候选人及其政党同银行进行协商，安排竞选财政，同时禁止欧盟之外的银行和信用机构向法国政党贷款。

亡羊补牢的产物

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案”显然是亡羊补牢的产物，它针对此次大选前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试图进行事后修正。菲永的“佩内洛普门”暴露出一部分法国政治精英利用制度漏洞，让老婆孩子从国库领薪而不干活（或者工作量同薪水相比严重失衡），变相增加个人及家庭收入，因此新法案将关系最密切亲属的划入禁区，断绝了这条财路。
此前的“任职费用津贴”的出发点是保障议员履行职务，理论上说，议员助理的工资应该从这一部分支出，但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不能确保真正用于履职需要，因此可以上下其手，尤其是通过雇佣亲属变成额外福利。因此新法案开始要求严格审计、实报实销。

此外，还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更加深层的结构性调整。法国虽然名义上实行权力分立原则，但在实践中并不彻底，一个典型例证是此前存在大量的国会议员兼任地方行政职务现象。2014年就有相关法律禁止这种职务兼任，2017年正式生效。取消“议员储备金”的举措，则是将议员同地方利益进一步脱钩，避免其慷国库之慨，用来在地方上收买人心。

而创立“民主银行”，则是试图让选举机制运行更顺畅，尤其防止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政党向外国政府或财团求援，导致外国影响力渗入法国政治。此前国民阵线试图从俄罗斯银行获取贷款，已经引起诸多警觉与质疑。

另一方面，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同时也是妥协的产物。相比马克龙阵营最初的高调姿态，最后通过的版本已经打了不少折扣，例如鉴于菲永在投入竞选时注册自己的咨询公司，招揽中东、俄罗斯等国客户，引发“利益冲突”的质疑，草案曾经试图完全禁止议员经营咨询业务，后来受到来自右派的阻力，不得不做出让步，仅仅禁止履职期间和“开始履职前一年内”开展咨询业务。此外，法案还删除了此前要求议员必须“司法案底清白”的条款，因为这相当于在履行公职的资格上施加了更多条件，面临着被诉违宪的风险。

无论如何，这部“政治生活信任法案”算是权力精英自己对自己开刀的举措。《世界报》社论甚至由此联想到1789年的“八月四日之夜”，在这个著名夜晚，法国贵族决议放弃旧制度下的各项特权，成为大革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世界报》认为，虽然这部“八月九日法案”的意义不能和“八月四日之夜”相提并论，但至少同样具有特权阶层自缚手脚、自我节制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