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保存的子弹
1939年，华北日军中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八路军获得了一种可怕的圆头子弹，被这种子弹打中后，不但在体表会出现巨大的创口，而且子弹在人体内也会发生碎裂。这些日本兵根据弹头的颜色，在日记中将这种子弹称为“要命的红圆头”，用来和标准的日制6.5毫米三八式尖头步枪弹相区别。有意思的是，到1942年之后，日军发现，虽然八路军仍在使用“红圆头”，但再也不会产生可怕的弹头碎裂效果。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八路军步枪的射程和精度大幅度提高。其实，所谓的“红圆头”，就是晋察冀军工部利用铜元和弹壳等原料、使用手工工具制造的复装子弹。
艰难起步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军的军工人员就将制造枪弹作为一项头等任务来抓。由于没有制造枪支和弹药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军是以梭镖、大刀和土枪土炮为主要武器来打击敌人的。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达到7万余人，手中也有了不少从敌人那缴获的制式步枪甚至是机枪，各根据地开始尝试自行制造枪弹装备部队。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军事问题的决定》中首先提出：“集合各区县造弹匠，收集各种器材，担负制造弹药和修配枪械的任务。”到1931年，随着反围剿战斗的发展，红军急需大量的军火补给，包括中央苏区、鄂东南、湘赣等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开始进行复装子弹的生产。
鄂豫皖红军兵工厂制造子弹的工具和产品
所谓复装子弹，就是对使用过的子弹壳进行整修后，重新装入发射药，再安装新底火和子弹头。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兵工生产条件都相当简陋，既不能制造无烟火药，也无法自行压制铜制子弹壳。因此，当时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收集铜、锡、火硝以及弹壳等兵工原料的运动。光弹壳一项，中央苏区的军民就上缴了20多万斤。其他像火硝、棉花等原料，则主要依靠特殊渠道采购。包括中央红军兵工厂、闽北红军兵工厂等少数几个厂有能力自行制造底火和子弹头。制式子弹头一般采用铜被甲包裹铅芯或钢芯，而红军却没有能力自行压制，因此,最初制造的子弹头一般采用锡浇铸的方式。这样生产的弹头硬度很低、射程较短，但由于锡熔点和硬度较低，射入人体后迅速变形，会造成难以痊愈的伤口。尽管如此，锡浇铸弹头已经算是红军时期的高端产品了,在生产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当时川陕根据地的通江兵工厂和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兵工厂，甚至曾经用硬木削成子弹头，而这样制造的子弹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
逐步完善
抗战爆发时，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根据地，都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弹药厂。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逐渐巩固，各根据地开始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来筹建自己的弹药厂。
制造出前文中“红圆头”的晋察冀军区子弹厂，采用的是“吸收”的方式。1938年冀中军区得知活动在易县、定兴一代的赵玉昆武装，通过从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招收技术工人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子弹复装厂，便派出军区技术研究社的张奎元同志，到赵的厂中考察学习。1939年，冀中军区又派出张方和胡大佛两位同志到赵玉昆的子弹厂考察，并带回了螺旋压力机、弹头和雷管的冲模。1940年赵玉昆叛变投敌，杨成武司令迅速组织力量接收子弹厂，并将其改编为军工部5连，继续进行生产。
在抗战时期，各根据地仍沿用红军时期的弹壳复装技术，来修正回收的子弹壳。在发射后，子弹壳中后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膨胀，必须将其放入冲模中冲压还原，但这样弹壳长度又会增加，再用车刀减去伸长部分。据当时技术人员回忆，一般一枚弹壳在复原4次后就会因为壳壁过薄，再无法使用了。
除弹壳以外，各根据地在制造弹头时也大多采用铜片冲压被甲的方式。以晋察冀军区为例，因为晋察冀军区子弹厂中有一批有技术的工人，因此很早掌握用铜元冲压弹头铜被甲的工艺，制造出的子弹头带有铜元的红色，这就是“红头子弹”的来历。但由于铜元采用铜锡合金，耐磨而不抗拉，所以在生产中冲压的铜被甲容易产生裂缝，导致子弹飞行中弹道飘忽不定，命中后被甲立刻开裂，其中铅芯露出，最终产生近乎达姆弹的可怕杀伤效果。
虽然早期铜元制造的红头弹杀伤效果较强，但子弹厂的技术人员仍希望对工艺进行优化，使自制的复装子弹的射程和精度达到要求。为此，子弹厂的张奎元同志每天蹲坐在压力机旁边，对每道工序进行观察，最终决定预先将铜元打成加厚铜板，再进行冲压，光这一项改进就使弹头完好率达到85%。其他诸如消除冲压产生的毛刺、对铜被甲进行卷边等工艺，终于使复装子弹的射程和精度达到了与日制子弹接近的要求。
实际上不光是晋察冀军区和整个八路军军工部，新四军也曾在自行压制弹头铜被甲过程中遭遇类似问题，1941年新四军军工部在电报中总结：“八次手续可制作一个弹头铜片。因生的铜片太厚，每冲一次膨胀程度不够，以致子弹打出时弹头炸裂。”新四军军工部最终改用铜锡合金制造子弹头，在保证射程和精度的同时，在100米内可击穿日军的钢盔。到1942年，各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晋察冀军区唐县子弹厂、新四军仙墩庙子弹厂等一批弹药厂，不少根据地的子弹达到了自给自足，例如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在1942年的总结中自豪地宣布“步枪弹一般的能顶用，小子弹能完全自造。”
实现自制
尽管解决了弹头和复装子弹制造问题，但是仍不能制造新子弹。尤其是到1942年之后，各根据地反扫荡形势日渐恶劣，根据地的子弹壳、发射药甚至铜和铅的收集和采购都开始吃紧。以晋察冀军区为例，1941年初由于无法筹集足够的铅，只能用锡来制造弹芯。
为了克服困难，各根据地再次发动兵工人员，根据自身情况提出解决方案。江南新四军部主要采用增强采办部门能力的方法，派出一大批得力同志深入日军占领区，收集一切所需原料。而华北的八路军和晋察冀军区干脆自行开矿冶炼，1942年上半年，八路军军工部在安阳林县（今林州市）发现了一个铅矿，用不到一年时间开挖出几百斤矿石，暂时解决了原料问题。1942年6月晋察冀军区在北庄炼铜成功，8月在古洞炼锌成功。
后期的技术，可以看出从弹头的制造有多么困难
有了原料之后，晋察冀军区子弹厂开始尝试自行制造弹壳，最初采用纯铜条压制，但很快发现这样制造的弹壳强度过低，在发射后会出现涨膛，导致退壳故障。只能改为用铜锌合金制造黄铜板，再经过11道工序压制成子弹壳的办法，最终生产出合格的子弹头，配上大岸沟化学厂制造的无烟发射药，诞生了人民兵工最初的全自制子弹。1943年，晋察冀军区在阜平建立了第二个子弹厂，专门生产全自制圆头子弹，年产量可达40万发以上。
不过，这并不是抗战中人民兵工自行制造的最好子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在听说军工部搞出全自制子弹后，又鼓励军工部赶制可以在机枪上使用的尖头弹。但是，由于铜元和红铜板延展能力太差，无法用于冲压尖头被甲，只能尝试改用铸造法，直接铸造尖头弹头。
这种工艺与新四军仙墩庙子弹厂制造尖头弹头的方式很接近。但如果采用较软的纯铜或锡铸造，弹头在发射过程中就可能变形，在连续射击中易造成炸膛事故，而且成本也不够经济。几经测试，最终在张奎元的提议下，采用金属热处理的办法，将做好的圆头铜甲放进尖头的铸造模具中，加热使被甲变形，取出进行退火，再进行冲压，最后灌铅收口，这样就制成了规格符合要求的尖头铜被甲铅芯弹。据晋察冀各部队使用，能够满足机枪发射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944年，八路军军工部的子弹年产量仍不足70万发，而国民政府兵工署下辖兵工厂同时期的年产量则超过了1亿4千万发。但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对日军进行局部反攻的同时，国民党军却在豫湘桂大战中丢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由此可见，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才是抗战中真正的中流砥柱，而人民军工在恶劣条件下自力更生、坚持生产，则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原载于《世界军事》，作者白孟宸，新浪微博ID：铁与火-白孟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