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经济史学系举办第四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传统经济发展博士生学术会议

魏明孔发言

第一阶段会议现场

会议第一阶段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 周建波 教授主持。

福建师范大学 谢重光 教授以“怀海教规改革与中国佛教制度和寺院经济的中国化”为题作报告，他探讨了唐代高僧怀海对佛教教规的改革所推动的佛教转型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深远影响。怀海通过制定《百丈清规》，推动了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了僧侣生活与农耕生产的结合，增强了佛教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一改革不仅促进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还增强了佛教的社会适应性和传播力，为佛教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开大学 何孝荣 教授以“明代寺院经济研究——以南京八大寺公田租税纠纷与诉讼为中心的考察”为题作报告，他聚焦于明代寺院经济，以南京八大寺为例，深入分析了南京八大寺经历了明代前期皇权保护与寺院经济强盛、明代中后期税增租减与寺院经济萎缩、明代后期清田定租与寺院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变化过程，其间曾爆发多次经济纠纷与诉讼，八大寺甚至陷入“寺废僧穷”、寺院经济衰微的境地。何孝荣教授指出，八大寺寺田纠纷与诉讼以及寺院经济一方面代表和反映了明代南京寺院经济的皇权强力护持的国家寺院经济特色和强盛状况，另一方面可以窥见整体上明代南京寺院经济衰微的景象。

安阳师范学院 许效正 教授以“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有权”为题作报告，他系统探讨了清末民初佛教寺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佛教寺产的判定标准问题和佛教寺产保护的起始时间问题，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分析了该时期寺产所有权的形成、政策变迁以及相关实践，揭示了佛教寺产在清末和民初两个时期所面临的不同法律挑战，以及寺产所有权在维护寺院独立性和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中的重要作用。

衡水学院 王文书 教授以“唐宋借贷信用伦理与‘因果报应’观念”为题作报告，他探讨了唐宋时期借贷信用伦理与因果报应观念的关系。王文书教授首先梳理了“因果报应”观念从先秦到唐宋的发展轨迹，包括先秦的朴素观念、西汉的天谴说、道家的承负说以及佛教的三业三世六道轮回说。他分析了这些观念在唐宋借贷活动中的体现，如好借贷与坏借贷的报应差异。报告还探讨了因果报应观念融入信用伦理的原因及作用，指出其在维护金融交易诚信、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进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成都大学 周上群 助理研究员以“明代寺院赋税探析”为题作报告，她深入探讨了明代时期寺院赋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寺院经济的影响。周上群助理研究员指出，明代政府对寺院实施了复杂的税收政策，包括田赋、徭役等多种税种。寺院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土地、财产均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报告通过详细分析历史文献和案例，揭示了明代寺院在应对赋税压力时采取的策略，如土地数量、租额的明晰，免税特权申请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她还提出赋税带来的财务压力迫使明代寺院变得更加商业化，因而对佛教和社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晋中学院 王国棉 副研究员以“明代五台山寺田及其控制权的争夺”为题作报告，她重点探讨了明代五台山寺田及其控制权的复杂争夺。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其寺田不仅关乎宗教活动，还涉及经济利益与权力博弈。王国棉副研究员详细分析了明代时期，政府、僧侣及地方势力如何围绕寺田控制权展开激烈竞争。通过历史文献与实地调研，揭示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五台山寺田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为研究明代宗教与世俗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云南师范大学 黄海涛 教授和博士生黄明杰以“南传佛教财富观相关问题探究”为题作报告，他们聚焦于南传佛教的财富观，探讨了其独特的宗教伦理与经济管理理念。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展示了南传佛教对财富的态度、积累与分配原则，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信徒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责任。报告强调了南传佛教财富观在促进社会和谐、减少贫富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与适应性问题，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伦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北京大学 周建波 教授和硕士生姜政希同学以“中古佛教传播与赋税制度变革”为题作报告，他们系统论述了中古时期佛教传播对中国赋税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佛教的广泛传播不仅改变了民众的精神世界，还通过其独特的慈善机制与社会组织方式，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在中古乱世，佛教发挥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在隋唐大一统时期，佛教则促进了均田制、义仓等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高了政府的公共品供应能力。同时，报告揭示了佛教与国家制度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社会共同体观念，为理解中古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视角。

此外，中国佛学院博士生 义慈 提交了论文“佛教与民生经济：从历史实践到现实启示”，在评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逐一评议。

第二阶段会议现场

会议的第二阶段由衡水学院 王文书 副院长主持。

北京大学 周建波 教授以“佛教信仰与中国金融业发展”为题作报告，他从佛教信仰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古时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脉络。周建波教授指出，佛教信仰在推动中国金融业社会化、信用借贷及市场边界拓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比中国本土金融与印度寺院金融的差异，他揭示了佛教寺院金融在中国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其依托的宗教理念、社会化融资模式及高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报告还详细分析了寺院金融在中古时期的具体运作方式，如质押借贷、信用借贷及慈善活动等，并强调了这些金融活动对恢复社会生产力、促进民族融合及推动社会统一的重要贡献。整体而言，该报告为理解佛教信仰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见解。

四川大学 徐跃 教授以“清末四川兴学一种筹费的方式：砍伐庙树”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在清末四川庙产兴学过程中，作为庙会公产资源之一的庙树，在各地都曾被砍伐，以为修缮、营造学堂之用，或筹作学堂运作经费。在不同地区，砍伐庙树的目的和特点有所不同。同时，砍伐庙树过程中存在的弊混谋利情况，引起了大量的冲突和诉讼，反映出清季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民众及民众团体在传统的习惯、仪式和信仰问题上常发生的对抗。徐跃教授从侧面切入，探讨在清末新政改革时期，在乡村社会举办新式教育与传统乡村社会的习惯和文化的冲突，增加了对晚清地方学务运作过程和近代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解。

华中师范大学 付海晏 教授以“近代中国寺庙财产调查与统计述略”为题作报告，他重点探讨了近代中国寺庙财产的调查与统计情况。报告指出，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寺庙财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多个地区寺庙的实地调查和详细统计，初步揭示了寺庙财产的规模、构成及管理方式。付海晏教授分析了政府、社会团体及寺庙自身在财产管理中的角色与互动，展现了寺庙财产在近代中国复杂社会背景下的演变过程。这一研究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 曾江 讲师以“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与居士实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为题作报告，她围绕民国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展开，重点探讨了居士实业家在这一运动中的经营管理思想。报告指出，民国时期佛教面临严峻挑战，但居士实业家积极参与佛教复兴，组织居士团体推动佛教社会化发展及“佛教救国”。居士实业家以佛教思想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来源，将佛教理念引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展现了佛教与现代社会融合的新路径。

山西省繁峙县砂河中学 岳文飞 老师以“权威消长：以光绪中‘贤知县’与‘恶喇嘛’的历史书写为例”为题作报告，他以光绪年间《五台新志》为例，探讨了地方志中“贤知县”与“恶喇嘛”形象的历史书写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岳文飞老师指出，地方志作为研究区域社会的重要史料，其记载往往受到当时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对光绪《五台新志》中贤知县”与“恶喇嘛”故事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晚清时期五台山地区知县与大喇嘛之间权力消长的社会现实。他还讨论了皇家对五台山及其大喇嘛影响力的变化，以及知县在寺院系统中权威的不断拓展，为理解区域社会权力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 游彪 教授以“宋代‘禁寺观毋市田’新解”为题作报告，由于史书记载模糊不清，导致学界对两宋时期“禁寺、观毋市田”的法令出现不同的理解，不少学者认为是法律执行不力，才出现了寺观大量买田的事实。他结合历史文献和具体案例，揭示宋代只是禁止寺观买百姓田产，而不是所有田产，且有逐渐放宽的趋势。游彪教授指出，这一禁令的颁布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其目的主要是限制百姓将田产卖给寺观以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基于此，他认为，所谓宋代“不抑兼并”的说法有待进一步商榷。这一新解为理解宋代宗教政策、经济制度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川大学 王大伟 研究员以“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嚫’”为题作报告，他详细论述了宋元禅宗清规中的“嚫”制度。他解释了“嚫”作为禅宗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用途及管理方式。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禅宗宗派和地域间的嚫制差异，揭示了禅宗清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适应性变化。王大伟研究员指出，嚫制度不仅促进了禅宗寺院的自给自足，还加强了僧侣间的经济联系和宗教认同。他的论述对于理解宋元禅宗寺院经济、宗教文化及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博士生 鲍璐斌 报告了关于埃及贝雷尼克古城的最新考古发现，重点聚焦于新出土的“佛像”。他介绍了贝雷尼克古城在罗马帝国时期作为远洋港口的重要性，并详细描述了考古队在该城神庙中发现的“佛像”特征及其文化意义。鲍璐斌指出，“佛像”的发现对于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和佛教传播路径具有重大价值，不仅揭示了贵霜帝国犍陀罗式造像艺术与罗马帝国埃及行省的紧密联系，还暗示着公元1-2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深度和广度或许远超当前认知。该报告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