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湛江市吴川吴阳镇那良东村。村里多处拉起了镇上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挥部发出的横幅，提醒村民，村里有3人（分别写出名字）从武汉回家，正在接受居家隔离。
对于这条横幅，村民们的态度不一。有人感到愤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爆发了这么久，现在才公开村里有从疫情发生地回来的人，工作是否做得太慢？也有人认为，直接将名字披露出来，是否会给这3人带来困扰？负责给这3人及其家属做体温监控的村医吕刚（化名）告诉记者，有人跟他抱怨，因为从疫情发生地回来，受到周围村民的疏远乃至排斥。
不管外界的看法如何，近日，吴川逐步披露从疫情发生地返乡的人员情况。经济观察网记者获悉，2月1日，吴川塘缀镇人民政府向村民公布了镇里80名从武汉或者湖北返乡的人员名单，提醒这80名返乡人员及其家属都要自我隔离，其他村民不要与上述80名人员及其家属接触。有的村委会则早在1月底就公布村里从疫情发生地返乡的人员名单。
与疫情中心地湖北省的农村早早封路、限制村民出行的紧张情况不同，吴川位于广东省西部，是疫情发生地武汉1000多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截至2月4日24时，吴川确诊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均为输入性病例（两名患者来自武汉，一名患者来自北京），吴川农村的防疫工作远比湖北农村松散。
但，吴川的农村，又跟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春节期间返乡人口众多、医疗资源贫乏。吴川2018年年鉴显示，吴川户籍人口有120万，常住人口将近97万，全市医院和卫生院加起来只有28个，床位不到3800张，远离疫中的农村，即使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却内里脆弱。
在农村疫情防控备受重视的当下，吴川的农村正在上演一场安静的自救。
吴川市下辖10个镇、5个街道、将近200个村（居）委会，那良村委会下辖4个自然村，包括那良东村、那良西村、那界村和安四村，4个自然村的人口数过万，是吴川境内管辖人口数不小的村委会。
2月1日，正月初八，周六，经济观察网记者在那良村委会办公楼见到村委会的2名书记时，他们刚刚去驱散村民们自发组织的篮球赛回来。村委会书记李土保告诉记者，当天天还没亮，他还带着村委会副书记林土森去了一趟那界村的神庙，确保村民不能游神。
正月初八是那界村办年例的日子，按照惯例，这一天，村里会游神。尽管为防控新型肺炎，吴川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印发的暂停开放全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含民间信仰场所）通知早在1月24日已经下发到各自然村，禁止办年例、办庙会、游神等提示也张贴到村里的公告栏，但通知发下去，不代表着成为行动，农村人对神灵的信仰根深蒂固。在神庙门口，依然有村民对林土森说：“没关系的吧，扛菩萨出来走走，热闹热闹，菩萨会保佑我们的。”
“四条村里，最早办年例的是那界村，一定要把那界村给盯住了，其他村才会死心。”李土保说道。那界村最终没能游神，正月初十，是那良东村的年例，也没能游神。但村干部做出让步，没有上锁神庙，村民可以分散自行去庙里拜神。一名那良东村的村民告诉记者，今年的情况可以载入史册，除开上世纪70年代，破除迷信期间，村里年例不敢游神外，其他年份还从未冷落过菩萨。
林土森乐于看到村民将今年看得特殊一些，就怕村民不紧张。驱散篮球赛时，有村民对村干部的做法不屑一顾，认为空气很好，运动运动才有益身心，那么大的一条村，还没看到有人患病。“没有吴川人患病，就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有些村民，就算是年轻人，都不懂什么叫一级响应，这相当于是战争时期国家拉响的警报呀。”林土森说。
村干部在做疫情防控工作时，先要抓的是提高村民对疫情的认识和重视。“农村工作，最头疼的是村民素质有待提升，配合度不高。”李土保是村委会的书记，也是那良东村村民，他告诉记者，农历新年前，村干部就已经接到上级通知，要排查、上报从武汉或者湖北返乡的人员，再加上市里卫健委通过火车、高铁、飞机、长途大巴等途径摸查到的疫情发生地人员流动情况，形成一份名单，名单下发到各个村委会，村委会和村医要留意从疫情发生地返乡人员的身体情况。那良东村的村医发现一名从湖北回来的外嫁女回村没多久，她的儿子就发烧了，村干部和村医如临大敌，除开将她儿子送去医院检测核酸，也要一天上门检查她的家属体温两次，还要她和家人自我隔离。
但上述外嫁女不太配合，觉得村里人用异样眼光看她，她觉得自己应该没事，被隔离生活也诸多不便。“去量体温，要跟她吵架，拼的是谁的态度更强硬，很难的。”李土保叹息道。2月4日，经济观察网记者联系上上述外嫁女，但其未接受采访。吴阳镇城建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湛江市的文件要求，只要是从疫情发生地回来的人，都需要被监测体温14天，该项工作通常由村医负责，14天内若都体温正常，再打报告询问是否停止监测。
那良东村的村医吕刚已经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医生，他能理解被监测体温的村民的抗拒心理，有的农村人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间忌讳求医，觉得晦气。“但是碰上这么一个情况，就要面对，耍赖也没有用，武汉人不更难吗？”吕刚反问。
尽管碰上一些村民不配合，但李土保觉得，绝大多数村民还是有防范意识的，“今年走亲戚的情况起码减少了80%，剩下的20%是没有办法的。”所谓的“没有办法”，部分还是跟农村的习俗有关，例如，吴川这边上一年嫁出去的女儿，要在新一年的正月初二来娘家给叔伯等人拜年，结婚时收了叔伯的礼，拜年时可以还礼。
在吕刚看来，对比2003年SARS时期，尽管有些村民心存侥幸、嫌防控工作麻烦，但整体来看防范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一来跟今次疫情感染的人数较多有关，SARS肺炎时，中国境内最终确诊的人数不到6000人，而截至2月4日24时，新型肺炎的感染人数已经将近2.5万人，传染范围比较广，潜伏期也比SARS肺炎长，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宣传有力；二来跟网络更为发达有关，2003年时，农村消息较为闭塞，但现在村民们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获得疫情消息。1月31日，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吕刚的诊所里发现，所有在诊所里就医的村民，均戴上了口罩。
“难受的是刚好碰上春节，不光过年没什么趣味，心情从原来的欢喜掉到零下四十度的感觉。”吕刚说道。
春节，原本是农村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期，今年春节的农村，一片静悄悄。
农村的防疫工作，常常捉襟见肘。
春节前，那良村委会安排了一个排班表，两人值一天班，但李土保告诉记者，从大年初一开始，干部们不是在村里巡逻、劝散村民集聚活动、张贴告示、查看被隔离人员，就是在办公楼里开会，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人手非常紧缺，“我们才相当于有6个人！”
从编制来看，那良村委会有7人，1个书记，1个副书记，3名支委，1名妇联主任，还有1名代办员，代办员主要负责文书资料的查收、录入工作，不参与疫情防控。“6个人，要管上万人，书记差不多专职开会，年初一、初二、初四、初八，到镇里开完回来村委会传达，你想想工作有多难。”一名村干部跟记者感慨道。
2月1日，经济观察网记者走访那良村委会时，发现村路口的“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本村”的牌子已经倒地，林土森讪讪地过去扶起牌子。2月5日，林土森告诉记者，那界村已经有专人值守路口，但是需要支付报酬，村里也计划给值守路口人员配备体温计，方便随时监测路人体温。尽管对于村里来说，这是一笔开支，但比找不到人员值守路口的情况要好。
而医疗防护用具的紧缺，是村干部、村医和村民们普遍反馈的问题。“去年年底就布置防疫工作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才从镇里领回一盒口罩，一回来就和几个伙计分完了。”李土保2月1日向记者反馈道。
“我也怕死，你让我下户，走的都是可能有问题的家庭，却连个口罩都不提供，我自己又买不到，叫我怎么配合你的工作？”一名村干部反问。
那良西村的村医则向记者反馈，最好希望能给他们村医提供防护服，现在的他们拥有的设备就是一个口罩，有的村医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还是重复使用的，做不到四个小时换一次。
村民也很难买到口罩。吕刚告诉记者，他开的诊所，从去年年底就口罩缺货，问过医药商，对方甚至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可能有货。在吴川的农村，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人比比皆是。
“村民想花10块钱买一个口罩，都买不到。吴川有个口罩厂，希望政府监督其加班加点生产。如果在路上看到村民不戴口罩就发一个给他，那该多好。”林土森感慨。
经济观察网记者从吴川市人民政府官网获悉，吴川市的粤兴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目前已经24小时两班倒地生产，但口罩先供应的是机关单位的一线人员，其次才是群众。
2月1日，林土森跟李土保商量，想要买一个机器，全村流动性广播疫情防控知识。“我们力量有限，尽力保一方平安吧。”一名村干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