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的侄子
当天下午，我就要做手术。
医生没到，我先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门口挂着半块白布，上面有三个红字——手术室。有一扇向西的窗户，太阳透过木制的“栏杆子”射进来。一张蒙着白布的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几个铝皮饭盒，放着刀剪药棉之类的东西。
扫视全屋，再没看到什么与其他房间不同的地方。看完墙上看地下，墙角有一个放电池的纸盒子，盒子没盖盖，里头放着一团肉，再一看，那分明是一个没成型的小孩！小孩大概五寸长，手脚都有了，脸上嘴有了，该长鼻子和眼睛的地方只有一点肉泡泡，就像播下的豆子正要发芽拱土。
尉医生走了进来，说那是刚打下的一个小孩，大概四个月。
尉医生叫来一个护士做帮手，让我躺床上，给嘴唇上打了一针麻醉，又往我脸上蒙了一块有洞的白布，就开始通过洞口在嘴唇上做手术。
从来没有打过麻醉，又担心痛，很害怕，但想到这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心底里又像有一个柱子长起来，我扶着这假想的柱子，很快稳定了心神。
医生用刀切开血管瘤时，嘴唇已经变成了一块木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那地方离耳朵不远，能够清晰听到刀子的切割声。
护士摁着我的嘴和白布，方便尉医生切割缝针。她一只手紧紧摁住的是恰是鼻孔，出不来气，我只好拼命吹气，提醒她挪一下手，她以为我要乱动，摁得更狠。
手术不多大会就做完了，我被扶到病房休息。屋里有三张床，西侧一张已经躺了个老太太，我躺了中间一张，东边一张空着。
入夜，病房里电线上吊着一个25瓦的电灯。没有任何分心的东西，麻醉也醒了，嘴唇很痛。我不能吃饭，打了一针葡萄糖。母亲小心安慰我。
熬过了第一晚，第二天我就可以起床了，只是精神恍惚，两条腿拌蒜。
勉强到卫生所外上了一趟厕所，见粪坑里丢着几个死孩子，都是比老鼠大不多少的，吓得没完事又回来了。
下午，卫生所一针骚动，人们往手术室抬进去了一个人。手术室也没关门，我往里头看了看，在昨天我躺过的那床上，有个女人在哼哼，肚子已经被拉开，很厚的黄油和肠子一起翻到了肚皮外。
我不敢看了，回到病房。不大一阵，病房里抬进来那胖胖女人，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的胖小子，重达八斤，就是这八斤肉，在她娘肚子里闹腾了一天，把她娘没给折腾死，用板车拉到这里，让尉医生动刀子给取了出来。
有了这娘儿俩，病房里就热闹多了，小家伙晚上不停哭闹，我也无心想疼了。
麻烦的是，我浮肿越来越厉害，没有任何补品，早上喝稀饭，中午和晚上是一碗米饭，加半碗煮豇豆。
哥哥们在占河水库工地，只有母亲陪着我。父亲来看过我两次，有一次借到了一斤肉票，又借到了7角4分钱，他淌过土门河，到水口桥合作社买回了一斤肉。
这一斤肉本是不大的一块，一头是骨头，一头是肥肉，肥肉被母亲割下来熬油，剩下中间一块半瘦半肥的煮熟了，盛在一个小饭碗里，母亲让我吃下去。
那年头，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斤肉票，所谓吃肉，都是过年时在一堆面条或者菜里，有那么几片肥肉。
面对这半碗纯肉，觉得吃下它是罪过。让母亲吃，她坚决不吃，一定要看着我把它吃光。这半碗肉就是我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得到的唯一补品。
一周后，我出院了。
过几天，尉医生步行15里，翻过几座山，到我家做过回访，开了些利尿消炎的药，让我消肿。尉医生永远白白净净，脸上永远用祥和的微笑，走到我家黑屋子，屋子马上就亮了许多。
过了两年，我上高中了，有一天突然无意间听同学说尉医生死了，死的很惨！这同学是尉医生的同村。
1974年，英山遍地都是学大寨的工程，有河的改河，无河的挖山。挖山是要把树都挖掉，改成像大寨虎头山那样的梯地。梯地上没有土，只好再挖深沟，往里填从山下挑来的熟土。
1975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晚上，西庄畈卫生所匆匆跑来一个人，说在他们夜战挖山的工地上出现塌方，有人埋在了土里，要赶快抢救。尉医生抄起急救箱，就和来人跑向十里外的工地。
工地上，沟豁纵横，在跳过一个深沟时，尉医生不幸踩空，跌进了深沟里！
尉医生当时就不能动弹，他自己用手摸了摸，告诉同行的人，腰椎断了，走不动了。同行的人赶快叫来人，把尉医生连夜送到了杨柳医院。
我不知道在医院的细节，尉医生后来没有得到很好治疗，腰部都溃烂了，24岁那年的春天，他撒手西去，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刚一岁的女儿。
苍天为什么要带走尉医生？他是那样和善热心，永远朝气蓬勃，难道是上天缺少这样一位医生？
听完同学的讲述，眼泪夺眶而出，找到校后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那里哭了一节课的时间。
40年去过去了，在写这些文字时，我还能清晰看到尉医生的笑，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无畏。在那荒山野岭里，那微笑是照亮很多无助穷人的太阳和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