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曾经一度对台湾“经济奇迹”鼓吹和艳羡，台湾作家杨渡很不以为然，如今“经济奇迹”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大陆。杨渡深深知道，奇迹的背后有着无数个体的辛酸疼痛、万千家庭的流离失所。因为大陆正在经历的，和二十年前的台湾如此相似。
杨渡1958生于台中农村，在童年时见证了台湾经济腾飞背景下家庭的分崩离析。这些经历他在纪实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里娓娓道来。
1960年代，台湾土地改革后安定下来，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农村纷纷开起了工厂，在这一背景下，杨渡的父亲，一个天生不甘于平庸的农民，也开起了锅炉厂。由于资金缺乏，他卖田地、借高利贷。但是由于他不懂锅炉技术加之不善管理，财务上产生了巨大的漏洞。他用一个个亲戚的名义去开支票应付财政困难，但是最终这些债务都压在了他妻子——杨渡的母亲身上。
因为跳票（空头支票），杨渡母亲被捕。母亲在牢里手足无措地哭泣时，旁边的一个女人说，有什么好哭的，这里一半女人都跟你一样。那个年代有许多女人在承担着男人闯荡失败的后果。母亲被捕期间，一家人尝尽了人情冷暖：追债人恶语羞辱、房屋及家具被法院查封、孩子们天天吃腌菜……这些给少年杨渡带来了巨大耻辱，他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聪明贤惠的母亲出狱后，不得不接管起锅炉厂的管理，励精图治，才慢慢有了起色，最终一家人从赤贫走向了富裕。
杨渡说，对于已经工业化完成的西方国家来讲，他们在看到我们经济飞跃时会说，哎呀，亚洲四小龙是经济奇迹。其实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农家破碎了。这样的生命故事，这样些人的伤心和眼泪、忧伤和彷徨都没有被看见，好像只有“经济奇迹”四个字。
这也是促使他写下家族故事的原因。他说自己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逐步完成的，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他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端，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人们无法立即适应，所以产生了各种悲剧。
二十年后，这一幕幕转型之痛又在大陆上演，1980年代之后，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型工业在大陆急速发展起来，它所呈现的社会变迁之剧烈，几乎与台湾当年无异。
除了这一面向，这本书中也能看到台湾政权更替下普通人的心境，书中借父亲之口说到：
我们生下来被当做日本二等公民，读完小学，就被美国人轰炸，天天躲恐袭。战争一结束，咱们以为可以做台湾的主人了，可是国民党来了，我们还是二等公民。“二二八”那时，打打杀杀。然后，美国人来了，说是来保护你，我们还要反过来感谢他们，帮助台湾人打大陆。这个世界，改天换地随便你，我们台湾人呐，像土沙堆里焢地瓜，烧得烫心肝，却只能闷在地底没得说。
近日，杨渡这本书获得2016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对于此书的主题及背后的故事，他接受了腾讯文化的专访。
腾讯文化：这本书有两个名字，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你的初衷是想写母亲的故事吗？
杨渡：对，初衷是想写女性的故事，毕竟在大的历史里面男性参与了转变，参与了创造、创业，可是实际上承受这些苦难的是女性，所以我想写一下母亲这个角色。可是到了大陆这边，编辑从书里看到了台湾百年剧变，而不仅仅是女性在变迁过程中所承受的苦难，所以在大陆就改名为《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腾讯文化：你如何客观看待女性这样的命运呢？她们其实为了家庭在隐忍。
杨渡：我觉得女性很像是大地母亲，她们承载了整个剧变过程中所有的后果，但是她们又维持了大地的稳定，使得再大的折腾、再大的苦难都还可以承受得起。就像我父亲不断在创业的过程中，起起伏伏、跌跌荡荡，可是并没有翻船。这个家是靠母亲把孩子、把家庭维系住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中国也好，历史上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母性的力量。
童年杨渡（右）和母亲、弟弟合影。
腾讯文化：书中有一些通灵的故事，比如祖父被神灵召唤成三界公，并预测到外孙即你的出生，这些看上去挺魔幻的，你个人觉得是真的吗？
杨渡：那是我亲身经历的，不是魔幻，是真实的。像我外公，神明要找他，所以他变成通灵人，可以预测到我和弟弟的出生。在农业社会的时候这些仿佛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所以我想要写那种氛围，人们依然有一种古老的信仰，用信仰来预测未来命运。可是像我父亲未来命运也好，时代的剧变也好，这些是神明所无法预测的。所以我是想要描绘一个时代的农业文明的面貌。
腾讯文化：台湾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可以说现在在大陆重演，很多现象都挺相似的，像很多农民转变身份变成工人、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等，台湾当年走过的路，现在看来对大陆有什么启发？
杨渡：我觉得台湾走过的路，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走过的那些路，仿佛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必经的痛苦。牺牲了环境，重工业污染牺牲了人的健康，甚至于无数的家庭付出了代价。对于已经工业化完成的发达国家来讲，他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会说是经济奇迹，就容易去歌颂它。我在想，我们不要让亚洲以及我们自己有过的奋斗和血汗变成他们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很具体的人的面容。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起我父亲在创业过程中碰到的艰难，他要学习当一个现代的企业家，学习怎么去管理人，去管理钱，乃至于因为他的失败而导致一个家庭差点破碎，如果最后不是因为我母亲回来，我父亲重新再做起来的话，这个家庭就破碎了，我就会辍学去当工人了，我弟弟妹妹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上学了。类似的家庭的破碎难道只有我们一家吗？当然不止，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农家破碎了，这些生命没有被看见，这种家庭的起伏跌荡，这些人的容颜没有被看见。因此我当时决定一定要好好写父母亲的故事，我一定要让西方人知道，那不是亚洲的经济奇迹，那是他们以为的奇迹，其实是我们用家族、用生命、用血汗堆叠出来的一条艰难道路。
腾讯文化：大陆现在也在历经农业向工业的转型，比如农民工潮，其实有很多家庭也承担了这种剧变的代价？
杨渡：在90年代，每次要过年的时候，台北就变成一座空城，很多人都回去了，北京、上海现在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工业化过程已经走到这一步，对于执政者来讲，往下就应该是如何处理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
第一个是农村的没落，如何拯救农村，农村所代表的也是中国的生态，不仅仅是你可以产出多少稻子，多少玉米，卖多少钱，不只是这些产值，而是你保留了农村的种植之后，可以让中国维持在一种生态平衡，所以你要投给生态保育的钱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应该可以投入到农村，让农民可以去生产，而不会把田地给荒废了。土地如果荒废，破坏了，生态也会破坏，与其说到那个时候再付出钱弥补，不如现在把它补助给农民。
第二个是工业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徙出来，所以城市要有足够的准备，城市的卫生、安全、健康等等，这些都要有各种准备。现在大家在医院排队看病那么痛苦，很简单，是因为你的医疗系统没有准备好去容纳这么多人去城里面看病，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应该做的一些准备。
再一个是生态，已经污染的应该好好把它整治回来。特别要提的是，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需要做生态，或者说是污染的处理。这个处理包括比如煤、石油或者碳排放所造成的污染，这些设备是可以好好做研究的。过去台湾很难是因为台湾的这种燃煤的发电设备只有几座而已，太没有效益，而中国有太多，所以应该是一个有效益的行为，环境保护可以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而不要只看到人家发展电子产业。
再一个就是教育，劳动力势必要移动到城市，所以要为未来的孩子设想。我强烈建议，政府一定要让移动人口的孩子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父母工作地的学校去就读，不要设名额的限制，尽量让学校去配合。为什么呢？现在如果让农民工的孩子不跟父母在一起，回到农村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会造成未来的很多社会问题，而未来你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会带来社会治安的代价。不如现在从教育上就付出，未来可以省下许许多多的钱。而且坦白说对一个政权的安定来讲也是很有益的。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也借父亲之口讲到台湾人的悲哀，你自己怎么看？
杨渡：台湾的命运跟中国大的历史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个人来看，其实台湾人确实是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悲哀的，特别是在日据时期，台湾人被当成二等公民，明明白白地写在法律里面。日本人的教育在台湾达到98%，台湾人到日据的后期，受教育的比例在46%左右，台湾人只能读医科、读农业学校，不让你读人文、政治、历史，不要你有思想。因此台湾会有一种不平。
台湾光复的时候人们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恢复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可是因为国民政府去到台湾的时候是很落后的，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没有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因此一到台湾就发生了冲突。台湾人本来以为自己可以由二等公民变成一个正式的公民，结果发现国民党来了之后连公民的概念都没有，这是悲剧的所在，所以会觉得悲哀，但是要克服这种悲哀，台湾人要认清自己在国际局势中的角色，并且了解自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清楚自己的命运，不要有过度的自怜情绪，把悲哀放大之后反而看不清楚自己的未来。
腾讯文化：由于政局的动荡，台湾人的自我认同也发生很多变化，现在是什么状况？
杨渡：现在台湾人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文化有一种认同。但是对于未来，台湾人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的人居多，就是希望台湾继续经济发展，大陆也在发展，最好的情况是两岸在不断发展下去之后，大陆因为发展快速，事实上台湾这几年的增长有点趋缓，两边的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就很容易融合。因为大陆毕竟跟台湾不同，是一个很大的载体，这个大载体才能让台湾找到新的出路。台湾年轻人看到希望的时候自然就会走过来，会把他的命运跟这里的命运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