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6 月 7 日是忙碌的一天，上午出国际门诊，中午胡乱扒拉了几口饭后，要做一台卵巢癌手术，手术后还要按照医务处安排去良乡医院为一位急诊开颅术后病理为绒癌的患者会诊。
像大多数卵巢癌手术一样，困难而顺利，下台后赶紧冲个澡，匆匆来到大门口找到患者家属，准备去良乡。家属表情有些惶然，嗫嚅道：万大夫，您先给您夫人打个电话吧，您家里出事了。
我心头一沉，肯定是我爸爸去世了。
我打电话给太太，证实了我的想法。又致电妹妹，妹妹说，爸爸一点左右突然不行了，很快就过世了，衣服已穿好，根据爸爸生前捐献遗体的意愿，青岛医学院已经派人来拉遗体。
不抢救和捐遗体，是老爸给我打的屈指可数的电话中最后两次的内容。我都同意了，也都签了字。我也给作为同辈大哥的堂兄打了电话，解释了我们遵从老爸意愿的决定。
三天前的周末，我回青看望老爸，老人见到了我，又和远在国外的孙子视频通了话，最后说「我很满足」，之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
老爸 86 年的岁月，走到了终点。
从此，我成为了失去父亲的孩子。
老爸的绝症是一年半以前出现的，当时妹妹电话说老爸发黄，我让查了个胆红素，二百多。
我说，坏了，肯定是胰胆部位的恶性肿瘤。赶紧安排朋友给做了影像学检查，结果考虑为壶腹癌。
妹妹骗爸爸说可能是胆囊炎，老爸说什么胆囊炎既不痛也不烧。我跟妹妹说，他是大夫，你怎么能够骗得了他。
况且，我是支持患者知情的，包括我的医生爸爸。
我和相关专业的朋友作了讨论，也和爸爸做了沟通，鉴于爸爸高龄、体弱，难以耐受高强度治疗，而且该类治疗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决定采取姑息治疗，安放支架，减轻痛苦。
安放支架后，老爸的情况大有改观，老爸很满意，我们感叹医学的进步，在这以前，这种病人只能做外引流，很痛苦。
我对老爸说，你和老妈都享受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她换了关节，你放了支架，都提高了生活质量。
不过，我们都知道，癌瘤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之后老爸因支架堵塞又换了一次支架，身体日益衰弱，虽然并不疼痛，但是自理能力越来越差了。老人知道来日无多了，就专门致电我要求办理遗体捐献手续。
我怕爸爸是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而提出捐献遗体，因此我说让他再考虑考虑，我们不怕麻烦，也不怕花钱，搞墓地也很方便。但是只要他就是愿意捐献遗体，我们也会全力支持。
后来妹妹告诉我，老爸跟她说，自己虽然做了一辈子医生，但也没有为医学做出什么贡献，希望死了以后，为医学做最后一次贡献。
我让妹妹赶紧去青医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老爸知道一切都已办妥后，很欣慰。
老爸所说的话，以前在文学报道中见到过，总觉得是作者的刻画，未必真实。这一次，是自己的老爸亲口所说，我真的是感动到泪水夺眶而出。
我其实很不了解自己的父亲。
我是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直接从姥姥家来到北京上大学，从此离开了故乡青岛。
虽然父母家和姥姥家相距不足一公里，但我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平日里父母忙于工作挣钱养家，偶尔来姥姥家看看我和妹妹，我们和父母的亲近程度是远远比不上和外祖父母的亲近程度的。
记忆中的父亲，有些阴郁，有些慢条斯理，因为早秃，四季总爱带着帽子。
我上学时很是调皮，经常被轰回家叫家长，老爸就得请假去学校听老师教训，回来再调理我，说理为主，有时也配合上扇几巴掌屁股，其惨烈程度是无法跟老妈的棍棒教育相比的。
老爸和老妈的婚姻是时代的典型，持续性斗而不破，阵发性破而复合，真难为他们在这种婚姻中生了三个孩子，并且供养了没有工作的姥姥、奶奶和只有 12 元退休金的姥爷。
这种生活是艰难的，每到秋天，姥姥都会照例腌一大坛子咸菜，我人生的第一个化学知识就是去化工商店买苯甲酸钠用于腌咸菜防腐。父母会定期拿走一些咸菜，用油炒了，作为日常主菜。
老爸在单位被称作「老八路」，因为他总是穿着洗得退色的衣服，主菜总是咸菜。偶尔我去老爸医院，老爸会买个肉菜给我吃，同事们路过会惊呼，万大夫今天儿子来了，改善生活了。
这些事情，幼小的我那时并没有多少感触。现在回忆起来，却是痛彻心扉。
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花费，但温饱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每到过春节时还会得到新衣服，偶尔还会得到塑料喇叭、小铜锣之类的玩具，这一些都是父母辛勤工作省吃俭用换来的啊。
幼小的我们，那时并不能体会父母的不易。
记忆中的父亲，有些懦弱，特别是在他的兄姊那里，总是唯唯诺诺。幼年失怙的他不得不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子承父业当了大夫。作为一名儿科医生，父亲平日里和声缓语，阴柔有余，阳刚不足。
我上大学时，是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从中学走进海淀区大学集群各路思潮的海洋中，各种意气风发，各种舍我其谁。父亲很是担忧，劝我不要惹事，不要参与政治活动。我有些不屑。
老爸问我，你知道我曾经被打成右派吗？
我似乎有些耳闻，但并不清楚，家里人通常不提此事。
老爸有些犹疑地的讲了一下他的右派经历，因耻辱而有些吞吐。
老爸算是贫下中农出身，又赶上新社会把他送到青医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对党心怀感激。在被号召给党提意见时，就积极响应号召给提了意见。然后，老爸水到渠成地成了右派，被赶到了月子口水库工地劳动改造。
从此，曾经敢于向毛主席提意见的青年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远离是非与纷争。
作为 60 后，年逾半百的我也经历了诸多惊涛骇浪乃至血雨腥风的政治事件，或远观，或亲历，有激情，有哀痛。
迄今，我未必比老爸更勇敢。
老爸的另外一个愿望就是不要做抢救，我很赞成。虽然我很愿意付出努力挽救老爸，但父子一场，终有一别。既然必须永别，我希望这个过程中老爸的痛苦越少越好。老爸也是这个意思。
老爸疾病的痛苦时刻主要在最后的近一个月，癌瘤造成了十二指肠的梗阻，虽然放置了十二指肠支架，但效果并不好。靠静脉营养 + 胃肠置管营养 + 止痛，老爸熬过了生命的最后日夜。
老爸曾跟我说，希润，帮帮我早些结束，我不要痛苦。
如果有安乐死，我一定会同意。
我不愿我的爸爸忍受痛苦。人生终有一别，唯求苦难舒缓。
然而，法规使我无能为力。我只能拒绝任何有创抢救，拒绝不必要的药物升压强心等措施，尽可能地使用止痛药物，让老爸的痛苦少一些，短一些。
所幸，我部分地做到了。
老爸离去了，解脱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满足」，我感到些许心安。
我继续去良乡会诊，他活着的时候，我帮他做出最合适的决定，他过世了，我们继续生活，直到我们也走到彼岸。
一路上，挥之不去的画面是，我和爸爸去海水浴场洗海澡，爸爸在笑；我过年回家爸爸用胡子扎我，爸爸在笑；我和爸爸去台东浴室洗澡后喝羊肉汤，爸爸在笑……
老爸，你其实还是挺爱笑的。
老爸把他的遗体捐给了他曾经受教过的青岛医学院，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他为医学做的最后一次贡献。
像我一样，他朋友圈的基本面是他的患者与家属，有些家庭，三代都是他的患者。他曾经是内科医生，后来做了儿科医生，但原先的内科病人依然愿意找他看病。
这就是一个医生的普通一生，他的一切都与医院有关，他提供医疗服务，他靠医疗谋生，他的儿子做了医生，他的遗体捐给了医学院。
没有葬礼，没有亲朋好友的到场，妹妹和堂兄帮他把衣服穿好，戴上他心爱的帽子。青医来车把他接到了医学院。
在那里，医学和他，相互致敬。
每年春天，青医会组织医学生在纪念林里举办向大体老师致敬的仪式。如今老爸也成了大体老师中的一员，希望那里的学子们能够善待大体，努力学习，不负前辈。
本文作者：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万希润教授。
其父万同泰，生于医学世家，为资深儿科医生。在万老先生去世前，他留下了最终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母校——青岛医学院，为医学事业作出最后贡献。2017.6.7 万老先生去世，其子随后完成了父亲的心愿，将父亲遗体捐出。
本文由万希润教授授权丁香园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