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闻】叶晓锋：《汉帝国的目光：语词、观念与语言考古学》

与时间对望：寻找困在语词中的汉帝国

当时间这座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汉帝国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奇观，悄然诞生。作为一名卡尔维诺的忠实读者，我被《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虚构的与忽必烈的对话深深吸引。这部作品中，卡尔维诺借马可·波罗之口，向忽必烈描述了一系列虚构的城市，这些城市各具面貌。在阅读汉帝国的文献时，我经常遐想，我能不能是汉武帝的马可·波罗或卡尔维诺？

在这场穿越时空的探险中，汉帝国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汇聚，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想象与语言现实交织的多维空间。每一段史诗般的记载，每一个古老的语词，都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立体的汉帝国。在这里，汉武帝的历史传奇与史官的书写、经师的阐释、读者的阅读接受交错，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历史画卷。

在那漫长而曲折的丝绸之路的语言景观之旅中，我的目光逐渐沉浸于汉帝国那层历史的迷雾之中。在追寻那些时间长河中漂泊的语词和知识的过程中，我仿佛成为了一位穿梭于古今之间的旅者，与那巍峨而神秘的汉帝国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本书名为《汉帝国的目光》的书，无疑承载了我的凝视与遐想，但我更希望它能成为一扇窗户，由此，我的读者可以一窥汉武帝以及汉代精英们眼中的世界图景。它是一次旅程，一次神游。通过语言考古学，我试图抵达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汉帝国，探索那些被历史书写又被历史遗忘的帝国往事与真相。

汉帝国遗留的诸多语词背后藏着许多未被完全揭示的故事。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波罗，我在历史的迷宫中穿梭，试图捕捉那些逝去的影像和声音。在这些历史与语词的碎片中，我发现了语言的力量与脆弱——它能构建宏伟的帝国，也能在瞬间将一切化为虚无。基于误读的语词的阐释，可以赋予读者一个想象的帝国，也会消解一个真实的汉帝国。

通过这次神游，我更深入地理解了汉帝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触摸到了时间的灵魂、历史书写的本质以及语词的困境。

温州很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从这里向世界出发。

这是我经常跟学生们说的。

12年前，我从复旦博士毕业来到温州大学，也正是那时，开始从熟悉的汉语方言、音韵学和汉藏语转身，进入新的领域——丝绸之路语言。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刚开始学习印度梵文的激动和挫败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是我的学术探索常态。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学术让我有如此多的受挫感，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比学术让我感受如此多的惊喜、如此多被光点亮般的欣喜。温州和中国是我故乡，世界是我的另外一个故乡。每一次出发，我都不停回望中华，每一次回归又被远方的乡愁牵动，憧憬着再次出发。

温州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温州人，自古以来，就如同游牧民族，四海为家。在公交车上、地铁里，甚至高铁上，他们的话题游弋于世界各地——南美的热情、匈牙利的古韵、俄罗斯的辽阔。这在外人眼中或许是天方夜谭，但对温州人而言，这是日常。他们的生活，仿佛重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风貌。

我的表哥在上海，姐夫在山西，堂哥远在广西。这样的分布，宛如古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每逢佳节或危机，他们从四方云集，共商家族大事，同舟共济，探讨未来的发展机遇。这种生活方式，与古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境遇相似，平时四散漂泊，却能在关键时刻迅速聚集，共同面对挑战。这也是我阅读古代游牧民族历史时经常会有的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

但在这样的生活背后，温州还有另一种平淡的状态：定居生活，或农或海，谋食于山海之间，收入相对微薄，却代表了温州农村生活的另一种状态。这两种生活方式，共同绘制了这个时代丰富多样的社会图景。

在古代的天幕之下，漂泊与定居俨然构成了一幅历史的双面绣。匈奴，以四海为家，漂泊于天地间；而汉帝国则如一位耕耘者，扎根于亚欧大陆的东部。这两种生活状态，一如南方与北方的永恒对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模式。游牧民族的自由漂泊与农业社会的稳固生活，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差异，更是两种生态模式和生计方式的竞争。在这历史的轮转中，不存在对错，只有时间的悲歌。

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一直非常喜欢：“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温州的日常，是历史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妈妈坚信基督教，而姑父是个充满歧义和矛盾的资本家，三伯父则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温州，就是一个微缩的历史舞台。温州的多元日常，也是我许多遐想的出发之地：除了汉帝国之外，也有佛教、近东文明、马克思、语言的巴别塔。

公元前后的亚欧大陆东部，大汉在南，匈奴在北，汉帝国是农耕文明，而匈奴帝国是游牧文明。在研究汉帝国时，我不仅在探讨历史，也在寻找自己村庄的影子。村庄与帝国，似乎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奇妙的对应。

汉高祖刘邦开启了汉朝这一重要篇章。汉朝的崛起，是楚国视角的延续，同时也标志着南方亚洲叙事第一次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南方亚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具有语言和文化意义。相对而言，我们对南方亚洲的语言与文化关注更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师友中，有许多来自亚洲南方的民族，能与他们同学共事，本身就是绝佳的南方亚洲的人类学考察和学习。

以南方亚洲作为背景来审视汉帝国开创者及其帝国的历史特质，我们试图从这个角度解读其背后丰富的历史语境。例如，不周山的神话，以及汉代众多的神山、仙山，都是在这个视角下的新解。对亚洲乃至欧洲神山、圣山名称的归纳，不仅可以启发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更可能是观察早期人类迁徙历史的一个崭新视角。从南方亚洲角度挖掘汉帝国的历史特质，是本书重点之一。

匈奴帝国的研究，最初源于我和金文兵老师——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后裔的讨论。通过历史语言学的亲属名词比较，我惊奇地发现，匈奴王族与希伯来、阿拉伯等近东人族群竟有着不可思议的亲缘关系。一般认为，近东的闪含民族到唐代才开始进入中国，根据本书的研究，至少可以上推到战国。匈奴是汉帝国的一面镜子，借着匈奴的线索，建立汉帝国和近东文明之间的关联，我们进而发现，闪含语可以解释汉代许多突然涌现的神话专名和语词的语源。

西王母的神话，一直是汉代历史的焦点和难题。她究竟是谁？她的故事是中国本土的传说，还是来自外界的影响？从全球女神历史的角度出发，综合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女神，特别是近东的女神，我们试图探索一个更有全球史意义的答案。

从我幼年开始，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一直不好，我经常陪着她求医问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多医德高尚的医生。由此，我对中医甚至医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学习印度梵文时，我开始了解佛教和印度医学。现在回头看，这是一种遥远的回响。

通过语言学考察古今的医学和身体、疾病知识，本身是一种探索实践。我发现，扁鹊和华佗，分别对应梵文中的两个词语：bhishag（医生）和vaidya（医生）。扁鹊和华佗在汉代历史叙事中反复出现，解读他们，不仅是语言学比较的乐趣，更是佛教、西域医学与华夏医学交流的见证。从丝绸之路交流的角度看，这也更能理解春秋战国时期身处西边的秦国医学水平为何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