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编者按：
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因病于5月9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18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习近平等七常委及胡锦涛前往送别。
钱其琛既是李肇星的老首长，也是李肇星外交生涯中的领路人，两人曾先后出任外长。钱其琛病逝后，李肇星撰写本文独家首发“政事儿”，以悼念“老钱”。以下为全文。
饱含热泪的40年美好回忆
——悼念我的外交生涯领路人钱其琛老首长
李肇星
2017年5月4日，得知我敬重的钱其琛老首长病危的消息后我马上赶到医院探望。抢救取得一定效果后，第二天我又去医院，和钱老夫人周寒琼——也是抗战期间入党的老革命相互安慰了半天。
不料9日晚，我外交生涯的领路人、记忆中永远亲切的“老钱”永远地走了。思绪伴随着泪水不住地涌动，我回想起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从这位伟大的外交家身上学到的数不尽的点点滴滴。
钱其琛
第一次认识和唯一一次开玩笑
整整4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老钱。
1977年初夏，我在解放军农场锻炼近三年、在非洲常驻近七年后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科员。当天，我们处的党小组长方平带我去见司长。在司长办公室，发现多人在谈工作，我全不认识。方平指着其中一位说，他就是司长。我马上说“钱司长好”，结果在场的人都笑了。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以为是笑话我的山东口音。后来才知道，外交部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淳朴，当时新闻司所有的同志都叫司长“老钱”，我成了第一个叫“司长”的，而“老钱”则称呼大家为小张、小王、小李等。
从那以后，一直到他担任国务委员、副总理，他仍喜欢我们叫他老钱。记得他离休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称他“钱副总理”，他幽默地回应：“小李，怎么回事儿？几个月不见，你中文水平下降这么快。四个字错了仨，我不是副总理了。”
我记得，这是40年里他唯一一次同我开玩笑。
领我走上发言人之路
1982年，老钱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我是新闻司的一副处长。
那年3月，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传达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同志捕捉到这一信息，指示外交部予以正式回应。
3月26日，钱其琛司长主持了新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外交部没有专门召开发布会的场地，甚至连专供发言人和记者坐的椅子都没有。老钱站在现场，几十位记者簇拥着他，听他发布了简短有力的三句话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我有幸在他身旁担任翻译。
可以说，老钱是新中国政府部门的第一位正式的发言人。后来，外交部从1983年开始建立了发言人制度，我从1985年到1990年担任了六年外交部发言人，老钱一直是我的榜样。
记得刚通知我当发言人时，马毓真同志是司长，我是他的助手，副司长。我信心不足，曾在第一时间建议可否把司长称为发言人，把副司长称为“副发言人”。老钱当即驳回我的建议，说发言人别分“正、副”，也不必叫新闻发言人，发言人都是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严谨地介绍有关政策。
李肇星与钱其琛（资料图）
“吃饱饭，好好干，没问题”
1983年5月，我由副处长晋升为一等秘书，被派往刚同我国建交的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王国任临时代办。
在大使到任前，临时代办是使馆的首席外交官和馆长。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心中没数。临行前，我带着笔和本儿去找老钱，请求指示。他在办公室站着对我说：“去非洲挺好，和全馆同志一块吃饱饭，好好干。祝全馆同志都好。”不到半分钟，谈话结束，我的笔和本儿都没用上。
我努力理解和贯彻老钱这句指示，与全馆同志紧密团结，解决了一些难题，特别是当时环境下的安全问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半年后，这个官兵只有六个人的使馆被部党委评为先进集体。
含蓄的批评
我当新闻司副司长时，为加强中日新闻交流，应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邀请，经马毓真司长建议，部里批准由我任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访日。报名参团的都是国内大报的资深记者，很多人的“行政级别”和我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当团长没底气，就去向老钱建议我当副团长，另外找个级别高的当团长。老钱简明扼要地说，“团长你不当，那你自己提个人选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