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查尔斯·泰勒｜节选自《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 译
现代社会已经日渐进朝向更大的同质性和更大的互相依赖，以致局部性的共同体丧失其自主性、甚至其“身份”。然而，重大的差异依然存在；只因同质性的意识形态之故，这些差别特征对拥有它们的人不再具备任何意义和价值。
同质化因而增加了少数人的异化和怨闷。而自由社会对此社会的第一个反应却重蹈覆辙：
努力各项规划以消除贫穷，同化印地安人，把衰退区域的人口迁出，将都市生活方式带到乡间等等。
激进的反应则是将这疏离感转化成对“绝对自由”的要求。其用意是要创造一个使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目前“在外的”群体在内，都充分参与与决定的社会，借此克服异化。
然而，这两种解决途径只是使问题更恶化而已，因为问题是同质化已经破坏了人们先前借以确定自己身份的共同体或特征，而又未拿任何东西来取代。起而弥补这几乎到处可见的罅隙的是种族或民族的认同。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变成最强大的认同焦点。对彻底自由的要求可能而且往往确实与民族主义挂钩，并从民族主义获得一个确定的动力和方向。
不过，除非与民族主义挂钩，否则绝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法解决上述两难困境的。它企图借大众参与来克服大众社会的异化现象。但是，单从技术理由来看，现代社会的体积、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本身便足以使这种做法日益困难。
更严重的是，在一个业已蚀毁其传统效忠核心的社会中，日渐提高的异化使基本共识愈来愈不容易达成，而彻底民主所根本必需的“普遍意志”也愈来愈不容易为每一个人所共具。传统限制因丧失被接受的根据而枯萎，社会遂日趋分裂；而当各局部性群体自认愈来愈没有理由和“体制”协妥，他们在要求上就变得愈益凶猛。
但激进的要求参与完全不能遏止这种分裂局面。“所有的人”都参与决定，唯一可能的条件是有个协议基础或基本的共同目的。彻底的参与并不能造成这项基础，只是预设了这项基础。这是黑格尔一再批评的一点。绝对自由的要求本身是空洞的；黑格尔强调了其中可能的一个后果，即空洞导致纯粹的破坏性。但在《精神现象学》的论述中，他还提到另一项后果。因为，事实上社会必有个方向，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团体接管这个社会，将此团体自己的目标强行加给社会，声称它代表普遍意志。
如此，他们以武力“解决”了分歧问题。当代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无论你如何为它们辩护，他们实在不能算是自由的模型。况且，关于绝对自由之空洞的问题，它们的解决法，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暂时的而已。他们借口为自由社会而奋斗，发起紧急动员，借以解决社会选择什么目标、采用什么结构的问题。社会有了一项明确任务，因为它必须击败阶级敌人或建设现代经济，以便构筑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一旦动员时期宣告结束，这些社会便陷入混乱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它总以统治党的尸体收场）。
但是，如果参与的意识形态不愿采取这种极权主义的总动员途径，却就无法处理大型当代社会的复杂与分裂。这类意识形态的许多拥护都都看到这一点，而重拾原初卢梭的观念，主张由各种共同体组成高度非中央化的联盟。但在这同时，巨大同质化社会的成长已经使这观念越来越不可行。原因不只是我们人口大量集中，经济上互相依赖，许多决定必须考量整个社会，而非中央化是无法因应这些问题的，更严重的事实是，在过去，局部性共同体本来可以成为这种非中央化联盟的基础，但如今同质化业已毁坏了这些共同体。将社会人为地削分为许多易于管理的单位，事实上并无任何好处。如果实际上无人强烈认同这些单位，参与将减至最低程度。
因此，黑格尔认为现代民主体制所处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近代主张平等与完全参与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的同质化。这意识形态使人脱离他们传统的共同体，却无法取代那些共同体作为认同焦点的地位；或者说，只有在贬抑甚或摧毁多样性与个性的好战民族主义或某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下，它才能取代那些共同体为认同焦点。它变成某些人的焦点，而迫使另一些人沦入沉默的异化。黑格尔一再强调，希腊城邦的紧密统一无法在现代世界中重现，因为现代世界已经认识了个人自由的原则。
努力迈向一个普遍且完全参与、不因压抑自由而造成实际伤害的社会，借以弥缝口，乃是徒劳无功的，只能加深问题的严重性而已，因为它使同质化愈演愈剧；而由于绝对自由本身是空洞的，无法提供认同的焦点，所以问题的严重性未曾消减。除此之外，完全的参与在一个巨型社会中无法付诸实现。事实上，各种主张绝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终究只为少数对未来充满向往的人带来权力，由这些人将此憧憬强行加予社会。
对治这项沉疴，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恢复有意义的分化。但有意义的分化已与现代社会绝缘，因为现代社会抱持的各种意识形态在驱使它走向更剧烈的同质化。若干残余的差别莫不受到鄙夷，成为异化与怨愤之渊薮。另有一些差别确实弥补了漏洞，而且变成了认同的焦点，这些主要是种族的或民族的差别。但它们具有排除异己，区分彼此的倾向；它们仅能勉强构成一个分化社会的基础，窒碍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