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曙松
该书是作者于1939年写于战时重庆的一本书。当时的环境下，资料不易查找，反而促使作者在写作中能有更多机会直抒胸臆，他本人在耶鲁受过系统的政治学博士的专业训练，在南开大学教过书，也在政治机构工作过，所以内容上不至于狭隘。从讨论的主题看，涉及皇帝、专制、统一，以及有形政府之中央和地方，无形政府之幕僚、书吏、名教、倾轧、高调以及贪污。
书中强调把特定的政治制度要放到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考察，需要依托特定的经济结构，古代中国人被形容为一盘散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政治能力，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经济组织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分散的中古式的结构。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故事，是甲午之役实为李鸿章率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据梁启超所说，刘公岛降舰一役，当事者致函日军，求放还两广一舰，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当时各省对于战争漠不相关的态度，可见一斑。书中强调，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大半是有名无实，这受到经济交通条件的限制，元代的驿站效率最高，每日所行最快也不过一二百里。幅员广大而交通经济条件所限，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周期性的强弱互动。
北洋舰队定远舰
书中对名教、倾轧等的批评也十分尖锐，批评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如“勇于私图”、“巧于趋避”、“退有后言”、“恩私之怨”、“通融办法”等，强调制度可以模仿，精神则非培养不可。
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字有相当的崇拜，这并不是坏事，但是却在当时的政治上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如“口号标语政治”，追求“心理上的过瘾”，义愤经口号发出就往往不再在实际上做功夫；把文字与行为看成一件东西，Professor Tanrney从旁观者的角度的评论是：中国政治上要防止的最大的缺点是言论乃实行的终点。重视文字的结果还带来重视名词，以为有了新名词就有了新实质。
作者在书中强调，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内战是文人学士挑拨出来的，“中国士大夫最喜欢以慷慨激扬的笔调，写恺切动人的文章，读者往往也不问其议论之是否妥当，不问其与国家社会的利益是否冲突，只要文章好，就容易群相附和”。并分析了清流唱高调直接相关联的携私倾轧的风气，还以王安石、汉末的党锢、明末的东林为实例进行了分析，对读书人来说颇有警醒意味。
明末东林党人影视形象
在该书的“余论”部分，作者认为，政治统一是中华民族神圣的使命，一贯的精神，值得继续贯彻，同时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载于鄙视物质，崇尚空谈，士大夫成为一无所能的书呆子，与一般人的生活脱节。鄙视物质的结果是导致科学的不发达，进而导致国穷民困，政治组织的不紧密，国家力量不能充分发挥。所以作者的结论，还是回到经济建设上来。
算来也差不多是80年前的著作了，虽然许多分析只是政治学者的学科之见，但是其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之间密切关联的重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并以当时条件下较为开放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完）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 2017年5月7日（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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