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肯·福莱特：他的书为何在全世界卖出了1.5亿册

“我亲吻了她。”

这是作家肯·福莱特的一个玩笑。“她”是智利女小说家伊莎贝·阿言德。当和腾讯文化作者聊起《巨人的陨落》英文版出版后的一次美国行时，67岁的肯·福莱特说，阿言德是他很喜欢的智利女小说家，两人同龄。那次他去美国参加美国国家图书节，阿言德也去了。能遇见她，他很激动。“所以我就对所有人说，我亲吻了她。”

肯·福莱特 拍摄：Olivier Favre

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幽默。可肯·福莱特绝不会承认他是个英国人，他会骄傲地说他是威尔士人，而且是威尔士煤矿工人的后代——尽管如今的他已是畅销小说大师、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2007年，他有关二十世纪历史的巨著“世纪三部曲”，仅版权预付金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他有20部小说被译成33种语言，累计总销量超过了1.5亿册，这一数字非常惊人。

今年5月，《巨人的陨落》中文版问世。它是“世纪三部曲”的第一部，分三卷，有58.8万字。它以一个威尔士年轻小伙子比利第一天下煤矿的故事为开端，书写了横跨威尔士、英格兰、美国、德国、俄国五个家庭的故事，再现了一战前后的壮阔波澜。

围绕此书，12月7日下午，腾讯文化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对肯·福莱特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写“世纪三部曲”是受莎士比亚启发

腾讯文化：“世纪三部曲”从一战、二战到冷战，写出了五个家庭的跌宕命运。可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项目。你为什么给了自己这样一个巨大的挑战？

肯·福莱特： 写“世纪三部曲”的背景是这样的：10年前，我想找一部描述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但没找到。我想，哈，还没人尝试过写有关整个世纪的小说——除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用八部戏剧讲了整个十五世纪英国王室的故事，从理查二世写到了理查三世。

那时伦敦的皇家莎士比亚戏剧学院正好决定，在一个周末连续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周四《理查二世》，周五《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周六《亨利六世》 ，周日《理查三世》。同一剧组的演员在不同的戏剧里演不同的角色。你可能会说，这么多的莎士比亚在一个周末一起演有点太多，可我当时觉得太棒了！我想，莎士比亚可以写，我也可以写。

当然，莎士比亚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剧作家，所以对我来说，“世纪三部曲”这个项目的挑战很大。刚开始，我其实并不知道能否完成它。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去迎接这样的挑战的？

肯·福莱特：为了完成“世纪三部曲”，我花了整整7年时间。首先，我必须对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充分了解。其次，一部好的小说必须用一些中心人物来讲故事。我开始想讲三个家庭的故事，可是后来觉得不够，就用了五个家庭——这对读者来讲也够多了，但还是可以记得住谁是谁。

写的时候，我的确觉得很难，有时有点招架不住。我想，如果不行，我就召开一个记者会，说这个项目做不了，到此结束吧。但第一部小说问世后非常成功，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青睐。后来的两部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读者非常喜欢追随这些家庭的故事，从一部小说读到另一部。

腾讯文化：开始写“世纪三部曲”时，你是已经想好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还是一边写一边构思？

肯·福莱特：我花了6个月，写了整个故事的大致提纲：这五个家庭中的人物在一战、俄国革命、二战、冷战、共产主义政权崛起、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水门事件、肯尼迪遇刺等事件中怎么生存，命运怎么交叉。在整个项目中，这可能是最有挑战性的部分。这个大纲起先很粗略。当时我想，这个大纲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完善下去，我还是开始动笔吧。

当然，一边写，我还必须一边构思新的内容。比如在《巨人的陨落》结尾，每个主人公的家庭都生了两个孩子——我需要有新的人物来讲下面的故事。再比如，在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感到必须把美国的黑人民运写进去，所以第二部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就成了黑人，她的儿子则成为了第三部小说中参加民权运动的主人公乔治。

腾讯文化：《巨人的陨落》写到威尔士矿工家庭出身的姐弟、威尔士贵族兄妹、美国白宫的年轻助理、痴情的德国情报官、俄罗斯孤儿兄弟。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彼此关系错综复杂，故事颇有戏剧性。比如来自矿工家庭的艾瑟尔和贵族菲茨的私生子出生时，后者与俄国公主太太的孩子也同时出生；在一战中，菲茨的妹妹和敌对国德国的情报官经历了曲折的爱情；俄罗斯兄弟中的一个成为第一代马列主义者，另一个漂流到美国。这些人物是有生活中的原型，还是你从无到有创造的？

肯·福莱特：有些有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比如刚才说的乔治，他的原型是美国乔治亚州的国会议员约翰·路易斯。俄罗斯兄弟一个去美国一个参加俄国革命，也是基于我一个朋友的母亲和她两个兄弟的真实故事。

而大多数的人物不完全有生活原型。在一战时，有像艾瑟尔和茉黛这样的女性参加早期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但她们的人物故事和性格是我创造的——我构想出他们每个人的生活。比如出身低微的艾瑟尔与贵族菲茨热恋，生下私生子，后来被抛弃，再后来和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结了婚……这样的戏剧性故事是我构思出来的。

但它们的背景都是真实的。平民艾瑟尔和贵族茉黛越过阶层和身份的差异，因妇女运动成为朋友，这是历史事实。

腾讯文化：那我们就来说说女权运动吧。为什么你用那么多篇幅来描写女权运动？

肯·福莱特：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问自己，二十世纪有哪些重要事件。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男女平等，女性得到了独立与解放。此前的几千年来，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属品，被认为感情用事，不用头脑思考。所以男性指挥女性，女性必须服从男性。

这也与我的亲身经历有关。在我上学时，所有的女孩数学都不好。一开始男孩女孩一起学数学，到16岁可以选择继续或放弃数学时，选择继续学的全是男孩。而现在，数学考试中女孩领先于男孩已是公认的事实。这是不是很奇怪？过去的女孩为什么数学不好呢？几千年来，女性很顺从地接受比男人低的地位。二十世纪不同了，人们开始思考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其实女权运动的过程是非常曲折和艰辛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如火如荼时遇到了很多阻力，当时所有媒体都痛斥这个运动。因为这些艰辛和曲折，这个题材会非常吸引读者。而最终，我想体现女权运动的胜利。

“我希望我书里的字都是透明的”

腾讯文化：在你的小说中有很多历史人物，比如一战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丘吉尔、列宁、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有你塑造出的五个家庭的人物。有一些评论文章说这些历史人物在小说里有点别扭，不太真实。你是怎么平衡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和虚构性的？

肯·福莱特：我在写这些历史人物时非常小心。我不会去描写历史人物头脑里在想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创造的人物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可以让后者去猜测前者，尽管我不会直接去描写。

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当我写到一个创造的人物和一个历史人物对话时，情况就比较微妙。比如在《巨人的陨落》里，菲茨去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他们之间有一个对话。菲茨说：“那些布尔什维克在英国到处流窜，散布共产主义言论……你应该把他们驱除出境……”首相说：“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比我们更会损害共产主义的名声。共产主义从远处看很诱人，但如果英国中产阶级越了解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会越不喜欢。”首相的这番话是从他当时手写的信中摘出的。在这里，这个对话是我编的，但首相说的内容是他当时真实的想法。

腾讯文化：听说你雇了8个历史学家来考证你的小说对历史描述的准确性。

肯·福莱特：完成一部小说后，我就会寄给那些历史学家去读。我花钱雇他们，是因为我希望他们很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看到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的书中写到主人公当时在吃巧克力，但当时还没有巧克力，他们会告诉我，然后建议我改成一个类似的但当时已经有了的东西——无论我看多少历史书，做多少研究，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历史专家对一个专门话题知道得多。

腾讯文化：你的小说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巨人的陨落》首次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首榜。你写畅销书有什么诀窍吗？你怎么牵动读者的心弦？

肯·福莱特：我想，一部好的小说会让读者沉浸其中，为其中的人物动情，急于知道书的下一页会发生什么。如果小说中出现悲痛的事，读者要感到痛苦甚至流泪；如果小说中的人物面临危险，读者要心跳加速；如果有很性感的场景出现，读者要心潮澎湃；如果写到仇恨，读者要感到“我要杀了他！”我希望在读我的小说时，读者有一种身体和情感上的反应，好像他们身入其境。其实小说所要描写的情感都很简单：爱情、痛苦、担忧、害怕、嫉妒、报复……一点不复杂，不难懂。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用词造句方面的技巧。我会选一些常用或易懂的词汇。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希望一个句子读者需要读两遍，所以我的小说是表达得相当清楚的。我不希望读者看不懂我在写什么，甚至我希望读者忘记他在看书。

我经常说，我的小说就像一扇窗，读者不是在看窗，而是从这扇窗里看风景。我希望我书里的字都是透明的，读者忘记我的写作特征，专注于感受情节。

腾讯文化：你不得不承认你非常擅长写性爱场景，它们真实、扣人心弦，这也可能是你小说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你同意吗？

肯·福莱特：写这些场景就像我写其他场景一样，需要有戏剧性。单单描写性爱场景会非常单调，我觉得在这个场景中的人物应该有其他情感，比如“紧张”。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做爱时会比较担心，比如是第一次啊，或者两个人吵架和好了呀，所以我就会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这样的描写就比较有意思。

还有，那个年代人们的爱情和性爱有很多阻力：贵族阶层的女性出门要有侍佣陪，不同阶层之间的爱情不被承认，战争中的爱情更困难。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可以单独在一起，但他们渴望这样做（人性在这方面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把性爱场景变得非常戏剧化。在《巨人的陨落》里有一个场景：茉黛和恋人沃尔特在晚餐桌上争论伏尔加河是否流经布加勒斯特，然后两个人跑到餐厅隔壁的图书馆去查，其实他俩是想单独在一起。

 “我就是喝香槟的社会主义者，那又怎样？”

腾讯文化：你毕业后当了记者，这对你以后的写作生涯有无影响？

肯·福莱特：五年的记者生涯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每天要写稿子，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必须写下来。东西写得越多就越容易，写作便成为一种习惯。

可是有一个方面很不同：做记者，一个故事的长度必须在10-12句之间，所以我习惯了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可是写小说就不一样了。读者不希望看一篇新闻稿，他们想要被拉进场景，能闻到气味，尝到味道，所以我必须放慢速度来讲故事。这最初是有点难。现在我写的是超长篇小说。

腾讯文化：你的太太芭芭拉曾经从政，是一位国会议员。听说你们也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朋友。

肯·福莱特：我知道布莱尔在中国很有名，几年前还有过和邓文迪的花边新闻。老实说，我和芭芭拉都不太喜欢布莱尔。我们都很喜欢布朗，芭芭拉还在布朗政府内阁担任过文化部长。布朗非常聪明，在公众面前的他和私下的他不太一样。私下里，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腾讯文化：有媒体给你戴上一顶“喝香槟的社会主义者”的帽子。“喝香槟的社会主义者”是讽刺你其实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资产阶级吗？

肯·福莱特：在我的小说畅销之前，我就喜欢喝香槟酒。当然，我是煤矿工人的后代，是工党。但是我不会去争论，媒体总给所有有开放思想的成功人士戴上这样的帽子。我只会一笑置之，说：“我就是，那又怎样？”

腾讯文化：听说你会演奏贝斯，还有一个乐队。你平时演奏吗？

肯·福莱特：是的。我们乐队有四个人，有时还有一个歌手，我们一起玩音乐已经25年了。几乎每周一的晚上，我们都在录音室排练。每年我们会演出两三次，为慈善晚会等。明年十月，我们会去法兰克福书展演出。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书展，我每年都去。在去年的书展上，企鹅出版社的老板邀请了我们。

强烈反对脱欧

腾讯文化：你得知英国脱欧后，有什么反应？对特朗普选举获胜呢？

肯·福莱特：我对脱欧感到恐惧和震惊，我强烈反对脱欧。我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内——在欧洲大陆，我有上百万的读者。我认为脱欧会对英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脱欧带来的种族歧视也让我感到非常恐惧和反感。“脱欧派”其实就是不喜欢外国人。我不是英国人，我是威尔士人，英国人的傲慢真是令人厌恶。

我对特朗普的当选也极其恐惧。我的太太芭芭拉有一个9岁的外孙，他住在洛杉矶，是黑人混血儿。过几年，我们必须告诉他不能在洛杉矶街头乱跑。他会问为什么，但我们怎么向他解释？因为他有黑色的皮肤，和白人孩子不一样？所以脱欧很可怕，特朗普很可怕。

腾讯文化：对于世界的未来，你悲观吗？

肯·福莱特：我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比如人的自由流动和开放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过去的五百年里，比较开放的国家（比如荷兰这样的小国）能如此富裕和强大，就是因为它们的贸易和移民开放政策。比利时也一样。只要有开明的人和政策，我们就有希望。

我想，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这些极右的保守政策是极其有害的。这些“脱欧派”的英国人是在危害他们下一代人的未来。他们的孙子孙女将来可能想去米兰或巴黎工作，现在我们马上可以去，可是脱欧后就会很困难，因为需要工作签证了。

腾讯文化：中国从来没出现在你的小说里，你对此有计划吗？

肯·福莱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对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很着迷。我读过《红楼梦》，对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也很感兴趣，当时英国人在中国干的事使我震惊。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同样有意思。我在伦敦有一个朋友，他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英国人，他4岁之前都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度过的。像这样的故事对我的吸引力很大。而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变化……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中国，因为我对它还不够了解。如果要写，我还必须多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