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正常路径，读书如果不是为了出仕，对多数人来说，就没什么价值了。
一百来年前，蔡元培长北大时，这位前清翰林明确了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国古代科举的区别，他在开学典礼上倡言：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中国自此，官、学成了两途。读大学者，固然不少人出来做官，但并非只能做官才有出息，许多大学毕业生以其他方式谋生，在其他行业做出卓越的成就。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百年，近来似乎又有“官学合流”之像。而官的范围也更广，不独是党政司法部门的管理者，即使是高校和国企，中高层都是官员。君不见一些教授为了谋得学校一个处级管理职位，挤破了头。
因此，我以这个题目来评论王珉的落马，似乎有些矫情。他一旦做了校领导，就是官员，再怎么走由得他么？以其败落之结局来叹息其当初之选择，是事后诸葛亮。
虽如此，我还是为王珉叹息，因为他确实和寻常按部就班从小吏升迁到大官的官员不一样，他若不入官场，在科研领域也会有一番大作为。
1950年出生的王珉是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9月至1978年9月，他在安徽省淮南煤炭学院机电系矿机专业学习。高考和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于1979年9月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先后在淮南煤炭学院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前后达13年之久，直到1994年7月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调任江苏省省长助理。
如果不是这次踏上仕途的快车道，王珉继续待在高校，或许会成为院士，著作等身，科研成果斐然，桃李满天下。
但是，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总是有一个安邦治国的梦想，哪怕是学理工科的。
南京是王珉的福地，这座做过六朝首都的名城和王珉的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
王珉祖籍是安徽寿县（古称寿州）人，其家乡所在的村庄后划归长丰县。寿州在清末出过帝师孙家鼐，辛亥革命元勋柏文蔚亦是寿县人。王珉的祖父王庆云，拔贡出身，与柏文蔚青年时即订交，并成为终身好友。
▲清末王庆云在家乡设立团防局
清末实行“预备立宪”，1909年，王庆云被推举为安徽省谘议局议员，并仿照淮军前辈起于团练的故事，成立了寿州团防局，由省里拨给毛瑟步枪700支，王庆云将各乡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联庄会。是为淮上军的雏形。
武昌首义成功后，王庆云和张汇滔、袁家声等人决定在寿州起义。1911年11月4日，各地联庄会成员及临县义军，汇集到寿州城郊，在已经入城的张汇滔部内应下，王庆云率领义军浩浩荡荡冲进城内。寿州知州、总兵以及知县都纷纷逃匿。起义军一举光复寿州。
寿州光复后，王庆云等以寿州为基地，招募民众入伍，组成淮上军十八个营。王庆云任总司令，张汇滔、张伦、袁家声任副总司令，分头出征周边各县。一个多月时间里，淮上军光复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府州县。
柏文蔚与林述庆等等革命党人组织进攻江宁（南京），赶跑了张勋，遂于10月12日收复南京。1911年12月10日，袁世凯遣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阻击淮上军西征豫东，两军为争夺颍州大战，淮上军兵败。
▲王庆云挥师北伐与袁世凯军队血战临淮关
就在王庆云等人倡导下，革命党人组成北伐军准备北上与清廷的军队决一死战时，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任大总统。王庆云协助柏文蔚治理安徽。未久，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柏文蔚、王庆云积极响应。王庆云重新组织淮上军，再次北伐，遭遇了老冤家倪嗣冲，兵败，淮上军星散。王庆云等人逃至上海，袁世凯受意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指挥一切事宜，均按戒严法办理”。于是上海开始全面戒严，通缉革命党首领。
王庆云等人转至法租界避难，柏文蔚随孙中山东渡日本。从此，王庆云退出政坛，直到1936年去世。
或许是有感于自己一生政坛沉浮，王庆云曾留下“子孙不得从政”的遗训。王珉的父亲王积惇是著名医学专家，其子女除王珉外都从事与医疗相关的工作，颇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
王庆云身处乱世，救国治民之抱负无从实现，不愿意子孙从政或许是对现实失望后的彻悟。可他的孙子生长在太平盛世，名将之孙，良医之子，有“良相”之志，也属正常吧。
据《财经》杂志报道：
王珉在江苏从政10年，对江苏充满感情。在卸任辽宁省委书记退居人大二线后，王珉并未回淮南祖籍，而是长期居住在苏州。因王珉在东北任职时长于招商引资，许多江苏企业到东北投资，诸多江苏商人和王珉产生交集。
2002年5月，出任苏州市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副省长，当年8月又升任江苏省委常委，次年初于地方“两会”时卸任副省长。
多名苏州的政商界人士对他的印象是，“有学者风度，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苏州一名商界人士说，王珉在苏州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国企改制、苏州老城区改造、提高公务员福利。
可见王珉由学界进入政界后，并非像某些学者对官场不适应，他游刃有余，且干出了一番成就，在江苏的官声也不错。这也是他升迁到东北担任封疆大吏的本钱。
可是，出了山海关的王珉，面临的完全不是江苏的环境。可以参看《财经》杂志记者的文章：《名门之后、辽宁前省委书记王珉的命运沉浮》 。
这篇文章下有不少读者跟帖，为王珉惋惜。认为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政商环境太复杂了。在南方顺风顺水的王珉无法应对，如果王珉不去东北，或许不至于这样。
究竟是吉、辽二省误王珉，还是王珉误了吉、辽？
我觉得争论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说王珉陷入东北的深坑也是皮相之论。在江苏干得风生水起的另一位能吏仇和落马于云南，难道滇省也是深坑？王珉如果不去东北，手握大权的他就会“拒腐蚀，永不沾”了？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落马的贪官也不少呀。
不过有个现象颇值得玩味，治世须仗江浙人才，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规律。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尚文而轻武，当天下太平，以科举取士时，这个地区进入文官队伍的人一定是最多的，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治世之才。这个规律在改革开放以后似乎还在起作用。
我又要说一句“但是”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官员的结局，往往与其治民兴业之才能，甚至本人的品行关系不是特别大，而是由许多说不明道不白但却真实存在的因缘决定。通俗一点说，是运气，是命数。
因受贿1.46亿余元被判无期徒刑的王珉，在狱中会不会后悔？当时没能守住祖训，潜心学术，而受不了诱惑出仕为官，而遂使身败名裂，囚禁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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