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味，味蕾深处是故乡

 图 | 关斌斌

一只鸡腿 | 甘肃省临夏州

那时，我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读初中。

一次母亲来赶集，顺便接我放学,我们找到一辆农用三轮车准备回家，乘车之际，母亲突然从挎包里取出一只用纸包裹着的鸡腿，对我说：“去车后边赶紧吃了，别让人看见，不好。”

原来，我家中午来了客，母亲偷偷留下了一只鸡腿。

我欢喜地跑到车后，用嘴狠撕，没几下就把鸡腿啃了个精光。吃完上车，母亲就一直看着我微笑。

其实，我已经放学了，那只鸡腿本可以留着等我回家再吃的，而母亲却一路揣到了县城里。

想来，这是我生命历程中吃过的最有爱的一只鸡腿。

——骑风游大地   

丫丫的面 | 四川成都

 “小姨疯了。”那个黄昏，妈妈走进家门，对我和父亲说。我从作业堆里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丫丫掉进水库，找到的时候都泡肿了。我妹她受不了这刺激就……”

我一瞬间，紧张地咬破了嘴唇。丫丫是我的小表妹。

等我们一家赶到小姨家时，才发现情况比我们想象中严重得多。

小姨披头散发，光着脚在房间里到处乱跑，嘴里念叨着：“丫丫出来，再给妈妈煮碗面。”

在旁边一直掉眼泪的外婆说，丫丫出去玩之前，给小姨做了一碗面，没想到却再也没回来。小姨是被丫丫的那碗面给“迷怔”了，只要再吃一次，魂就会回来，人才会好。

可丫丫就是一个7岁的小姑娘，谁知道她做的面是什么味道啊？

两位姨妈心疼妹妹，各自做了一碗，小姨吃了一口就说不是丫丫做的，连汤带碗扫到桌子下面。大伯父不信邪，钻到厨房去煮了一碗，小姨吃了一口，“嚓”地一声，又有一个碗牺牲了。

大人们商量着把小姨送进城里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外婆拦着死活不让，她说小姨只是一时迷了心窍，不是病。

大人们吵得不可开交，我溜进厨房，过了好一会儿，端出一碗面。

小姨一下子窜到我面前，从手里抢了面，筷子都没用，直接用手抓着往嘴里塞。那口面，小姨嚼了大概有10秒，大家屏息凝神地看着小姨，觉得有10年那么长。

就在我们以为她会摔了碗继续疯魔的时候，她伸出手，又抓了第二口，一边吃，一边流眼泪，“丫丫的面，丫丫的面……”

吃到最后，小姨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一个月后，丫丫的后事处理得差不多了。小姨这才问我为什么会做“丫丫的面”。

我便一五一十地交代。我们小孩子之间，常玩一种叫“姑姑宴”的游戏。丫丫喜欢演妈妈，我就演孩子，妈妈会给孩子做饭吃——树叶是碗，树枝当筷子，红砖粉是辣椒面，灰砖是盐巴，菜青虫是大肥猪，杂草是各种菜……

虽然是玩乐，但丫丫每次都特别认真，她一边做一边念步骤：下多少面，煮几分钟，顺时针要转几圈，逆时针要几圈，先放盐还是先放醋，放1勺还是放2勺……丫丫总是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次数多了，我也记住了她煮面的步骤。

后来，我再也没有煮过这样的面。我只记得当时，小姨把汤喝得一滴都不剩，那一定是丫丫的味道。

——叙西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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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一碗韭菜鸡蛋盖浇饭 | 江西南昌

我大伯家以前开小饭馆，早上卖凉拌粉、瓦罐汤，中午和晚上卖小炒。
小破门面，进进出出四五步到头，当然不指望靠它发财了。有客人来，就抡勺子炒两个菜，没客人时，就坐着嗑瓜子聊天，把饭馆当自家饭厅。
大伯早年是出了名的败家子，跳舞跳来个花容月貌的老婆，又跟别人跑了。生个儿子遗传了妈妈的脸蛋，不务正业倒是向了爹。总之，一样糟糕。

大伯没开饭馆之前，他日常的“工作”里有一项，就是找我爸要钱。他神出鬼没于我爸的单位外，看见弟弟就远远地晃过来。多年下来，他们兄弟二人已经很有默契，常常不发一语就能完成掏钱、接钱、扬长而去的全过程。

妈妈对爸爸的懦弱十分不满，所以，当我家附近那家小饭馆转让时，我妈迅速地盘下了那家店，当礼物一样敲锣打鼓地送给了我大伯。想不到，大伯后来真的能做一手好菜了，他的“从良”，看似不可思议，或许也只是需要一个契机而已。

饭店一开就是七八年。爆炒腰花、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一路跌跌撞撞，在小小的铺头里生了根。

每年过年，我们要到大伯的店里去吃年饭。虽然妈妈毫不掩饰对这家人的不屑，但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我穿身新衣裳，叫我早早地到大伯店里去和哥哥玩。

白天放炮仗，下午吃瓜子、糖果、点心。到了晚上，大人们把做生意的方桌收起来，摆上大圆桌，一桌子的菜密密麻麻排上来，炸丸子、蹄髈、红烧鱼……

小孩子们坐在桌边欢呼雀跃，大人之间的关系奇诡又尴尬。

爷爷过世后不久，因为钱的事情，爸爸和大伯在这小饭馆门前大打出手，后来彻底反目。只是因为奶奶尚在，年饭还得一起吃。别家的年夜饭是团圆，在我们家却是冷淡的例行公事。

那一年，一家人正不冷不热地吃年夜饭，忽然，一个满身寒气的男人挟着风雪撞进门来，声音洪亮地说：“老板，一个韭菜鸡蛋盖浇饭”。

我大为吃惊，年三十了，谁还跑到小饭馆吃盖浇饭啊？但大伯见怪不怪，很快炒好一份端给他。新鲜的韭菜冒着绿油油的热气，满满的鸡蛋颤巍巍地泛着金黄，一瓶二锅头“啪”地打开——这就是那个男人的年了。

七八岁的我盯着那个男人不声不响地吃完，起身告辞。他对我家的年夜饭视而不见，对贺年声音也置若罔闻。

多年以后，想起那个异乡的男人低着头大口扒饭的情景，我仍心生酸楚。尽管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家这一团和气的幸福景象背后，只是勉力维持的假象罢了。

如今我也离开家，独自在外边漂泊，今年过年没有亲人陪在身边。可我却一直没有那个男人的勇气，在万家团圆的夜晚孤独地闯进一帘温暖，去目睹他人的幸福。

哪怕那幸福很可能也不是真的。

——啾  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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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饺子 | 黑龙江

吃饺子是我从小到大，家里最隆重的仪式。

我爸把吃饺子这个仪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不见饺子不算过节，不见饺子不算迎贵客，不见饺子就不算过生日和过各种纪念日……他可以在短期内做遍各种馅料后再自创，煮出一堆令人匪夷所思的饺子。

曾听过这么一个说法，“爱你的人，总关心你吃什么。”我深以为然，因为我爸就是这样。

每次来机场接我，见面他第一句话总是，“你要吃什么啊？做给你吃。”

我总是摆出一副好养活的样子说：“什么都好。”心里却想，“反正不管我要吃什么，你都要包饺子。”

偶然点了几次菜，不管我说吃什么，我爸都会补一句，“再包点饺子。”

然后我们爷俩就在一片祥和的气氛里讨论吃什么馅儿，延展到各种乱七八糟的话题，有时话不投机，各自生气，暂停一会儿，找话题从头来过。

从齐齐哈尔到我家所在的小城，有143公里，我爸会给家人打电话，嘱咐煮饺子，及家，热腾腾的饺子正好出了锅。

有次在家休假，我妈微信跟我说：“你明天晚上别再跟别人吃饭。”

“为啥？”

“你爸跟我说了好几遍，有一个地方羊肉串好吃，一定要带你去。”

“行，这几天都在家里吃。”

我知道我爸是特别不爱出去吃饭的人。他实在是抓不到我的人影了，就想拿羊肉串来引我见一面。

在我爸眼里，我还是一个贪吃不能自己的小孩子。

来德国之前，我假公济私，跟爸唱过一次KTV，借着酒精发酵，我唱赵薇那个卖萌的《拨浪鼓》。就着歌词，边唱边哭，直至涕泗横流。一闪一闪很多画面晃不出来，又散不尽 ，要离家的离愁却是充沛而又扎实。

小时候，每年我爸都会在我们并不同意的眼神里笨拙地给我们梳小辫子，牵着爬犁，走冰雪路，带上我们姊妹三人去买年货，买红彤彤的绸子，给我们三个买一样丑的新衣服。跟我们打扑克，赢了钱就在我们的嚎叫声中弃牌跑路……

太多情绪消化不了，我哭得不能自己，不管不顾地蹭在我爸怀里抹鼻涕。

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跟我爸那么亲近。

离家前的最后一顿饭，也有饺子。每次我出远门，我爸都不像我妈那么勇敢，可以送到机场不能送为止。他更愿意接我，在第一时间看到我。

临分别，我走到了楼梯口，又跑回去，我爸还站在走廊上亦步亦趋，我上前抱住他说，“爸爸，我爱你。”

——王二美   

图 | 关斌斌

焖洋芋 | 甘肃省定西市

从我出生的那个冬月算起，这座西北县城已经记录了我二十余年的光阴。

县城中心有一块类似于方尖碑的建筑物，上面刻着几个大字“中国马铃薯之乡。”后来不知为何，在我记忆开始日渐清晰的时候，那建筑物就被拆掉了。这句话不假，家乡漫山遍野，除了黄土地就是地下的马铃薯。

我们的方言称“马铃薯”为“洋芋”。每到收获的时节，小孩们便去无人看管的地里偷挖几个，再寻个山坡，刨一个洞，垒砌土块，架上干草，开始“焖洋芋”。

焖洋芋讲究手艺，焖得好，外焦里嫩，焖得不好，就是一团黑球。

刨开土堆，三五个伙伴你争我抢，好像在争夺天下至宝，刚挖出来的洋芋太烫了，就在几个人的手上颠来倒去。垫着衣服，直到不再烫手，就掰开洋芋，香喷喷地吃起来。

有时觉得单吃没味，便去山头找几个野果，再找个树叉一躺。

一手拿着果子，一手拿着热乎乎的洋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撒下来，一边一口，美妙极了。

——孟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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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里的柿饼子 | 山东青岛

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但过年父母总会做一些好吃的，母亲把萝卜和猪肉搅在一起，炸萝卜丸子，父亲上集上买一副排骨（肉很少，便宜）放在大锅里煮，但我印象最深的食物却是柿饼子。

我老家镇上每五天有一场大集，通常在腊月二十五这一天，母亲会领着我去赶集。买完了肉和菜，母亲拉着我去副食品市场，走到一家门口，柿饼就进入了我的视线。

红彤彤的柿饼子外包裹着一层类似于面粉的白粉，我看着它发呆，咽唾沫，寻思这东西应该很甜很好吃，但又想到应该挺贵，便不做声。

母亲显然察觉到了，她指着柿饼低头问我：“想不想吃？”我沉默不语，可是咽唾沫的细节又出卖了我，母亲爽快地对老板娘说：“这个柿饼怎么卖？”

从老板娘手中接过沉甸甸的柿饼子，我小心翼翼地一路捧着。回到家，我仔细地端详它，看了一会儿，才轻轻咬了一口，甜蜜溢满了口腔。

“太好吃了！”我一边感慨，一边舔着手指上沾的白粉。

以后的每一年，母亲都不忘给我买一包柿饼，好像没有柿饼，我的年就不完整似的。

多年过去，我上了大学，那次回家陪着母亲去买年货，母亲望了一眼副食品市场，抬头说：“要不买两斤柿饼子给你吃？”恍惚间，母亲的声音仿佛是从十几年前那个大集上传过来。

如今，我在部队战备值班，不能回家，不知道远方的母亲，今年有没有买两斤柿饼。

——木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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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今年壮了糕 | 上海市青浦县

 “壮糕”又唤“重阳糕”。

“壮”是乡音里的独特称法，唯有做这糕才被称为“壮”糕。

壮糕那天早上，爷爷会背着一袋子梗米和一袋子糯米去镇上碾成粉。到了镇上，爷爷先把米搁在碾米坊，然后领着我去点心店，叫上一份大馄饨让我安份下来，自己再去杂货店买红糖或是白糖、红枣或是什锦丝。

爷爷拎着一个布袋子回来，结了帐，就带着我去取碾好的粉。把两个粉袋子的口扎在一块扛在肩上,带我回家。

“壮”糕是一定要烧硬柴，硬柴就是里木柴，只有木柴烧的火够旺、烧的时间足够长，才能把糕给蒸熟了。

当整个厨房里都蒸汽腾腾时，第一块糕就要出锅了。大人们会从锅里把像是木桶般的特制蒸屉拿出来，再倒扣到早已摆好的湿毛巾上，香气四散开来，看着那块圆盘盘、热气不断往上冒的糕，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尝一块的念头。

可我不敢动手，这第一块糕是要献给灶君的。把糕往菜盘子里一装，放到灶台当中的架子上，旁边再点上一炷香，就算把灶君给孝敬上了。之后，才开始“壮”第二块糕。

第二块糕是全家的晚饭，趁热的时候，用沾水的菜刀切成一条条的，用筷子卷起，往嘴里一送，又软又糯又香甜。

一年里，壮糕也不过十七八块，三块送给大伯家，三块给舅老爷的，再带几块去看看姑奶奶……总之，这糕在大人眼里最大的作用就是在走亲戚时拿来送礼，在乡俗里，这一点都不掉份子。

到头来，自家“壮”的糕能剩下给自己吃的，不过三四块而已。不过，如果送礼的人家也“壮”了糕，那么他们的回礼也会是自家的糕。如果没有“壮”糕的人家，只能另买礼物还礼了。故而，过完年，家里都会有十来块糕的存货。

不用担心糕太多，这些糕就算放到四月份也不会坏，平日里烧饭时往米饭上放上那么三四条切好的糕，整锅米饭都会变香；煮粥时和粥一起煮上几块，就不用再加什么下粥菜了；奢侈点，就把糕切成一条一条的，往油锅里一炸，外焦里嫩香气四溢，是最佳的点心。

而今，村子里的老居民已经不多了。虽然淘宝上也有这糕卖，却总也是提不起买的兴头来。兴许，我已经到了不爱吃糕的年龄了。

——离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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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吃外婆的炸鱼 | 湖北随州

离除夕还有两个礼拜，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南方，我和女儿抵额相眠。

我春节要加班，不能回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女儿突然发声：“妈妈，我想外婆了。”

和女儿闲话家常，我湿了眼眶。

小时候很少吃肉，在老家，鱼是家家户户改善伙食的首选。我家也不例外，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我都吃的津津有味。

后来，到省城念大学，每每回家，总是被妈妈念叨：“又瘦了……”返校时，妈妈想方设法往行李箱里塞好吃的，她开始尝试着炸鱼。

新鲜的草鱼块切成小块，用大半桶油炸得热乎乎，香喷喷。橘子罐头瓶洗干沥净，小心翼翼地把金黄的鱼块夹进罐子，密封好，套上一层塑料袋，用橡皮筋扎紧，再套一层塑料袋系紧，就可以放心地放进背包里了。

往往等不及鱼出锅，我就已经守在锅边，等着尝第一块。不等装进罐子，鱼已被我吃掉了大半。罐头随着我回到学校，鱼分享给室友，哪怕一顿饭只吃一块，也很快就见了底。望着空罐子，心心念念下一次归家。

毕业之后，故乡渐渐回不去了。

恋爱，相亲，结婚，生子，我流浪在大都市。出入寸土寸金的写字楼，追赶潮流时尚，品尝高档餐厅的招牌菜，都曾让我以为幸福那么近，似乎踮脚可以摸到。

但到头来，摸到的只有天花板，工作的瓶颈，租房的压力，房价的上涨，女儿的未来，公婆的健康，一大家子的琐碎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深思熟虑之后，举家搬迁来到南方群山环绕的陌生城市，开始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空闲多了，吃饭却成了我们的家头等难题。老公不善厨艺，我也只有周末才能尝试做两三道家常菜，还要一边搜菜谱，一边放调料。刚开始新鲜，女儿也吃得很香，可是烧的菜三人吃不完，又不爱吃回炉菜。加上逛菜市场，饭后洗碗收拾的一番折腾，很快，周边的快餐和外卖就成了我们家一日三餐的选择。

生活就是要用一餐餐的烟火，一顿顿的食物来填满，热热闹闹的，家才像个家。我做母亲，是愧疚的。

和女儿聊起妈妈做的鱼，没想到女儿听了我的描述，转而大哭起来，嚷着：“我也要吃外婆的炸鱼，我现在就要吃。”

小年夜那天，妈妈打来电话，“你女儿吃了好几块炸鱼，和你小时候一样馋。”

——陈  卓   

吃了鸡翅膀，远走高飞 | 广东广州

小时候吃鸡，妈妈总是夹鸡翅膀给我，说可以“远走高飞。”那时小，总觉得这是句好话。

记忆里，爸妈总是在吵架、摔东西，我跟妹妹也常挨打。爸爸还去学校里闹过，为此，我见到老师和同学，总觉得自卑。记得有个很年轻的女老师跟我说：“你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走得远远的！”

或许是潜意识，考大学，找工作，甚至嫁人的时候，我都跨越了大半个中国。

婆家在广东，常吃“白切鸡”。用开水把整鸡烫熟，略斩，再蘸着姜蒜豉油吃。讲究的是皮滑肉鲜、原汁原味。爸爸第一次到遥远的南方来看我未来的婆家时，就上了这道菜。

婆家卖鸡，选的是最贵的“走地鸡”，贵在一个“韧”上。可我父母都是地道的北方人，吃鸡讲究“入味、软烂”，当天，整桌席都没怎么动筷子。

我爸有糖尿病，不能空腹，婆家又准备了饺子皮，妈妈来包饺子，一顿饭折腾得鸡飞狗跳，虽然表面维持着和气，但大家心里都隐隐的有些不快。

回去后，爸爸问我：“你吃得惯吗？”我说：“开始也不行，现在逐渐察觉出其中之妙了。”再后来，妈妈说爸爸开始埋怨她——“当初她高中早恋，你非不同意。要不现在闺女也落手里了吧！”

我先生是地道的广东仔，不光长了“广东相”，还有一个“广东胃”。

我开始慢慢学着把自己习惯的炖鸡、烧鸡改成白切鸡、豉油鸡、煲鸡汤和鸡粥。每做一个新菜，我总是问他：“好吃吗？”他点点头。我得意忘形，“比你妈妈做的呢？”他答：“差远了。”

生了女儿后，南北饮食差异就更明显了。比如辅食，外婆要煮面糊，奶奶就要煮米糊。因为父母和先生的关系有些不和，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我回了北方。临近年底，又体味了一次北方的寒冷，还有北方的饮食。

我开始挑剔这挑剔那，觉得北方的饭食不讲究了。但终究有个“北方胃”。

在北方呆了一段时间，我胖了十多斤，胃病也好了。

除夕一过，我开始想念东南的孩子和家人。要是再见到女儿，我一定不给她吃鸡翅膀。

——银  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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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头蹄下水 | 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

小时候过年，对门家总会弄一副猪的头蹄下水吃。我老到对门蹭吃的，父母觉得不好意思。

记得上初二那年腊月，父亲给肉联厂修东西，人家不给钱，给了父亲一副头蹄下水。那个猪头真大啊，大概有30斤的样子，放在家里的大桌子上，凶神恶煞一般。猪蹄也特别粗，肠子一圈圈地圈满母亲的洗衣盆。

母亲看着父亲赚回来的东西特别高兴，我和姐姐更兴奋。可是问题来了，这东西，好吃不好做。

猪头上那犄角旮旯的碎毛不好处理，肠子也要经过无数次清洗才能将里面的东西弄干净。父母看着头蹄下水愁了一天，差点要送人了，可是我和姐姐坚决要吃。

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开始动手收拾。

先是给猪头褪毛，父亲找了一个粗铁棍，在炉子上烧红，然后在猪头上戳来戳去，滋啦滋啦的炼猪毛。烧红的铁棍蹭到哪里，哪里就会冒一股青烟，伴随着青烟就是皮毛被燎被烧的焦糊味，猪脸上被烫的青一块白一块，想着快要到口的美味，也增添了更多的干劲。

收拾好了猪头，开始洗肠子。

到村口的水渠边，肠子被一遍遍翻来翻去，我们忍住恶心，忍住异味，忍住冰冷，不断换水，添加食用碱。等各种黑色绿色的东西终于消失了，猪肠也就洗好了。

父亲用斧头把猪头劈成几大块，连着肠子和猪蹄一起扔到大锅里，再放上花椒、大茴等佐料，添水，开始煮。

两个多小时后，这才终于能吃到嘴里。煮熟的碎肉压成肉冻放凉，也是极好的美味。

后来的几年，父亲也买过几次下水。我们父子二人一起清洗，一起除毛，一起烧火，浓浓的年味氤氲其间了。

待到姐姐出嫁，爷爷奶奶过世，一副完整的头蹄下水我们都吃不了了，干脆也就不做了。一家人在一起忙前忙后，为了那一顿美食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李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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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布做的荞面疙瘩 | 湖北红安

我出生在湖北红安，比共和国年长五岁。儿时的美食记忆至今还记忆犹新。

早年，父亲经常在外谋生。母亲种几亩农田，独自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生活不易，可怜我的三位哥哥、姐姐都不幸夭折。

所谓美食，就是妈妈从地里劳作归来，顺路到菜园摘的几把豇豆叶子，或是芝麻叶子。她用筷子在油瓶里蘸一下，到锅里划一圈，算是放油了。用草把子烧灶，炒出来的菜，竟然奇香无比。

妈妈收工晚，做饭、吃饭都舍不得点灯。那天吃荞面疙瘩，姐姐吃了一坨，嚼了好久，嚼不动，不敢丢，也不敢跟妈妈说，怕挨打，于是就把那坨吃不动的疙瘩夹到我碗里。我吃力费劲一番，也没法下咽，只好给了妈妈。妈妈也费了好一番功夫，也舍不得丢。后来，我们才发现那是一坨抹布。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回乡祭祖，在堂姐家落脚，堂姐为我们做了一道鸡汤。

捉来放养的鸡子，收拾干净，装进像药罐一样的砂锅。加水，放盐，放姜，再盖上淋湿了的马粪纸，将砂锅塞进灶角里。

一边煮饭，炒菜，一边用余热煨汤。等饭菜齐备，鸡汤也好了，贵客一人一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鸡肉、那汤真是十里飘香，回味终生！

还有个细节，别的都可以吃，但两条鸡腿留下。这是习俗，也是礼性。

如今，我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了。一道道家乡美食，还是难忘。

——阮兆明   

一口叶儿耙，一口豆腐脑 | 四川乐山

1991年的初夏清晨，岷江河畔的市，人们忙忙碌碌，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蓉蓉带我们去吃早点，四川小吃品种丰富，薄饼、串串儿、豆腐脑，小面、酸辣粉、包子油条。这些早点小吃重庆也有，我们几个重庆崽儿并不稀罕，正在街上徘徊，卖叶儿粑的手推车从在大街小巷中转出来。

手推车上的蒸笼里热气腾腾，“这是什么？看起来漂亮，闻起来也香。”

“叶儿粑、叶儿粑。”

叶儿粑是乐山一带的特产，用糯米面包馅，外裹新鲜绿色粑叶，置旺火蒸制。其色洁似乳，味道香醇可口，不沾盘、不沾筷、不沾牙。

叶儿粑分甜咸两种，甜馅是豆沙加上核桃等果仁，大多在表面加了红糖，这样更好吃；咸的则是肉末加芽菜。叶儿粑携带方便，老少适宜，为四川传统名小吃之一，当然要数崇州的最正宗，最好吃。

我们几个重庆崽儿一人一碗豆腐脑，桌子中间摆了一大盘叶儿粑，品尝起来，咬一口油而不腻的叶儿粑，喝一口麻辣鲜香的豆腐脑，那种滋味才叫爽。

几个年轻人在乐山，边吃叶儿粑，边海阔天空地从赵紫阳在四川搞承包引发经济体制改革，；聊到“治天下，先治蜀”“天下乱、蜀先乱”的龙门阵，很有一番难以忘怀的滋味。

那时候，我们带着《奔向东方》的法制电视剧本子，来四川一带游说。摄制组行程匆匆，赶到绵竹剑南春酒厂、成都水井坊酒厂游说公关一番，一周有余，留守绵阳的小伙来了电话，说明天就会向摄制组传达长虹集团领导层对赞助《奔向东方》电视剧的研究的结果。于是，全体再返绵阳，静候集团领导接见。

隔天领导告诉我们，“法制片是好题材，但目前导向不清，导向不清呀，再看看，以后还有合作机会，保持联系保持联系……”就这样客客气气地把我们打发了。

事隔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叫停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提出了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导向清晰了，可筹资拍法制片的《奔向东方》项目摄制组这条小船，却在历史的山峡中搁浅了。

距今，已过20多个春秋，法治中国依然还在建设中，早已退休的我念念不忘的还是那绵软细嫩，香甜润滑，濡糯适中的川西叶儿粑。

那时的我们，真年轻。

——梁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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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做的汤圆 | 江苏省常州市

元宵节的前一晚，爸爸开始用洋瓷盆和糯米面。

本地水田里新产的圆粒江米磨成的粉，又糯又细，粘性十足，加一小瓢水，不停地捏、揣、揉、压，直到成了不粘手不粘盆的一大团。用手指按一按，是有弹性的。

醒面的当儿，上锅炒花生，花生也是本地的小粒花生，看看火候，噼哩啪啦有点爆烈了，炒得有点焦，起锅，摊在桌子上，用酒瓶子或擀面杖在八仙桌上碾。

一般做馅儿是在晚上，我小时候家里舍不得开电火，就会点洋油灯，昏黄的灯光里我和弟弟被香味吸引到厨房。

刚开始，我们在旁边装着若无其事地转，过一会儿就用手指头捻一把桌上的花生屑，往嘴里嘬。

平时严肃不苟言笑的父亲这时也变得宽容和善起来，不过有时实在看得烦了，就用粘满花生粒的手把我们推开。

猪油是提前熬好的，白白的、厚厚的凝脂里面还有些小肉渣。

秋天收好的金桂用糖腌得正好，挑半罐，再用筷子挑上板油，搅上碾碎的花生粒，放瓷盆里拌好。

把糯米面掐成一个个小团子，包进又香、又甜、又厚味的花生馅，搓几把，滚圆的雪白的圆子就做好了，上面再筛点糯米粉，防止粘连。圆子们胖乎乎地排在筛子里，上面盖层湿纱布，保湿防开裂。

元宵节，母亲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烧火。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泡了，再把一个个胖大的圆子滚到锅里。柴火煨着，汤圆一会儿沉到水底，一会儿又浮上来，在满锅的蒸汽下，轮廓柔和。

煮汤圆是有诀窍的：第一次浮上来后，要舀一瓢水迎头一浇，浮胖的大汤圆又沉到下面去，再烧沸，再泼点凉水，再浮起来，就可以盛在碗里了。

我家的圆子大，一个蓝边子碗至多盛四个，还挤挤挨挨抱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夹开，脂油包裹着的馅又香又烫，急性子的我们一咬下去就“啊呀”叫出声，吐舌头吹口气，再囫囵吞下。

吃到第三个时，人才斯文起来，慢慢地品尝。桂花、花生和猪油的香互相纠缠在一起，浓郁实在，陷在糯得粘牙的米粉里。

小时候，我一口气可以吃个八个，肚子撑得圆鼓鼓的，打出嗝来都是甜腻的花生味儿。

去外地上学后才知道汤圆还有鲜肉馅儿的，菜肉馅儿的。再后来，再也没有人做汤圆，只是到超市里挑上一袋花生馅、芝麻馅、南瓜馅甚至水果馅的甜汤圆。流沙的馅咬在嘴里，没有花生粗砺的质感，才更想念爸爸手工做的超大汤圆了。

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黯淡，但是味蕾永远不会欺骗和背叛。

因为味蕾深处是故乡。

——徐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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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插图：网易插画师关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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