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由岳阳前往长沙，途中写了一首题为《南征》的诗。诗里有一句凄凉的感慨：
此时，距离杜甫去世只剩下大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是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东西，我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我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我的《春望》《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转发，无人赞赏，没有知音。
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不是自怨自艾，只是一个沉重的事实。
杜甫是个喜好交游的人，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几乎全有往来，这些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诗中。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几乎无人评价过杜诗，连李白这样的友人，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中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是因为作诗太苦，对杜诗本身，李白没有任何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只有三人，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与一位身份不明的任华，都是文坛的边缘人物。
图：杜甫像，今年是杜甫去世1250周年
“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
除了无视，杜甫
关怀现实的写作风格，还招来过同时代之人的批评与攻击。
今人已无法得知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但韩愈嘲笑过这些攻击是“群儿愚”，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也在《戏为六绝句》中“寓言以自况”，拿了庾信与初唐四子说事，借题发挥，做过一番回应——他说，庾信上了年纪后，诗赋更为老练，可笑的是，“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前贤，怕了你们这些活着的后辈。他还说，今天的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们这些人的肉体与名字会彻底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会万古流传。
这些无视、批评与攻击，究其实质，是
时代对杜甫的一种刻意过滤
。樊晃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
（今天的江苏镇江一带）
期间，他编纂了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
“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
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游戏笔墨、诙谐趣味之意，也就是读了让人爽、让人开心的东西。《饮中八仙歌》中，“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段子，就是典型的“戏题剧论”。
作为同时代之人，樊晃的这段文字，透露出了历史的玄机：并不是杜甫没有名气，才导致他对时代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转发他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从安史之乱中爬起来的中唐，要的是升平气象，要的是可以成为饮宴聚会极好谈资的“戏题剧论”，不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这种拒绝转发，也见于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
。现存“唐人选唐诗”尚有10种，4种选有李白之诗，5种选有王维之诗，5种选有王昌龄之诗，4种选有钱起之诗。他们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1种集子，选了7首杜甫的寻常诗。
杜诗的被无视，是刻意拣选的结果。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高仲武在序言中自述，他是这样选诗的：
（1）选诗时段：“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起于公元756年；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终于公元779年。
（2）选诗方式：“博访词林”，四处寻访；“述者数千”，进入视野的诗人多达数千人。
（3）选诗标准有二：一是主旨健康，须“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二是文风“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要有艺术性。
这个选诗时段，杜甫的创作力相当旺盛。仅公元760-770年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就写了1100多首诗。高仲武寻访这个时代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相当多的杜诗，也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但结果是：高仲武选取了26名诗人的100多首诗，其中没有杜甫。
不选杜甫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上面这三条标准，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真正的选诗红线，高仲武在序言中已说得很明白：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沦，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
大意是：唐王朝立国至今170年，之前的战乱让文人流离失所，写作中断。直到先帝平定中原、皇上继承遗志让世道清平，“国风雅颂”，也就是文学创作才再度复兴。我高仲武自不量力，要编纂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和皇上的功绩。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三吏三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春望》；“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
图：翻译为朝鲜语的杜甫诗歌
时代重新发现杜甫的伟大，是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世界正一步步坠入晚唐，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等两年才能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只有蠢货才会去诋毁李白与杜甫那些光芒万丈的文章；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心中，少有人比得上杜甫。
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着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
大意是：众人知晓我写了劝谏皇帝改善民生的贺雨诗，已是喧嚷不休，认为不合时宜；知晓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全都很不开心；见到我写的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脸上已有痛恨的神色；见到我写给你的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当朝的执政者已开始扼腕；见到我描写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已开始切齿……
我知道，时代喜欢我的诗歌，只是喜欢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