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11年，王久良开始拍摄《塑料王国》，延续对垃圾的关注，讲述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被卖到中国分类加工，对加工地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图片的力量似乎不够了。“一张图片看似有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当你去陈述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时，你会发现它是有局限的，它怎么比得上视听语言的信息载量呢？”这次他选择了纪录片，一做就是六年。
《塑料王国》在国外放映时，王久良发现最多的观众反馈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因为那是我的垃圾。观众常常先陷入沉默，然后表示不允许自己的垃圾被这样运到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被处理，不管这是不是国际贸易。“我具体能做些什么？”是王久良听到最多的问题。他想，这也许会带来改变。
《垃圾围城》曾引来总理的长篇批示，北京市政府投资100亿元治理北京周边垃圾场。王久良骑着摩托回访那些垃圾场，看到十几年的陈腐垃圾被挖出来，投进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中分类。垃圾场挖到最下层，铺上防渗膜，回填、铺土、绿化。镜头下的那些无序填埋垃圾场真的没有了。
王久良说：“这样的结果像给我打了鸡血一样，让我去搞《塑料王国》。我真的感受到特别有信心，图片、摄影、纪录片的力量是存在的，不像人说的艺术无力。”最开始拍《垃圾围城》时，他想做的是可以放在画廊中的艺术作品。垃圾超市，大型装置展览，把所有捡来的垃圾再还原到超市货架上，远看是方便面，近看仅仅是包装垃圾。拍摄没多久，他被真切发生在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立马感受到艺术真的不重要。我需要最直接地告诉人们，这有个垃圾场，它什么样，就这么简单。”他知道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挂在画廊销售，但他认为这东西有被人知道的必要和价值。他想改变现实，他真的做到了。
——以上为本文节选
王久良第一次看见亲人之外的人死去，是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垃圾山上。多年之后，他还清楚记得那一刻，耳朵里响起了尖锐的鸣叫，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太阳明晃晃地刺眼，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宁静。
那是一位拾荒的老人，住在垃圾山上。王久良第一次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盖的院子格外精心。砖头虽是从垃圾堆里一块块捡来的，却砌得整整齐齐，除了房子外，还砌出个方正的围墙，围出一片小院，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垃圾山上显得格外扎眼。比起许多拾荒者随手搭建的临时居所，王久良从这片小院中看出了主人的用心，在纪录片《垃圾围城》里，王久良称它为“一个真正的家”。
第三次去这个小院时，王久良才见到了它的主人。老人看起来六十岁左右，行动利索。王久良想好好拍摄他的故事。问他和谁住在这里，他回答，“你看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也许他是个哲学家，也许他精神有问题。王久良想着慢慢来。第四次，王久良在屋里院里都没找到人，他准备离开，走上高坡时回望，猛然看到有人躺在房子边上。王久良下意识地反应，这个人死了，他听到自己耳朵“嗡”的一声鸣叫。
确实是那位老人，嘴角残留着白沫，没有外伤，没有打斗痕迹。冬日的午后，地面微微化冻，老人头部两侧的地面被磨得很光滑。王久良想着他死前可能难受地摆头。会是食物中毒吗？他见过老人捡食垃圾里的变质食物。他打电话报警。有人来询问、检查、解剖。一辆车来了，把老人拉向一公里外的火葬场。一个人如一把尘土般没有了。
2008年到2010年，王久良在北京周边骑行15000公里，走访460多座垃圾场，拍摄一万多张照片和超过60小时的视频，最终拿出摄影作品《垃圾围城》，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最高奖项。那位垃圾山上老人去世的照片，只在这次展览上展示过一次，后来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再也没有展示过。
这位老人算是拍摄对象中打交道最多的人。拍摄中王久良刻意避着见人，因为见人的大多数后果是被骂、被打、被狗咬，只有跟拾荒者的交流轻松些，但也是随机拍摄，只见一面。王久良想起自己在永定河边拍垃圾场，被盗采挖沙的人逮住，指着鼻子骂：“你他妈要再来，把你推沙坑里埋了。”他有点害怕，要真埋了，填上垃圾什么的，谁找得到呢？
2011年，王久良开始拍摄《塑料王国》，延续对垃圾的关注，讲述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被卖到中国分类加工，对加工地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图片的力量似乎不够了。“一张图片看似有着无限的可能，但是当你去陈述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时，你会发现它是有局限的，它怎么比得上视听语言的信息载量呢？”这次他选择了纪录片，一做就是六年。纪录片有两个版本，几乎没有重复的内容：二十多分钟的媒体版论证“是什么”，讲这个产业在当地的基本状态，比如当地人收入增加，环境和健康却大受影响，孩子们把捡来的针管塞进嘴里玩……八十多分钟的电影版用故事讲述“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有人愿意从事这样的高危行业，王久良选择拍摄两家人的故事——办塑料加工厂的小老板坤一家和他的工人彭一家。他与两家人共同生活一年半，几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016年11月，电影版获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获奖评语说：“在两个家庭的谋生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这令人心酸的境况中留下痕迹。”
王久良的法令纹长得开阔，没有像通常一样向下绕成括弧形，而是一撇一捺远远延伸开去，踞在大半张脸上，随着表情变化深浅，显得飞扬抖擞。他搓一搓手旁的透明塑料袋说：“这是苯。”又摸摸一个塑料盒：“这是聚丙。”我递笔过去求鉴定，他敲一敲：“这个应该也是聚丙，但不是很纯。”然后为自己的显摆哈哈自嘲两声。
中学时，他最不擅长有机化学，带六边形的分子结构让他晕乎。但为了拍《塑料王国》，他开始研究这个。“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BP……我基本上搞清楚了。塑料的分类有上千种。”他研究塑料垃圾问题许久才动手拍摄，“要是不懂这些，我怎么向人阐释？我面对的不是摄影圈的人评价，对我产生质疑的都是废塑料协会之类专门干这个的，我有足够的信心跟他们辩论。而且我乐意享受了解的过程。”
闯过各种难关后，才得以进入塑料工厂拍摄如何把废塑料加工成颗粒。拍摄了十来天，他的右眉头长出一个平顶的小硬包。一个星期后，开始化脓、破裂，深到可见头骨。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它留下的疤。他之前拍到过有人身上长这样的疮，并没有在意。等长到自己身上，看到别人身上也有，他意识到这不正常，查询才知道这是氯中毒引发的氯痤疮。即使王久良没有亲手操作机器，也会因待在那个环境里氯中毒。纪录片里，小老板坤给王久良指看自己的病痛，却不敢去检查，怕真的查出什么，无法面对。
《塑料王国剧照》塑料分拣工人一家
坤有一辆面包车，但他还想要一辆小轿车。他勤劳，能吃苦，告诉才上幼儿园的儿子要好好学习、赚钱、进京、买房买车、过有钱的生活。有人评价这是虚荣。但当纪录片把生活铺展开，让你看到一辆二手奇瑞可以点燃坤眼中多少欢悦，你会很难轻易吐出“虚荣”二字。坤向儿子说，爸爸赚到钱了，能送你去上学，而彭一家的孩子就没钱去上。这炫耀带着残忍，却无可辩驳。
彭带着老婆和四五个孩子分拣垃圾，一天挣50块钱。彭喜欢喝酒，随性散漫，孩子们没钱上学，他说反正自己也没上过学，还不是过来了。他按彝族习惯一个接一个要孩子，第五个孩子就出生在垃圾场的围墙边。大女儿依姐九岁来到这里，敏感懂事，很想上学，却从不向父母提。
王久良刚做《垃圾围城》时，会义愤填膺地阐释自己认为正确的环保理念。“我极力提倡垃圾分类回收，但当我看到垃圾分类回收背后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对分类回收又产生新的认识。我不是说否定它，我会对它的评价更全面。所以当你真正去了解某个事物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它的多面性，它的复杂性。就像坤一样，你说他虚荣吗？有。可一个人想生活得更好难道是错吗？这是人的权利。但获取利益的同时，不能给他人带来伤害，比如不能污染水。”
塑料村里的地下水已经不能喝，纪录片拍摄了孤寡老人向运水的车买水，这已经成了专门的生意。老人拿不出买水的四块钱，只能先欠着。王久良跟着运水车拍摄，跟了20公里，上山找水。那座山正好是知名的石材加工基地，水源也少了，不好找。看似不同的环境问题在这里相遇。
有记者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降低垃圾危害，中国能不能学国外的垃圾处理方式？王久良确实见过不产生废水、废气，也不跟人有接触的垃圾处理方式，危害很低，但背后是巨大的成本投入，因此难以大规模发展。他回答：“本来我也想探讨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问题，但他们消费主义的观念比中国人严重得多，产生的垃圾量多得多，从这一点来讲，又有什么可值得学的？他们的城市之所以比较干净，是因为他们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去藏匿垃圾，比如大部分垃圾处理靠出口。为什么要出口垃圾？因为回收垃圾的成本太高了。”
《塑料王国》在国外放映时，王久良发现最多的观众反馈是，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因为那是我的垃圾。观众常常先陷入沉默，然后表示不允许自己的垃圾被这样运到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被处理，不管这是不是国际贸易。“我具体能做些什么？”是王久良听到最多的问题。他想，这也许会带来改变。
《垃圾围城》曾引来总理的长篇批示，北京市政府投资100亿元治理北京周边垃圾场。王久良骑着摩托回访那些垃圾场，看到十几年的陈腐垃圾被挖出来，投进比房子还大的垃圾处理机中分类。垃圾场挖到最下层，铺上防渗膜，回填、铺土、绿化。镜头下的那些无序填埋垃圾场真的没有了。
王久良说：“这样的结果像给我打了鸡血一样，让我去搞《塑料王国》。我真的感受到特别有信心，图片、摄影、纪录片的力量是存在的，不像人说的艺术无力。”最开始拍《垃圾围城》时，他想做的是可以放在画廊中的艺术作品。垃圾超市，大型装置展览，把所有捡来的垃圾再还原到超市货架上，远看是方便面，近看仅仅是包装垃圾。拍摄没多久，他被真切发生在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立马感受到艺术真的不重要。我需要最直接地告诉人们，这有个垃圾场，它什么样，就这么简单。”他知道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挂在画廊销售，但他认为这东西有被人知道的必要和价值。他想改变现实，他真的做到了。
王久良很喜欢美国摄影师克里斯·乔丹，他拍摄中途岛上的信天翁，肚子里全是塑料垃圾，无数幼鸟死去。因为图片的广泛传播，有关方面专门成立了保护中途岛信天翁的基金。“这才是最牛地方。基于你的创作，让这里发生改变。”
2015年底，他在中国见到了克里斯。两人的公开对谈中，王久良讲起了自己的困惑：“我好多年来也在从事关于社会议题的创作，后来发现自己已经慢慢被架到一个道德的至高点上。当你打开搜索引擎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王久良的基于高尚的各种称谓。这也成为了我的一个负担。很长时间里，我甚至把我的作品是否能够改良社会作为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渺小，很多时候我会感到很无力。后来我也逐渐想通，作为摄影师，我们也许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个提出问题的人。”
《塑料王国》剧照：孩子拿着从垃圾里捡来的针管子玩耍
《塑料王国》拍摄完后，王久良和制片组帮助依姐一家回到四川老家，依姐和弟弟终于能上学了。老板坤关闭了小工厂，改当货车司机。尽管没有点明拍摄地，但媒体版纪录片传播开后，当地政府集中整治，关停了环保不达标的小工厂。近两年，他不时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其它省份类似的塑料加工区被整治的消息。
早在少年时期，王久良就在不断谋求改变。他上过三次大学。第一次退学是因为交不起学费，眼看到了20岁，他想我退学挣钱吧。自己开照相馆，一年赔掉了借来的四万元。接下来的三年，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有时两天没吃饭，饿得不行，觍着脸找同学蹭饭吃。2000年，《齐鲁晚报》招聘摄影记者，他觉得自己够格，可差个硬条件——本科文凭，便第二次考大学，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的摄影专业。但上了大半年学，只有画画课，没有摄影课。他还受不了学校的半封闭式管理，与副校长拍了桌子。半主动半被迫下，决定离开。他在日记上问自己：“考个大学和赚一万块钱，哪个更难？”答案是“赚一万块钱更难。”第三次考大学，他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
现在，他又打算改变自己。他说起自己20年前就知道的摄影师，拍的东西很棒，但20年前那样子，20年后还是那样子。作品没变，讲的东西没变，东西背后的动因也没变。“我时刻要提醒自己规避这种”，王久良说，“我想用新的语言做新的东西。”
六年完成一个作品，对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他来说太长了，那可是结结实实、几乎不做其他工作的六年。他还是希望作品能尽快发挥作用。生命短暂，要尽可能多做点事情，但纪录片急不得，既需要漫长的寻找和等待，又受制于拍摄对象的情况，不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于是，下一部作品，王久良想换成基于虚构的剧情片。
“还是跟环境有关吗？”
“不一定，我现在对当下社会环境下的人性体现更感兴趣。”
“还会像以前一样有一个推动现实改变的直接诉求吗？”
“这是不变的。要没有它，我就不做了，那我去干别的工作了。”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