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唐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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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一书以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为主题，使用中、英、日三方史料，主要讨论帝制运动期间中、英、日三国外交，兼及美、法、俄国以及德国。作者认为，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在洪宪帝制外交中，袁世凯虽有娴熟的外交技巧，但因外部局势的因素，最终帝制运动不被各国承认。帝制外交交涉中贯穿着英日对东亚主导权的争夺，但英国因欧战不利而对日妥协，最终日本取得领导地位，对中国日趋强硬。洪宪帝制外交最终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七章《暂缓登基到袁世凯去世(1916年1月21日～6月6日)》。
袁世凯取消2月初登基之计划后，专注于平定内乱，列强暂取观望形势之态度。此时英国向日本提出海军支持要求，协约列强在华越发追随日本；而日本浪人及军方大力支持反袁势力，局势发展对袁氏愈趋不利。
3月初日本阁议决定实力干预，袁世凯知道无法用武力平定内乱，22日命令取消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并以日本乘中国内乱谋取渔利号召国人合力御外。然而独立各省坚持袁氏退位，中国各派则角力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地位。英美虽支持袁世凯继续当总统、维持全国秩序，但未能成功。日本用各种手段扼杀北京政府，务必要让袁世凯完全退出政坛。
缓正大位与日本实力干涉
日本在东亚影响力越来越大，列强必须追随；而日本对袁世凯的敌意也越来越强，袁氏压力沉重，平定内乱的努力受到阻挠。
1916年1月俄国派亲王赴日祝贺加冕，外交部东方局局长随行，传言日俄谈判同盟事；同时有日本提议与英改订条约，声明日本在中国有特别地位，英除既得权外，当有限制；21日外交部电驻俄公使刘镜人及驻英公使施肇基密探此事。24日刘使复电：日俄同盟事探无确信。27日施使复电：日俄事尚无确耗，日英将改条约一层，非可直探，应先探日俄动机，现就上情窥测，似尚未确。28日刘使又电：连日又遍处密探，综合各方面消息，俄日联盟之说，余属谣传。
北京外交部邀俄国东方局局长回程时路过北京，2月初朱使与彼会谈数次，4日朱使电：“他指出中国赴日特使一事无成，不预期日本会采取任何重要行动摧毁德国在华影响与利益，至少在大隈内阁任内如此。……对于袁世凯，他认为若袁能平定内乱，日本政府最后会承认帝制。寺内认为石井才上任就犯错介入了帝制问题，现在主要变成如何满足日本自尊心的问题了。”
事实上，俄国亲王及东方局局长访日确实负有谈判日俄同盟的使命，希望取得日本大量军援，在东京与石井外相有会商。然石井态度保守，俄国失望。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在汉城则积极拉拢，其后双方交涉到7月3日签订《第四次日俄协议》，主要内容是：防止中国落入对日或俄怀有敌意的第三国的政治控制，范围从过去的“满蒙”扩大到全中国。
英国追随日本
英国对日本既依赖又疑惧，日本欲乘欧战良机扩张在华利益与影响力，英国则希望能让日本原地踏步到战争结束。虽然朱使痛恨日本之反袁，于2月1日函兰利云：“强烈谴责日本让袁世凯延缓登基，足征日本与英国分道扬镳。”但是白厅为了欧战大局，决心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
日本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上海，名义上是与英国合作调查德侨在华阴谋。1月25日朱使请示与青木合作事宜称：青木将军近日抵达上海，其任务引起许多猜疑；昨日他拜访日本及英国总领事，表示他由日本政府派遣调查敌国在华阴谋，要求阅看相关机密文件；英国总领事询问可否同意此要求。对青木的使命日本公使没收到官方的通知，但认为调查敌国阴谋是任务之一；我期待您的训令，我想若要合作必须消除所有可能激怒日本之事。白厅训令英日在上海合作，29日电朱使：“英国政府的情报已于12月28日送伦敦日使，应该很快会送达东京，我宁愿一般问题可以在两国之间直接处理。总领事佛磊士应如上述回复，但可同时表达他准备好回答青木任何询问当地的问题，并可让他尽量看相关的档案，只要去除提供情报者的名字以及任何反映日本的陈述。”
2月1日，英国海军部要求葛雷向日本请求派遣驱逐舰队到地中海或是英国海域；葛雷担心要求太过，将请求限制为派巡洋舰队到印度洋，一小支驱逐舰队巡弋马六甲海峡。最后日本同意派四艘巡洋舰及四艘驱逐舰。
日本对云南消息隔阂，决意派遣领事到昆明，要求英国协助。1月28日朱使电：日本政府派遣广州总领事馆之领事堀义贵等，赴云南照顾日侨利益。我训令驻昆明总领事提供一切设备与协助。2月2日印度部密函：“印度部部长注意到日本派代表进入云南，张伯伦怀疑日本意图，建议训令昆明总领事在提供一切协助时，保持小心注意，若有可疑情况随时报告。” 7日白厅密电朱使：“你有无日本现存在云南利益的情报，可使他们三人的行动正当化？若无，应指示云南总领事在提供日本代表支持时，小心地报告他们真正的目的及行动。” 8日朱使密电白厅：“我不知道日本在云南有任何现存利益，认为他们的任务纯为政治性。有个真伪不明的报告：蔡锷是山县初男大佐（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日本时的学生。英国驻昆明总领事会遵照您的训令。日本也派领事到成都，英国总领事奉命协助之。”
中国政府宣布延缓登基后，协约列强讨论后续事宜。首先，是否应集体回复中国之通告？1月24日葛雷召井上大使商谈此事，葛雷云：对中国政府答复，自己认为协约国方面应表示满足接受，询问日本意见。25日石井回答：去年12月15日五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劝告，中政府利用各国之缓和态度，曲解为同意中国之回答，做内政之利用；有此先例，这次若对中国政府的通告表示满意，难保中国政府再依内政需求做有利之解释；主张对中国政府这次通告不做任何回答，今后对袁政府之态度及时局发展保持关注。同时，意大利外交部长也表示：现在最好的政策应是静待事态发展。28日格林电白厅：“外相告诉我，他训令日使向您解释，他认为现在应保留任何满意的回复，维持观望保留的态度。” 31日英外交大臣表示完全同意石井意见。
其次，若中国平定内乱实行帝制，列强是否承认？日本认为云南乱事严重，会波及各省，英法则认为不严重，仍倾向于在袁世凯宣布帝政时承认之。1月25日，法代理外交部部长对日本代办表示：法国情报与日本有出入，会关注云南，与英国相同，在帝政宣布时仍倾向于立即承认，但当然须与日本熟商。30日白厅电格林：“我告诉日使，我同意建议协约国代表在东京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之事，应等到中国重启帝制问题再说。”列强协商后，决定先观望中国局势发展，暂时搁置承认问题。
英日对中国内战的看法
英国密切注意中国局势发展。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朱尔典仍对袁世凯有信心；30日朱使电：“黔桂皆穷省，可提供军事与金钱上的支持极少，但是扩及偏远广泛地区，会让袁世凯很难收复，他的威望会因近来事件受损。”
内战延长影响到中国之国际债信，云南宣布独立时，与盐务稽核所协议不扰乱盐税收入；然而因急需军费，决定截留盐税。2月17日朱使电：“1月31日以前叛军只保留该省月款，让盐务稽核所解款到中央。现在将收入充公，外籍税务司在抗议下配合，中央一年减少收入1300万元。”善后大借款各国银行团代表（除德国外）商议，建议各自要求其公使训令驻昆明领事，向云南当局指出截用盐税会影响到庚子赔款、善后大借款及其他借款。19日英、法、俄、日公使商议此事，意见存在分歧；日本及法国公使强烈反对提醒云南当局，俄使中立，英使支持。日、法公使认为配合银行团建议会导致承认云南政府，而少数的金钱损失不致影响借款的偿还，去年盐税收入足以支付各种借款，还有两千万元盈余可供中国政府使用。英使则基于1911年先例，当时外国介入阻止革命军截留关税，若叛变蔓延，其他省份仿效，列强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可能受损；通知云南可能没有什么用，但可及时警告其他省份，而且一开始就做，比情势恶化后做要好。经讨论后，四使决定通知银行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日本公使又提议：应各自警告银行代表，未来盐税未经公使同意前，不能提供中央政府使用。他认为这是一直到不久以前的做法。英使反对，指出依据善后借款协议，只要本息正常按时支付，就不应介入盐务行政。这个争执显示了英、日对北京政府态度的差异，也为四五月份日本主导停付盐余，北京财政崩溃埋下伏笔。
英国一直认为袁世凯是惟一可以维持中国秩序的人物，日本当局则认为袁氏之权威在护国军起事及登基延缓后已然失坠。石井外相询问日置益：袁世凯能否收拾现下时局？日置益21日回复：卑见云南事件爆发后，中国国内对袁世凯之反感渐趋昂进，变更登基计划让反对者气焰大涨，向来害怕袁氏装作赞成帝制者也发出反对声音；讨伐云南因交通不便地势不利，不能如袁氏声言之速定，革命派在各地运动，原可信赖之地方官观望形势渐持首鼠两端；财政问题因募债不顺，盐税减少，大军调动时若给养不继，会陷入意外之穷境；现今大势对袁政府不利，袁氏权威既坠，人心叛离，如何收拾不易断言，相当程度依赖讨伐军战绩。
缓正大位
2月23日袁世凯正式下令“缓正大位”云：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正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谋，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当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余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余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将此通谕知之，此令。
28日，申令提前召集立法院，以5月1日为召集期。
29日朱使函：“总统下令暂缓登基，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即使如此宣布，也不一定会较好，会让帝制派疏离，叛乱者不会和解；袁想用立宪方式渡过危机。” 3月1日，日本驻伦敦大使馆送日置益报告给白厅称：“反袁力量日益增长，原来表示支持帝制者，逐渐发声反对之。部分各省文武长官亦然，原寄以厚望者，事实上首鼠两端。袁氏国内及国际借款都不成功，盐税收入减少，各省解款下降。局势对袁不利。”
袁世凯宣布缓正大位，但效果有限，地位危险，3月1日透过英籍盐务稽核所会办丁恩(Richard Morris Dane)咨询朱使意见：他是否应进一步下令放弃帝制？朱使说如果现在采取此步骤，可能只会进一步弱化他的地位，若可能，应先取得一些军事胜利，例如收复叙府后再做。丁恩完全同意，但他及朱使都感到对目前的情势很难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
此时袁世凯惟一的希望，就是军事胜利。随着北洋军主力陆续开抵川南，2月下旬护国军战事受挫，唐继尧已准备流亡。23日朱使密电：“领事报告，滇军在四川受挫，督军询问若他流亡到英国领土可否受到保护？我答以：他将如同政治难民般受到豁免。” 28日朱使函告：两个月以来，政府军进不了滇黔，无决定性战斗，北军入川湘，两广保持中立，南京之冯国璋持中立态度，北京帝制派宣称有信心处理局势，上海之共和派相信袁即将完蛋；云南内部不太稳定，唐继尧在安排逃亡。昆明总领事电告朱使：唐继尧即将去职，建议朱使令求袁氏命令北军将领及龙济光不要对云南攻击。朱使令葛福不要阻止唐继尧去职，除非会危及英国人民的安全。葛福报告云南士绅一度谋划阻唐继尧离城，将他交给袁氏。3月初北军攻势得手，护国军濒临失败边缘。4日外交部电驻英、美、德、俄、法、日六国公使：1日冯旅长攻叙州获胜。8日发驻外各使领：“7日官军克复纳溪。” 11日及13日又发布捷报。
中日亲善的试探
帝制派试图利用日本党派内争策动中日亲善，改变日本舆论宣传。日本众议员本田亲清系山县有朋创办之“东京通信社”负责人，与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关系密切，与外务省也有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山县与寺内的对华政策，他于2月初来北京。
4日外交部电陆使：本田亲清此次来华，以日政府办法不善，力主中日亲善，持有实业方面内命，来华考察究竟有无可以进行为力之处。嗣由日馆介绍来见，称系公友会干事，此来为疏通意见，期先由民间谋移转局面之法。后又见梁士诒、周自齐数次，谈及疏通进行方法，其一，运动日本九大新闻变改论调，先使不偏向革党；其二，运动头山满转移浪人趋向，共需费六七万元；其三，拟回国后由公友会提议，关于中日亲善问题不分党派。此间拟以梁氏名义，派人与本田同赴日本，随时商承计划条陈各事，即使无效，与政府亦无关系，不过枉费无益之费而已；惟有无弊害，乞速筹电复。其后，本田亲清多次往来于中日之间。
此外，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训令下，2月5日坂西会见袁世凯。由于未见训令内容，不知晤谈之主旨；依袁氏之回答：“中日亲善互重信义诚意，相交始得实行，苟一旦约束则实行踌躇，贵说有深疑，不单本地人，贵国人也怀疑此思，为达成两国亲善一大障碍，为余之夙感”，并对青木中将甚疑恐，从无如此高阶武官驻在，引起中外诸多疑虑，可以推知应系参谋本部提出中日亲善之条件，袁氏不愿屈从，委婉拒绝。
帝制派也在报端鼓吹中日亲善。2月26日《申报》载：外交次长曹汝霖氏近著论文投登《东华评论报》(中国人所办之日文周刊)，天津《爱华太沙英报》(日人所办)亦曾译载，其文大意，首言中日文化相同，故关系甚密切，日本政论家及中国新闻家常有互相攻击之论调，宜彼此禁阻。次言日本对于中国帝制问题，初若赞成，继乃反对，派遣大使又被阻止，似乎政策不定焉，渠为外交官身感苦难，故望日本人士反省。又次言云南问题与中国外交之政策，前者谓仅边省不靖，政府兵力自足平定；后者谓政府对于欧美日本一律公允，并无猜疑日本之意，亦望日本反省。最后一段则以少年情人喻中日两国，若以相当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洽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然而，中日亲善之效果很有限。
日本朝野反袁
对中国内战，日本政府2月份暂持形势观望态度。23日《申报》报道：“日本最近对我之态度，依石井外相所答某议员质问之言，似于决定方针以后，仍持观望孰胜孰败而取如何执行之手段。”
2月23日袁氏下令缓正大位后，3月1日陆使电：我帝制延期发表后，近来东报登有设责任内阁、立法院，取消洪宪年号等之北京通信，此间反对党之稳健政治家颇表同意，将以此诟病政府，如我乱事早平，彼内阁或须相当引责，深望主上在军务得手之际，益表谦衷，力行新政，以安人心，而固基础，幸甚，乞代呈。
然而日本朝野反袁之声浪越来越高，多欲乘欧战良机，在东亚事务上迫令列强追随，并击破袁氏“以夷制夷”之手腕，摧抑宿敌，一举确立在华之主导地位。原来主张与列强协调，尊重袁氏并与之亲善合作的老成意见，日益低沉。浪人及舆论尤其倡议积极倒袁政策，其在华侨民鼓吹尤力。《申报》2月10日载：
近日居留北京之日人有以“北京有志团”名义，发表一种宣言，进达其本国政府，意在对中国有积极之主张，其文于中国时局关系颇大，节译之如下：
第一对华发言权日本应提劝告帝政延期，扩充列强所认之日本优越发言权，断然行其第三次劝告，以贯彻最初之宗旨。
第二对华政策确立之必要今日欧洲列强亦须视日本意旨，此诚对华问题之最好机会，然犹使中国政府轻看我，皆系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不确立之罪。现当劝告帝政延期，各国协调未齐之际，于是中国专心运动欧洲诸国之承认，以为日本一国不承认固不足惧，其意盖因日本无确固方针，如各国既行承认，日本自陷于外交上之孤立，不能不随而承认，故今日之确立对华方针，诚无有急于此者。
第三对华问题与党派窃谓帝政延期劝告是系中国问题之发端，而对华问题之根本解决尚在日后，切望贵众两院议员，关于中国问题不分党派，自持严正态度，只顾国民之欲望舆论之趋势，举国一致决此大问题。
第四形式的亲善论之误谬中国人生而富于权谋，袁总统尤属其第一人，世有一部心醉袁总统，且为中国提出小利权所引诱，盛唱形式的中日亲善论者，此真耽误国家永远大计之尤者也。
第五云贵独立之不可轻忽……
第六对华政策与利权获得如果我日本以获得区区利权为交换条件，以致变更向来所采方针，则徒为袁总统及中国政府当道所轻侮，俾其自高日本易与之观念；至既得之利权，因中国政府盛唱种种障碍，终归于有名无实也。
第七好机不可逸中日亲善与袁总统之间，到底不能实现，是吾人深信不疑者也，必另行物色一真实确定中日提携之人，与之握手，是为切要也。
总之欧洲战乱，列强未遑东顾，是为根本解决对华问题绝好之机会，切望政府不固执己见，各政党亦不发挥党派的感情，举国一致，为国家永远大计起见，确立对华政策。至于帝政问题，日本合纵连横欧洲列强，自取牛耳，提出第三次劝告于中国；此劝告提出后，中国帝政因之中止，则袁总统威信失坠愈甚，南方独立军势焰自高，或袁政府为之推翻，或南北两政府分立，或又各地独立政府群起，全国糜乱，其势所及固不可逆料，真是我日本崛起之好机会。世之近视者不能洞观国家百年之大计，窃其与其性格冰炭不相容之袁总统缔结姑息的亲善，自失此千载一遇之好机会，其愚不可及也。
日本民间对华强硬论的鼓吹日盛，2月20日“国民外交同盟会”于东京筑地精养轩开谈话会，其有名人物有副岛义一、内田良平等十数辈，定于27日为联合各团体开一大会。
27日在上野精养轩，政友、国民、同志等各政党所属议员，以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支联合会、浪人会等各种有力团体共同举办“对支有志大会”，并有不少企业界人士、新闻记者及其他有志人士参加。大会通过决议：“中国此次动乱之责任，全在于袁政府之秕政。吾人认为各省为了诛除袁世凯之僭窃帝位而举兵，乃中国国民之正当行动，务期尽速迫袁世凯引咎而退。”然后宣言：
值此世界动乱之际，东洋和平端赖我帝国之保证，然而袁世凯却悖天理人道，不念民众之利害，不顾友邦之劝告，擅自僭攘帝位，以致激起全国之公愤，遂使中国陷于扰乱之惨祸。吾人鉴于中日两国之特殊关系与帝国之天职，认为袁世凯之行动为非，断然斥之，誓救中国四亿之苍生，以收拾大局，并期能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
浪人与参谋本部也愈趋激进。内田良平渐进扼杀袁世凯、改造中国的主张，至帝制运动公开进行以后，得以实现。他认为：“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加以援助，他们便会一起举事。”
2月中旬，参谋本部鉴于中国局势发展，制定打倒袁世凯政策，频频与陆军省协议对华根本政策。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对陆相冈市之助述及：“今日讲求袁世凯完全退让之手段，讲求扶植与我共同之政治势力之手段，征求各方意见或主义，大致达成一致，福田部长同感，一致如上逐步进行。”福田雅太郎为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
日本政府内部激进派与民间相呼应，1月间由小池张造筹划，在其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室，邀集军方会商有关反袁具体行动问题，陆军由军务局局长奈良、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町田，海军由军令部第一班班长竹下、第四班班长森山参加，每周聚会两次，一面交换情报，一面研商对策。而法相尾崎始终强硬，日政府遂不得不采取实力干预之策。
日本内阁通过实力干预方针
日本政府及陆军与护国军越走越近，后者濒临失败边缘，3月7日日本内阁在陆军建议下制定《对于中国目下时局日本所执政策》如下：
一、观中国之现状，袁氏威权之失坠，民心叛离及国内不安渐渐显著，该国前途实不可测，此际帝国所执方针为在中国确立优越之势力，该国国民自觉帝国之势力，建立中日亲善之基础。
二、袁氏在中国之权威不免为帝国达成如上目的之障碍，为遂行前述帝国方针，必须让袁氏自中国势力圈脱退，何人取代袁氏，无疑要比袁氏对日本更有利。
三、为使袁世凯从中国权力圈内脱退，以让中国自身做成其情势才是上策。
四、若夫排除袁氏由日本政府正面为之，要求帝制中止并退位，反而会为进退两难之袁氏打开活路，日本政府要为袁氏下台后负善后处分之责任，又会和与国协调破裂，欧美列强未必赞同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五、依据如上理由，对目下时局之具体手段为俟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
六、帝国民间有志之士，对中国人以排斥袁氏为目的之活动寄以同情之捐钱融通，政府不能担任公然奖励之责任之同时，对如上政策予以默认。
七、对华方针以上各项决定，由外务省协调实行，防止不统一之行动。
阁议间尾崎法相提示数点：关于中国问题，不要被列强协调束缚。
此阁议决定的两大要点为：以打倒袁世凯为目的，日本政府旁观期待中国内乱扩大，至此与内田良平的建议一致。臼井胜美认为：“日本阁议正式议决让邻国中国之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垮台之方针，空前绝后。日本以后的阁议决定的实际施行，终于让袁世凯垮台身死。”北冈伸一指出，对于中国帝政问题，日本内阁从1915年10月14日之最初阁议开始，到1916年3月7日阁议之决策过程中，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援助反袁势力
日本政策未定之前，参谋本部及陆军省就暗中支持反袁势力，然而规模尚有限。3月初护国军战事失利，濒临崩溃边缘；7日东京阁议决定干涉之后，反袁派声势大涨。
日本为贯彻阁议，厘定对华政策，并协调各部会一致进行，3月9日以后选定参谋次长田中、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陆军中将福田、陆军少将奈良、海军少将森山五人为委员，在外务省开秘密会议，取代阁议，成为陆军、海军、外务省对华政策之执行机关，主要推动者是军方，而委员长田中之权力甚大。
自此，日本大力秘密援助各方反袁势力，在华南决定推举一既非国民党，亦不属蔡锷等进步党之官僚系人物岑春煊，与梁启超组织军务院，与北京对抗；华中则策动孙文、黄兴。参谋本部又支持孙文指示居正在山东进行扰乱行动。为支持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并牵制北洋军南下，外务省对满蒙领事发出“对满蒙各地反袁运动援助金钱，并默许对该运动之其他援助方法”之通告。
日本提供资金支持反袁各派，诸如3月10日，孙中山等与日人竹内维彦等签约：
孙文、王统一、戴传贤以改革中国废政为目的，企图革命，与竹内维彦、中山说太郎计划供给必要资金，竹内维彦、中山说太郎因其计划为增进东亚永远之安宁福利，得有力后援者之赞助，缔结左之协约。（孙文、王统一、戴传贤下文称甲，竹内维彦、中山说太郎下文称乙。）
第一条甲于中国布理想之善政，与日本提携，以增进东亚之宁静民福为目的。
第二条乙为援助革命事业出资，但其支出方法、条件、期间等事，时时协议之。
第三条上海招商局、江南机器局与乙共营，即合办事业。其支配全为乙，又为乙之指定任事者。
第四条甲于左记区域之矿山及石油坑之买收，并新请愿之许可，附予乙以优先权。
第五条甲于前条区域之外，归甲之支配区域内，征相当之公课，使乙自由经营矿业。
第六条甲于设立政府之矿山局，承诺乙所推荐技术者为技术长，但将来采用华人时，不在此限。
第七条中国之海军军舰，均应向日本购买，但中国自制造者，不在此限。
第八条甲之政府未设立，然甲使其政府尊重履行本协约，甲以外同志之政府亦同。
甲乙两者，就大正五年二月一日协约，改定如前文，誓正实履行，本文作二通，署名奈印，各持一通。
大正五年三月十日
孙文、王统一、戴传贤、竹内维彦、中山说太郎
20日岑春煊等与日人竹内维彦签约：
一、云南军政府代表者岑春煊、张耀曾（下文称甲）竹内维彦（下文称乙）。
二、甲为确立东洋永远之平和及中日两国间之亲善关系以必要局面之发展为目的，计划成功之后极力举中日亲善之实并以此方针指导中国国民。
三、乙因前记必要局面之发展以补助所需资金之目的，对于甲以一次或数次协议之上支出壹百万圆，但甲成功之后应还附之。
四、甲于中国各种事业将来由乙申请之时，务宜与以好意的考虑。
五、本契约作汉文日文各二通甲乙各执一通。
日本帝国大正五年三月二十日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
岑春煊、张耀曾
竹内维彦
附岑、张致竹内函：
敬启者：此次诸承关爱，感荷殊深，兹为酬答厚意，特行声明：将来欲向外国或外人借款时，应先与足下商议，如足下所要之条件不较他国人重时，应不借他国人之款，借答高情，即希青鉴，并颂时绥
竹内维彦先生鉴
愚弟岑春煊张耀曾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日
另有岑春煊在日与久原房之助(钢铁大王)、大仓喜八郎、安川、贝原四人订约，借款150万元，为运动日本中下级海军将士在长江一带扰乱之用，事成则以浙江、湖南、湖北三省矿地让与四人所组织之公司；岑出发时曾交30万元，岑到粤之后又交30万元之说。
梁启超之南下也受日本强力掩护。1月下旬梁氏在上海致函陆荣廷，请响应云南起事。2月19日陆派陈协五访梁，曰梁朝至，桂夕发矣。梁等将信将疑，22日唐伯珊又至，述桂中事甚详，梁乃决定赴桂。唐将赴南京见冯国璋，约十日后梁从上海到海防会合。梁虑消息走漏，3月1日青木宣纯访梁，梁告此事，青木慨然自任，由其属官松井安排。4日梁、唐及汤觉顿等共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轮出上海，蛰伏舱之最下层，锅炉间旁。7日抵香港，梁独留船上，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与三井洋行两支店长、党人林虎皆来谒。但不得旅行越南之护照，日本计划偷渡，周密保护。12日乘妙义山丸（运煤船）离港，14日至越南洪厓，日商接应部署，夜换小船，日人导其偷渡抵海防，27日到镇南关入中国境。梁随即参与军务院之建立工作。
撤销帝制
北京对日本之反袁举动甚为注意，3月7日外交部电陆使：“对支有志会精养轩廿七大会决议对华问题，污蔑我元首有妨国交，且与两国国民交际大有遗憾，诚恐惹起国民误会，希向日政府诘问取缔注意并电复。”得知日本阁议决议后，袁世凯与国务卿陆征祥密议，10日密电陆宗舆：“迅将该驻在国政府最近对华之方针，及国民方面对华外交之趋向，加以详细调查，赶速密覆，以备参核。”
南北战局
此时，袁世凯全力压制护国军，北洋军在川南战事得手，收复叙府、纳溪、江安等要地，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军经广西进军滇南，护国军处境艰难。朱使对局势审慎乐观，8日电白厅云：政府军进军顺利，云南惟一的成功机会是邻近各省的响应，但迄无动静；如果没有其他力量支持，叛军将会很快崩溃。朱使担心两个因素，一是袁世凯因愚蠢地实行帝制造成不得人心，二是日本对袁世凯全面显现的敌意。云南总领事报告：山县初男大佐与叛军领袖密切接触，经由北越取得军火与协助。新任日本领事昨日到达，革命党视此为日本同情他们之证明。日本公使看来已体认到没有谁可取代现在政权。青木将军在此与总统友善地私下会谈过。我的印象是袁世凯将努力渡过现在的困局，但需要时间与技巧重建他与人民的关系，并消除日本的敌意。
10日朱使机密电：日使表达其个人意见，只要求袁世凯展示其政府对叛军之军力优势，并展现恢复秩序的能力，他应该发布宣言明确放弃帝制，证明他的诚意与宽宏大量。朱使表示同意，说日使应对总统提出非正式建议。日使说他已经建议过。
12日驻伦敦大使井上对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提出质疑，称：南军活动在云贵及川南，只不过是边境一部分之动乱，政府军收复叙州，别动队又进军云南，此时日本政府若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恐会引起英国之惊愕，请考虑阁议第五项之实行。因现在南军权力下降，承认之时机，必须与英国商量。13日石井外相回训：英国战报主要来自北军方面，南军状态未定，日本政府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之时机尚未决定，决定实行之际不必与英国商量。显示日本政府愈趋独断独行，不受英国牵制。
13日朱使极机密函：昆明总领事3日报告，山县大佐表示云南命运取决于三周之内，决定性因素是四川泸州的地位及广东龙济光的态度，岑春煊已派特使赴粤；李烈钧与北越当局商议雇用法国军官，希望安排经北越输入日本军火。7日又电告：日本领事当晚抵达昆明，革命党视之为日本同情他们主张之表征。10日电报：当地报纸热烈欢迎日本领事到来，他在火车站受到交涉员的欢迎，并与将军互访。但山县大佐对葛福表示，日本政府在袁与云南之间不偏不倚，他惟一的任务是调查情势、追踪独立省份的发展。朱使称在上海的青木将军认为袁气数已尽，表示任命徐世昌为继承人不会长久。
16日石井告诉白厅：为保护云南日侨，日政府通知中政府派遣广州总领事堀义贵到昆明，已于7日抵达。在法国当局协助下，白厅与东京及堀义贵间的电报经由法国印支线畅通无阻，但过去两天中断，可能因蒙自地区的问题。因此，堀惟一的电报必须走英国八莫线经缅甸与新加坡，要求英国当局支持。23日印度部机密函白厅：我已下令协助日本通电报。张伯伦颇为担心日本在川滇影响力增加，威胁印度安全。
广西独立
在此战局关键时刻，反袁各派及日本积极运动华南起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对袁世凯打击很大，令龙济光派到滇桂边境的军队进退失据，广东动摇；也让护国军得到急需之弹药，得以死里逃生。
《字林报》19日北京通讯云：桂省消息对北京政府为一大打击，切实取消帝制之申令日内即将发表。当蜀中官军得利之际，毅然废弃帝制，则在比较上易于转圜，不致损失威严；盖乘胜认错与遇逆屈服，固迥然不同也。但桂省之独立足以抵销官军之胜利而有余，又使政府退处于四面楚歌之地位矣。粤省之态度，实为时局中判决成败之要素。
广东将军龙济光受到沉重压力，19日广州英国总领事电告朱使：日本总领事前一日诱使军民长官加入云桂叛乱，两者都拒绝了。将军是关键人物，充满变数，广东若加入叛军，云南必定成功。英国总领事相信将军将仍然忠于袁，会以武力抵抗任何入侵。另一方面，广西及日本在华舆论都相信广东会倒向邻省之叛军，袁世凯就快完蛋了。
20日朱使函告：3月中旬叛军之崩溃似乎迫在眉睫，然而广西独立全然改变局势，龙觐光军队完全被切断；梁启超及岑春煊参与广西独立；广东态度成为关键，龙济光处境艰难。北京帝制派原来受川滇军事顺利鼓舞，因广西独立而泄气了。
北京面临困境，极端注意对外关系。19日袁世凯与国务卿陆征祥密议《对外交涉方针》：
某国对华无论若何激烈，我国决计纯以柔和手段克之。
一、外交问题，无论为干涉为要求，我国当一秉公法，以谋对待。
二、遇有恫吓之件，当局者应据理驳议，毋得刚愎，亦不可怯懦。
三、无论何项难题，概不准轻于决裂。
22日谕政事堂通行各省外交事项最宜严禁者五条：
现在外交事宜，发生之问题甚多，所有融洽对待之方，自应由政府妥筹相当办法。国民方面，自不便遽加干预，以免操之不慎，贻人口实。交谕政事堂，饬即通行各省，对于外交事项最宜严禁者五事，务须剀切劝导严密防维。
甲、外交紧急之时，各项报纸应暂缓加评议。
乙、所有军民士商对于外交事项概勿轻为干预。
丙、当外交紧迫之时，禁止开会集社筹划对外之法。
丁、各国旅华人士，应由地方关切实保护，不得任令莠民借口滋扰。
戊、抵制外货之举，徒伤感情，毫无实际，应阻止人民，毋得提倡。
取消帝制
袁世凯面临内外不利处境，必须重新考虑他的地位，采取最后步骤前，三位与帝制运动密切相关的外国顾问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丁恩、莫理循咨询朱使意见。
20日上午福开森拜访朱使，表示：现在局势只有明确放弃帝制才能挽救，袁世凯犹豫不决，袁之亲信拜托他请朱使说服袁，恭维朱使是惟一在北京可对此事提建议而被接受的人。朱使感谢他的陈述，但不做回答。同日晚丁恩访朱使，称总统因广西独立造成的局势极大地不安，广东的坏消息让他体会到政府面临的即刻危险。为缓和情势，总统被建议发布命令明确宣示未来政府将由新的国民会议决定，一旦南方秩序重建立即召开。他在如此做之前想听朱使的意见与指导。朱使以完全个人意见表达：这个建议看来可获致最好而且是惟一的挽救局势的机会，然而此做法已经有点晚了，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会因重获旧属支持而加强总统地位，降低革命运动的道德强度；这命令若要发生效果，总统必须以明确语气说明白。21日莫理循访朱使，称袁处于极大的焦虑及不安的心理状态，退出政坛是惟一的出路；龙济光几天之内会倒向革命一方，南方各省会由一个或多个列强承认为交战团体。
21日袁氏在公府召集会议，提出立即取消帝制之议。帝制派要人不知所对，朱启钤、梁士诒表示反对。袁世凯示以五将军密电，其中劝袁取消帝制，以平滇黔等之气，帝制派无词，于是命张一麐起草命令。
22日发布取消帝制命令曰：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余，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
同日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23日又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明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朱使报告：22日晚命令发布，相当令人满意，由教育总长张一麐起草，他近日因反对帝制离开政府。无法预测独立各省之反应，斗争相当程度上是个人特性的，这种形态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反叛者可能要求总统做更多让步，或坚持他退出政坛。但继任者是谁？
日本也注意中国政局发展，22日高尾访梁士诒，打探取消帝制内情。坂西见袁后报告：本日公布帝制取消，袁云广西独立广东必受影响，人民受苦益多，现立法院开会取消帝制，让反对帝制者无起义之名。
对内收拾与对日妥协
袁世凯命令取消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并以日本乘中国内乱谋取渔利，号召国人合力御外。独立各省则要求袁氏退位，各派角力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地位。英美支持袁世凯继续当总统，以维持全国秩序，但未能成功。袁氏试图拉拢日本，然而日本大力支持反袁势力，务必要让袁氏完全退出政坛。
对内停战共御外侮
3月22日北京内阁改组，消极反对帝制的徐世昌出任国务卿，陆征祥仍担任外交总长，袁氏手谕：“现值内乱外交异常及手之时，非集合全力以谋进行，难其迅速就范，因特准该总长对于紧要国务，仍行参预。”
26日袁世凯密谕中央各要员：“本大总统受国民之委托，躬膺艰巨，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此次大乱猝发，生民涂炭，殊非始料所及。该员等夙称公忠，务各和衷协议，借保和平。如有最难解决之见，确有裨于国计民生者，虽使本大总统牺牲一切，亦在所不辞。”
徐世昌就任国务卿后，于28日通电独立各省征求意见，并电未独立各省，力保地方治安。又多方协调停止川黔战事，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梁启超等，要求停战，商议善后办法，提出议和条件。
袁世凯以“共御外侮”号召南方息兵。25日曹汝霖电陆使：“可电粤转告三省，国交危急之秋，上既更变主张，三省宜速自行取消独立，合力外御，以救危局。” 26日《申报》载：“据通政界事情之某有力者言，某要人曾电各省，略谓日本此际欲于中国获得极大利权，不能如愿，乃威吓我袁总统，使其不安于位。如袁退位，日本将使岑春煊为之代；日本且不欲冯国璋等在今日之地位，以有障碍也云云；盖欲以此煽动国民对日反感，而保袁氏之地位云。”
29日曹汝霖电广东巡按使张鸣岐转达陆荣廷、梁启超、蔡锷，请勿因内争给日本渔利之机云：
自帝制取消命下，北京外交团皆称此举为大总统英断……均信反对派即应听命，日本亦表满意，惟其国一派之主张，原期于欧战期内中国内乱未平，谋占亚东主人地位。据确实消息，彼中严重条件现正与各国请求同意，各国尚未一致，不久即将乘机提出，其严酷更胜于去年之第五号，军事财政包括无余。……此间有关系之各使亦谓此说可信，且谓中国帝制虽已取消，内乱未必即平，深恐国人未明此理，终必与彼以利用之机会，深为可虑。英以切己关系，关心更切，观其在香港举动，事事为我援助，足证其拥护中央，惟恐乱事之扩张，公在广东，谅亦闻见。日与英利害虽反，苟无机会可乘，未必绝无迟回顾虑。此时我若举国一致，深明阋墙御侮之道，立息争端，不授人柄，或可苟安旦夕，徐图挽救。若再相持，恐资人渔利，立见危亡，弟心以为危，惟不便公电相告，又未便冒昧直达龙将军，特以私人资格，请公密达龙将军，转达陆将军、梁任公、蔡松兄，愿诸公以国家为前提，牺牲意见共支危局，不深切祷。
31日外交部电驻外各领事：“取消帝制事，廿三日电计达，现查滇省有函致华侨，宣布起事及请求助饷情事，希向华侨解释以帝制业经撤销，政府力行善后新政，若反对党再敛款举兵，显系破坏大局，资人渔利，万勿再寄款滇桂各省，以遏乱萌。”
英国担心中国内战扩大，3月23日朱使电：“总统发布命令撤销帝制，停止一切筹备。无法预测南方之反应，应可得部分北方保持超然高官之支持，加强袁对付叛军的力量，叛军失去目标，交战变成针对袁世凯个人。”
23日白厅机密电格林：我担心中国叛乱会演为南北战争，在华列强会受牵连。朱尔典及我们都认为袁世凯称帝太笨，现在放弃帝制也不会带来和平。24日井上大使与葛雷会晤，英外交大臣云：数日前接朱使电报，中国事态越发重大。日使称：未接政府情报，见新闻报道近日各地独立，有南北内战危险。葛雷云：如发生上述情况，请告知日本政府如何考虑。
30日朱使电白厅：此地情势没有改善，仍然十分困难。分裂各省坚持袁下台，除非他下台或找到妥协方式，否则不安会持续。广东将军仍效忠于袁，但遭革命势力夹击。31日朱使电：汕头被叛军控制，广州派军反攻，领事团担心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4月初袁世凯交政事堂会同各部总长切实讨论对滇黔用兵意见书，对外方面云：外交方面困难万分，稍一不慎，干涉立起。应如何妥筹对待之法，能可谢绝干预，且可不伤感情。大总统意见：此次南陲乱起，已迭次对外声明，事关内乱，毋庸友邦调停，以杜干涉之渐。现在某某两公使，屡欲居中融合，亦已婉词阻止。此后难保无继续声请之举，仍宜按定宗旨，设法谢阻。至南军方面，有无凭借外势之处，则可任其所为，非中央所能制止也。并谕外交总长陆征祥：“是后外交团对于调停乱事之询问，如弛出范围，一律毋庸答复，免起干涉之渐。”
《交谕外交总长陆征祥》（1916年4月4日刊载），基本宗旨是：停止内战，和平解决内争，不让外国干预。
广西独立后，广东秩序不安，土匪蜂起，在乡绅强力要求下，将军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同日陆使电曹汝霖：“报载英日使调停南北和议之举，确否。广东甚危，弟已设词英日有意调停，密达龙、张，请其坚持矣。” 10日外交部电陆使：“日俄协商条件可速电粤、桂、滇、黔。”应是想以列强虎视眈眈，希望南方能共体时艰，停止内争。
9日朱使函告：广东在此时独立，明确显示撤销帝制命令之失败，并且将袁世凯与南方达成协议之门关上了。月初日本派领事使团去广西，由南昌领事及广州总领事参赞组成；日本派到昆明之山县初男大佐军事代表团，新加入了嘉悦敏中佐。嘉悦敏任职参谋本部，与蔡锷是振武学校同学，曾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参与过3月岑春煊在东京借款订约事，又机密电伦敦云：权威报告，广东一宣布独立，云南当局立即向日本要求价值70万元的步枪与军火，由北海运送。在将军要求下，法国领事电告法国驻北京公使，只要袁世凯在位，叛军就不会放下武器，他们绝不会同意选举新总统，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他们要求经由北越运送武器，山县大佐为此事与法国领事接触。
4月12日浙江独立，朱使报告：浙江宣布独立，据说是为了不让北军进入。现状之焦点在于：南方领袖及外国支持者能否被劝诱接受妥协，让袁世凯保持总统位置而去除大权。袁目前之意图不清楚，可能在总统不保时，会依赖军力斗争下去，北军持续南下。另一方面叛军军火不足的问题，因广东独立而解决，自日本购得军火。袁的军力仍占优势，可静待南方内讧，但不可能凭军力压制南方。（机密）梧州领事报告：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去广西见陆荣廷。
4月中旬，梁士诒接到梁启超6日由南宁复电，坚持袁氏下野，云：
以云外侮，在弟等何尝不日怀冰渊之惧，积久相持，非国之福，尽人能知。然祸源不塞，曷由安国人之心而平其气。弟即苟且自卸，岂能回西南诸将之听？诸将即欲苟且自卸，又岂能回全国人之听？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快，万一事久不决，而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而罪责必有所归。
梁士诒知和平之无望，16 日携此电见袁，袁随阅随批，在“劳他人为我驱除，则耻辱真不可湔”旁，批云：“敌国忌恨，讵非伟人？”
4月中旬，滇黔桂三省复电徐世昌等，强硬要求袁世凯速行宣告退位。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建议时局解决办法：削减元首权力，实行责任内阁等，但遭到护国军坚决反对。19日唐继尧等联名致各国公使领事电，以袁世凯大总统失资格，黎元洪代之为适法大总统。
徐世昌接洽和平协调南北无效，辞国务卿职。21日袁世凯公布制定政府组织令，实施责任内阁，只保留总统虚位，段祺瑞接任国务卿总理国务。段氏积极与西南联系，外交仍由陆征祥担任。26日朱使函告：长江流域到处不安，袁氏宣布撤销帝制后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了公众的信心，官员中产生无助感，深怕采取行动却选错边，宁愿按兵不动。
5月1日两广都司令于肇庆成立，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李根源任正、副都参谋。8日军务院于肇庆正式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刘显世、吕公望、李烈钧、蔡锷等人为抚军。护国军有了形式上的统筹机关，坚决否认袁世凯总统资格。朱使强烈质疑日本以财政支持肇庆，其广州总领事谋求建立南方共和国。日本也在北方给袁氏制造新的麻烦，5月中旬运动山东独立。
8日北京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冯国璋联络未独立的15省区于18日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总统去留问题，讨论未决，通电邀独立5省一起研究妥善办法以救危急，独立各省回电拒绝参加，会议停顿。朱使认为此会象征反袁势力的分歧，与会者与肇庆军务院意见不一，北方各省不想让叛军有太大政治影响力。几日后，梁启超坚持袁氏下台为罢兵最低限度条件。袁氏无法接受，欲继续用兵，但北京财政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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