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宋学大讲堂”由浙江省委宣伟部指导，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承办、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协办。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担任主持，每年四讲，每讲邀请一位宋学研究专家学者担任主讲嘉宾，以讲座的形式讲解和传播宋韵文化，力争让宋韵文化从浙江走向全国，从国内走向国外。至今已经完成九讲。2021年10月30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邓小南开讲，讲座题目为《转型时代：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邓小南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宋代的政治文化：一是延续与变迁，二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三是政策导向与政治氛围，四是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邓教授强调宋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宋朝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非常感谢龚老师,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我们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宋学大讲堂。很高兴大家对宋代的历史感兴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转型时代: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所谓的转型,其实我是从相对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转型并不一定意味着颠覆性的变化。其实,它是在一种过渡状态里边的一些明显的变化,包括人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等,这样的一系列变化。其实,对于宋朝有很多不一样观察角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趋向两极化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中,对于宋代的认识应该说是特别趋向两极化的。不同的观察者,通过对宋代的考察得出了非常不同的评价。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分成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宋朝?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延续和变迁。我们先从学术大师关于宋代的一些论述说起。他们都曾指出宋代在整个中国古代进程中的“节点”意义。比方说严复先生,他在20世纪初期给他学生的一封信里就说到他对于宋代历史的认识: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致熊纯如的信》)
实际上,他是觉得,如果我们要研究人心和政俗的变化,应该特别注意赵宋一代的历史。也就是说,严复先生是从人心、政俗之变入手,来观察宋代历史的。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段话,大家都非常熟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先生曾盛赞程朱理学,认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 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 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 而中国之学问, 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 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 Thomas Aquinas, 其功至不可没。”
陈寅恪还说:“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
陈先生是在讲华夏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他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学术盛衰之变来观察宋代在这样的一个长时段的变化过程中的节点性地位。
钱穆先生讲中国古今社会之变,也认为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宋代: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这些国学大师都是从演进的角度,对宋代的历史进行观察。他们也指出了宋代在整个中国古代进程里所处的这样一种节点性的意义。
日本前辈学者注重对框架性研究概念的提炼:例如内藤湖南先生的“唐宋变革说”(NaitoHypothesis),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论”,沟口雄三的“基体展开论”,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等等,都是框架性的研究概念。这些概念,鲜明、综括,把握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强;不仅提供了局域性的研讨重心,而且对学术的后来者具有突出的引导之功。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所谓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之后,包括很多的国内学者,以及海外学者,都有很多回应。我们也看到一些讨论,一直维系到今天。
那么说到延续和变迁,其实我们知道历史上,无论是说转型还是说一个时代的共序,都离不了两个方面的要点:一个就是后代的制度,包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它对于前代的一些因素的含纳和继承;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含纳继承的基础之上,有哪一些变化?
钱锺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一部中国的文学史。写到宋代的文学史,他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相提并论的。比方说到文学,就会说“唐宋”,说到绘画,会说“宋元”,说学术思想,就说“汉宋”。不管从哪一个脉络,都会数到宋代。也就是说宋代确实是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如果从变迁和转型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不仅有“唐宋变革”这样的说法,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提出来“宋元变革”或者“宋元转型”,还有“宋明转型”等等。如果我们从“唐宋变革”的角度来讲,宋代就是一个转变期的收束。如果我们从“宋元明转型”或者“宋元明变迁”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宋代就是一个新发展的开端。
张广达先生在讲“唐宋时代观”的时候,指出这样的一种长时段的观察: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讲学而有宗旨,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有助于人们分梳纷如乱丝的史实,把握其中要领。
这就打破了中国传统上的王朝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这样的一个思路,有助于我们分梳纷繁的史实,并把握其中的要领。
葛兆光老师在他多年以前的《道教与中国文化》里说:
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
唐文化和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陈来老师在他的《宋明理学》里也说到这样的意思:
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即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的开展与新儒家的兴起。宗教的、文学的、思想的新运动的出现,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也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表现。
陈来老师是从中唐以来进行梳理,说中唐以来社会上,包括文化界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在宗教、文学、思想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运动出现。这样一些新的趋势,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发展,从中唐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一种主要形态
说到这个转型的问题,其实我们会看到学者对于转型关键点的把握,实际上并不完全一样。比方我们刚才说到有的学者认为唐宋之际是重要的转型关键点,但是,像已经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宋史学家刘子健教授,在多年以前就认为是在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
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
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也就是说,他觉得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他觉得南宋实际上呈现出来了跟北宋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历史面貌。当然,无论认为这个转型点在什么地方,都还是感觉到宋代其实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还是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期。那么这样的一些学界的不同认识,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
黄仁宇先生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朝代的不同特点。他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也就是说,宋代和它的前后王朝比较起来,有非常明显的特色。
陶晋生先生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大家,他在《宋辽金元史新论》里曾说:
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
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哲理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现,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在这个时代,中国人并重理想和现实,兼备雅和俗的口味。陶先生分别就政治和军事方面,就思想方面,就文学、艺术方面等逐一地列举了当时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一些研究和认识,其实都给我们开拓了一个很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延续和变迁的角度,回顾学术界对于宋代的历史有哪一些观照。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对于宋朝所处的历史时代,当时的人实际上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分为南北的。广义来说,宋代史,应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而非单一政权的历史;观察中原王朝历史,离不开对周边形势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时空范畴和整体内涵,有一个全面的观察。古代中国长时期里,对于民族、国家、天下,包括朝贡体制、华夷观念等这样一些认识,在宋代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样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是跟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环境相关的。
我们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一些,把宋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包括这样的一个立国的环境,放到欧亚大陆的一个板块中去观察,我们会有一些更新的看法。如果把10—13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我们会看到:被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处于中间的地带;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东西交通通道的核心力量。这给宋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刺激。
也就是说,中原王朝传统上视为边缘的地区,就是一些北方民族所活跃的这个地区是处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中段。那么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他们恰恰是当时连接整个南北大陆带、东西交通通道的核心力量。这样一些力量的崛起,在当时给宋朝带来了巨大压力。当然,也带来了促进宋朝自身发展的一些重要刺激。我们其实都知道,北宋的建立是晚于契丹王朝的。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它和周边政权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关联。
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在他的《宋元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里,有一段话:
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从北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渐次深入中国内地,而且统一了中国的过程。
宋代是中国古代各主要王朝中,疆域最为狭小的历史时期。它所统一的,事实上是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领土范围。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朝所完成的,与前代相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然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北宋国土面积大约250.4987万平方公里,而南宋大约是其五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完成的统一,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对于整个中国疆域的统一,而主要是统一了中国本土的农耕地带。而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一个大统一,其实是后来由元朝完成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中国范围内大统一,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完成的。
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和汉唐时期相比,宋朝应该说所完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宋代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应该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汉唐时期王朝的颠覆,都是一些内部因素的发展导致的。而宋朝和宋朝之后,地方上的割据,半独立或独立,这样一种现象就再也没有在中国历史上严重地出现。这和宋代对地方的纵深统治是有关系的。
有学者早就指出,宋代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北宋王朝和契丹王朝彼此之间联络时也有南北朝这样的一种称谓。10世纪到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北方王朝勃兴发展。相对于宋朝,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两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上。在这个时期,长城内外实现了游牧—农耕社会的频繁互动与交流,北方王朝逐渐向中原内聚。南北长期对峙,塑造了并行发展的格局;最终呈现出政治中心北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态势,为中国多民族社会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
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时期,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上有诸多问题。
在宋代这样的整体环境之下,士人的忧患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若运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来检索“忧患”一词,得出的检索结果是唐代有239条,宋代却多至2873条。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岳阳楼记》里除了他说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会看到他一直在讲“忧其民”“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这样的一种忧患意识,实际上是渗透在范仲淹的整个人生经历当中的。
王安石在他变法之前就曾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对当时朝廷的建议,认为臣民都应该以社稷为忧: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司马光在给皇帝的一些进奏里,对皇帝有这样的一些警示、提醒,都是跟他的忧患意识分不开的:
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司马光《进五规状·保业》)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可不戒哉! 可不慎哉! (司马光《稽古录·历年图》)
所以,我们会看到宋代的士人是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的。
宋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建国之后,它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疆域最为狭小的;1127年以后,金朝占领了华北,南宋更是偏处东南。两宋三百余年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面临劲敌,宋朝军事力量并非强悍,但也有其内在的“坚韧”一面。当时可以说创新与因循并存,挑战严峻,成就突出。到了南宋,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朝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淮河以北,对南宋朝廷的压力当然就更大。这种忧患应该是两宋王朝与生俱来的。但是,两宋在这样的“忧患”之中顽强执着的“生”与持续久远的“长”,其坚韧性与创造力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经济上还是有非常长足的进展的。到南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有很多外向的经济文化交流。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大宗的贸易物品已经不是丝绸,而是瓷器。近年出土的“南海一号”古船装载了丰富的物资。从相关的考古发掘、文献资料,都能够看到当年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局面。南宋时期,实现了突破重围的“外向发展”,“南海一号”是宋代经济繁荣的缩影。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就是两宋时期的政治导向和整体政治氛围。
首先,应该说“稳定至上”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就国内政治局面的相对安定而言,宋廷立足于防微杜渐的措置确实有成功之处。
宋代的文化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对于民间文化、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参政议政及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所以,士人群体是比较活跃的,“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而在这一时期里,大师精英是层出不穷的,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在宋代的很多史集里,都能看到当时士人追求的理想治国理政方针的两轴,一轴是所谓的“立纪纲”,另一轴是“召和气”。“立纪纲”在宋人的心目中指的就是订立制度;“召和气”则是指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两端并行并举,相辅相成。
国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欧阳修《新五代史》)
(我朝)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
从欧阳修的话里可以看到,他把纲纪跟法制联系在一起。所以,纪纲主要指的就是法制规范。“召和气”是指人能够感召天地,当时的人认为天地之间是运行着阴阳二气的,阴阳二气如果在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下自然地运行,就可以感召和谐之气。在宋代,人们通常把“召和气”和朝廷的仁政联系在一起。所以,以“立纪纲”“召和气”为两轴,在当时的朝政处理方面有一些特别的基调。
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宋代的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集权的帝制王朝,所以在这样的王朝里,说不上有什么三权分立、自由民主,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宋代也都说不上。但是所谓的专制王朝,也并不是天下乌鸦就都一般黑,实际上它们在处理问题时候的方针政策、执行手段还是有所不同的。而这样的一种不同,正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去追踪和分析的。我们来看三段史料: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沈括《续笔谈》)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曹勋引徽宗语)
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伊川先生[程颐]语)
第一段材料是说,宋太祖赵匡胤跟赵普有一段对话。宋太祖问赵普:“你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呀?”我们知道宋太祖本身其实是没有很高的受教育程度的,而有的时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问出来的问题比受过教育的人问的,反而更难回答。赵普长期做太祖的左膀右臂,是一个智囊人物,但是他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讲。皇帝一直在追问,于是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也就是说天下实际上道理应该是笼罩一切、统领一切的。据说宋太祖对此回答非常称道。那么这一段话,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记载其实是出自沈括的《续笔谈》。沈括的这个记载,距离宋朝开国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两个有的,而且都认为确实道理最大,是应该崇奉的一项原则。我们在宋人的一些奏议里,也有看到援引这段对话。人之间的对话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番回应,其实很难说。但是当时的宋人都认为是有的,而且都认为确实道理最大,是应该崇奉的一项原则。我们在宋人的一些奏议里,也有看到援引这段对话。
第二段材料,其实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曹勋从北方跑回南宋,他讲的一段话。他转述宋徽宗的嘱咐,他说艺祖(宋太祖)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当年是藏在太庙里的,约定说不杀大臣,不杀言官。这样的一个约定,到底当时是不是有? 甚至于把它刻在碑上藏在太庙里?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很难坐实,但是作为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应该说在宋代确实还是有的。不能说宋代没有杀过大臣,但是诛杀这些大臣,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的进言。如“开宝四年,河决澶州,东汇于郓濮,坏民田庐。上怒官吏不即以闻,通判姚恕坐弃市,知州杜审肇免官”。因为进言而被治罪,特别是被诛杀的,这样的事例在宋代其实是非常个别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宋代和后来的明、清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第三段材料是出自程颐的一段话。他总结所谓本朝超越古今的一些事情,也是从宋朝内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对待士人相对来说比较忠厚,这样一种治国规模来讲的。
正因为这样,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再生缘》里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六朝是以现在的南京作为首都的前后相继的六个王朝,天水一代指的就是宋朝。陈先生对宋朝这样一种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很高的评价。
前面说的都是一些治国理政的方针、原则。实际上,唐宋时期的中枢制度是有很明显变化的。现代学者有一些代表性的著述,这一类的研究成果其实已经比较丰富了。
由唐至宋,最高统治机构的组织方式还是有很明显的变化的。唐代的三省制,是各有分工的。三省的首长,其实就是当时的宰相,宰相都会集中在政事堂议事。当时的政事堂就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到了宋代,皇帝当然还是高高在上的,但是这个时期三省制已经变成了二府制或者说两府制。两府就是指的负责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的中书门下,以及负责军政事务的枢密院。在两府周边,还有负责财政事务的三司,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台,后来还有谏院。这些机构都向皇帝负责,而且向皇帝汇报,直接听取皇帝的指示。在皇帝下面有一个御前会议,所谓御前就是当着皇帝的面,皇帝也会出席,直接听取政事的汇报,而且直接指挥政务。所以御前会议,其实就是当时最高的决策机关。从这样的结构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皇帝更加走向国家政务处理的前台了。或者换一句话说,君主决策的权力更加强化了。
而在中唐以后,宰相一职政务官化,从“坐而论道”转而成为裁决掌管庶政的行政首脑。国家政治运行的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体上可以做一个比较。任何时期国家的各个部门都是会有分工,会有合作,但是分工、合作,包括机构之间的制衡方式会有不同。唐代是决策和执行环节的分工,也就是说三省各自把守在一个环节上,整个流程的完成,要这三省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合作,所以它是一种程序上的制衡。而宋代是一种以“事任”为中心的分工方式。也就是说,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各担着一个方面的“事任”。这样,哪一个部门都不可能控制整个国家的权力,形成了一种分工和制衡的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我们再来看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 其实,从唐代到宋代,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当时的新兴士人,或者说寒俊,出身于比较清寒的家庭。他们又是当时社会上的才俊,这些人的崛起,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龚延明老师、祖慧老师所著的《宋登科记考》,就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历代科举取士,宋代的取士数是最多的。我们现在习惯把科举跟高考相提并论,其实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考试。科举是用来选拔官员的。这个录取人数的多少,其实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或是规模问题,更重要的是科举录取的这些人,他们的素质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他们对当时的文官系统会起到一种冲击和补充新鲜血液的作用。而如果录取的人数太少,实际上就会被淹没在旧的体制之中。所以录取的规模,其实和这一人群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相关联的。这一个时期,科举制度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平民通过竞争,有一些就可以脱颖而出,得以参政。这样就改善了整个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而有一些世代为官的家庭,他们的子弟就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也就是说,这些世家子弟还是要靠他们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出人头地,不能完全依靠他们的家世背景。
我们在《宋史》里也看到,比方说当时的一些宰相,主要是仁宗时期的(不限于这个时期),都是出身于相对来说比较清寒的家庭。有一组对比的数字,唐代在280多年的时间里,一共用了369名宰相。而这些宰相出自98个家族,平均一个家族里可能会有若干名宰相出现。而宋代的320年时间里有134名宰相,这134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而这些宰相里98%以上都是进士出身的。所以,从这个数字的对比来看,宋代依靠家室的背景再攀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宋代的科举制度所影响的不光是文官制度本身,实际上对社会的关注点,也有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在一首诗作里回忆他当年去看科举考试发榜的情形,“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这些“红裙”,就是一些女孩子,都到路上来看谁中榜,谁又中了进士。说明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平民通过科举成为进士,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天下的责任感。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体或道德主体。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一些人物,就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精英,对这个时代有高度的认同感。另外,他们对天下也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们会“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像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形象,就是典型的代表,也不仅仅是范仲淹个人,而是那一时期有一群优秀士人。他们都有一种高尚的情操,以天下为己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
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苏轼)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方庭实)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都不太熟悉的这一位方庭实,他是南宋初期的一个监察御史。实际上他的级别并不高,是当时的一个从七品官员。在宋高宗和女真政权谈判的过程中,方庭实就提出自己的意见,说“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祖宗的天下、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四录绍兴八年监察御史方庭实语)。意思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于社会、国家、天下的责任感。这一时代的这些优秀士人们是兼善文章、经术和政事的,而且他们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也会看到当时社会上的臣民,他们对朝廷也有很多进言。在进言的过程中,通过章疏、奏议,表达了他们对国家朝政的一些理解,也阐释了他们的意见: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应诏封事》)
魏了翁的这一段话,是他在南宋后期面对宋理宗讲的。他当时讲“国朝以来”,也就是说的宋朝以来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进途径,意思是希望皇帝能够真正做到兼听则明。他列举的这些途径,在宋代历史上都是出现过的。但是也不像魏了翁说的,“无一日不可对,无一人不可言”。这当然说得就比较极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宋代一些士人进言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
如我们看到的《宋朝诸臣奏议》,是南宋时期赵汝愚编的北宋时期的名臣奏议。明代中期,几位臣僚编纂了从商周到宋代、元代的臣僚奏议汇编《历代名臣奏议》。该书一共收集了八千多篇奏议,其中宋人的奏议就占了七千篇左右。所以宋人的进言、意见,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的积极性,应该说是特别突出的。这个跟当时朝政的环境也有关系。
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程颐《上仁宗皇帝书》)
上面的这一条,是二程先生里的程颐(1033—1107)在《上仁宗皇帝书》里所说的一段话。程颐在1050年给皇帝上了这个奏书,这时候他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而他在这个奏书里堂堂正正地跟皇帝说:“皇帝应该是行王道的,而王道的内容,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希望有一个觐见你的机会,让我把我所学的有关王道的认识,能够清清楚楚地讲授。”那个时候的青年人,对于国家,对于国家的政务,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家国意识。
在宋代,这种进言、直言、极言,其实就是后人所说的宋代的立国元气。有两个例子都是发生在北宋中期宋仁宗朝的。当然,宋代历史上也有一些政治非常态的时期,但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家的政务运转还是比较顺畅的。相对来说,仁宗朝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政治运转阶段。
张尧佐除宣徽使。……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朱弁《曲洧旧闻》)
《曲洧旧闻》是宋代的一部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仁宗有一个宠爱的妃子张贵妃,“温成”就是她去世了以后被追谥为“温成皇后”。当年张贵妃受宠,仁宗有一次就决定把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提升为宣徽使,这个事情决定了以后就要上朝去宣布。张贵妃就把皇帝送到宫廷门口,抚摸着皇帝的后背,跟皇帝说:“官家,你今天千万别忘了这件事儿。”我们知道,朝廷上管皇帝叫陛下,后廷都是称皇帝为官家。宋仁宗就说:“行行行。”到了朝廷上,皇帝颁布了这个任命后,当时的御史中丞包拯就要求跟皇帝面对,在跟皇帝当面谈话的时候,包拯“大陈其不可”,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滔滔不绝地讲了反复数百言,结果包拯讲得非常激动,音吐愤激,唾沫吐了皇帝一脸。皇帝就想算了,这件事儿就这样吧,就不要把张尧佐提升为宣徽使了。下朝以后,张贵妃就赶紧去迎着皇帝。皇帝就举着袖子擦着自己的脸说:“中丞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唾沫都喷了我一脸。你只管要宣徽使,你不知道包拯他是御史中丞吗?”所以,实际上当皇帝的旨意确定了之后,其实外朝的官员,特别是台谏官员,还是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
太傅(陆游高祖陆轸)性质直,虽在上前,不少改越音。为馆职时,尝因奏事,极言治乱,举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明日,仁祖以其语告大臣,曰陆某淳直如此。(陆游《家世旧闻》上)
这一条材料,是陆游回忆他的高祖的事情。在仁宗时,他的高祖在做馆职。有一次他也是面对皇帝奏事的时候,就跟皇帝讲到历代的治乱与教训,陆轸是绍兴人,所以他越地的口音其实是很重的。他就拿着他的笏板指着皇帝的御榻,跟皇帝说:“哎,天底下盯着你这个位置的人多着呢。你必须得好好干,你这个皇帝才能当得下去。”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去看,都会觉得是很敏感的。但是当时仁宗却不以为意,而且第二天还跟大臣说:“这个陆某真的是非常朴直淳厚。”这些情形,不仅在北宋的时候有,在南宋的时候也是有的。
北宋和南宋都有一种制度,就是让在京城里任职的百官能有一个机会轮流去面见皇帝,即轮对(侍从官员称转对)。《宋会要辑稿·礼》:“旁开求言之路,日引轮对之班。”这样的安排是希望能够旁开求言之路,使上下信息得以沟通,同时也是皇帝了解下情和考察官员的机会,能够知道更多的信息,包括社情民意。这样的制度,一直长期延续下来。当然在一些政治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有间断。官员也非常重视转对机会,如苏轼、苏辙兄弟曾同日转对,还赋诗纪念。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陆九渊当轮对,在轮对前,多次与朱熹等人商议面奏的方法和内容,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详细阐述个人看法: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删定官轮对札子》)
他说:“你做皇帝二十多年了,你还不如人家唐太宗做皇帝几年有成效。国家版图没有能够恢复,仇耻也没有能够洗雪,也没有能够聚集力量、训练民众,想起来连我都感到寒心。”这话说得非常尖锐。而在宋人现在留下来的奏议,包括他们文集里留下来的这些材料里,会看到像这样犀利的批评,在当时并不罕见。
当然也会有一些朝中的重臣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有基层的,或朝廷里中下层的一些官员,直言进谏冒犯皇帝,甚至冒犯朝廷的重臣。对这些敢言之士,一些当朝大臣也会设法应对。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百官转对》记载: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轮对班将至,预徙他官。至有立朝逾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这些大臣会算计着。因为当时百官的轮对转对,是按照一个机构一个机构轮转的,下面会转到哪一个机构的哪些人,在当时都是会排出来的。这些大臣就会想到某一个人特别爱提意见,说不定就会冒犯自己。于是当这个人快要轮到的时候,就会预先把他调一个职位,或者派他出使,等他出使回来,他这个机构就轮过去了。结果就有一些人在朝廷里待了超过一年了,还没有能够面对皇帝直接进言的机会。所以,通过李心传的话,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大臣在其中做一些手脚,起一些阻碍作用。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朝臣在朝廷里工作一两年,就应该能有见到皇帝直接进言的机会。
陆九渊在淳熙十三年(1186)轮对前数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轮对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言:“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象山全集》卷一○《与李成之书》)这种做法,不仅使得本应上殿奏事的臣僚失去了面奏的机会,也对皇帝的信息获取构成了阻碍。
宋代的政治氛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宋历史上就没有专制的威权或派系的整肃。实际上,宋代还是有文字狱、党同伐异的。此类事件的产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思想上的根源。
像我们所知道的“乌台诗案”,就是整饬苏轼和他的朋友的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起因于苏轼所作的一首诗。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苏轼受公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与湖州知州孙觉相见,作《赠莘老七绝》:“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是非,意言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也。)”后有人告发其作诗诽谤朝政,因而他被捕下狱。
元祐党指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王安石在位时并未整饬反对派别,他去世20多年后,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大肆整肃异己。这种党同伐异的做法,在南宋的时候仍然出现过,像我们知道的庆元党禁。有关庆元党禁,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个事件进行过更为清晰的梳理和追踪。实际上,这些事件的产生,首先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当然也有思想上的根源,即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诉求。
熙丰变法以来,从“更化”到“绍述”,再到“建中靖国”,二三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反复。我们有时会发现,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往往具有比人们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二程等人,都不仅只是从理论学术上探讨经学,而都注重其经世致用的一面;他们都批评“人执私见,家为异说”,“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追求学术统一、认识统一的理想境界;他们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在实际诠解“道德”之际,都脱不出“君子”“小人”的判分模式,都具有依事划线的主观倾向。对“道德”的理想主义诉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道德与学术观念“同于己”“定于一”,则是当时士大夫共同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而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集团内部深刻的分裂。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就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尽管在宋代有这些政治上的波折,当时的士大夫还是怀抱着非常超然旷达的一种意念。他们对家国情怀的深厚关切,从来没有从内心移除过: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这两首词表达了作者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人生态度超然旷达,忧国忧民情怀深沉,这种精神境界,实际上也是当时士大夫精神的突出代表。
前面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谈到了当时政治上的一些治国理念,包括制度的变化,以及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特定人群。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地方社会制度。他们会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家族制度,大体上是在宋以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中唐到宋代,方方面面都经历着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对这个过程,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概括和总结,但是大体上说,是出现了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