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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教室》（2018）

柏林墙建造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东柏林。许多人试图通过跳楼、硬闯铁丝网等方式前往西柏林。柏林墙建成后，逃亡者的逃离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挖地道、潜水、汽车闯关，甚至有人通过偷飞机和装甲车制造混乱，再趁机逃离东德。

然而这其中最具有想象力的，还属自制热气球这一逃跑方式。本片通过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两个家庭自制热气球逃离东柏林的故事，为我们还原了一段以疯狂方法对抗疯狂年代的真实历史。

本片上映于2018年，翻拍自1981年的老片《摆渡人》。导演花费五年时间多方考证，还多次拜访两个家庭的亲历者，为观众奉上如此佳作。

摄制组认真的考证精神使这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逃亡电影，更像是一部自制热气球教程。片中那个高达30多米，能够容纳8个人的自制热气球刚一出场，便叫人眼前一亮。而导演巧妙地将东德当局与热气球逃亡者之间的对手戏，融入到“热气球制作教程”这一创意中，让影片变得更具有戏剧性与观赏性。

二战后，60年代初，柏林建起了一堵举世闻名的墙。它不仅象征着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那道铁幕，也是立在东西柏林亲人之间的无情隔断。1961年8月13日，东德封锁东西柏林的边界，边防警察与工人日夜不休地破坏交通，修筑围墙与工事。修筑围墙期间，东德当局在边界建起遍布铁丝网的无人区，边防警察与工人战斗队接到《开枪射击令》。这是因为，自战后德国分裂以来，东柏林人不断以各种方式向西逃亡，至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逃亡活动达到了高潮。

1945年，智利诗人聂鲁达正式加入智利共产党。面对他先前支持的总统维德拉的右倾行为，聂鲁达在议会上对其直接进行批判，甚至指控这位总统上台后与纳粹党人勾结。

这一大胆的言论导致聂鲁达被总统维德拉下令通缉。逃亡了一年后，聂鲁达在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包括毕加索）帮助下，成功逃往法国。

导演巴布罗·拉拉因运用了复古的镜头色彩，结合了动作化、戏剧化的剧本演绎了一场公路片式的聂鲁达逃亡大戏。他故意在片中着重描绘了追捕聂鲁达的警察贝卢恰诺，以此向观众强调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对立。这种演绎手法跳脱了传统传记片的模式，为这段智利人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带来了新鲜感。

从汽车到摩托车再到骏马，从智利到阿根廷再到瓦尔帕莱索，遍布美洲和欧洲的82个外景取景地，让聂鲁达的逃亡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铁路工人的儿子，聂鲁达在成为诗人后，也过上了那种风流诗人的文艺生活。不过他光靠写诗无法维持生计，于是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份外交相关的工作。上任后，他先后到印度、缅甸、阿根廷、墨西哥，以及许多中美洲的其他国家访问。这份游历世界的工作，对他的诗歌和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使他的诗歌涉及了政治和民主运动等主题。

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目睹了战争的惨烈与共和派的艰苦斗争，还痛失了同为诗人的好友洛尔迦。在这场战争中，他不仅组织了反法西斯文学家会，还通过外交关系为2000多个共和派人士提供了前往智利避难的求生之路，1937年回到智利后，聂鲁达已经是享誉智利文坛、政坛的意见领袖了。

卡廷屠杀事件后，西方国家的高层虽然知晓实情，但为了维持同盟关系，防止苏联倒向德国，他们只能保密，视而不见，《最后证人》的故事就是由此展开。斯蒂芬·安德伍德——一位英国小报记者——在了解卡廷森林中的惨剧后，试图为波兰人讨回公道，持续在英国社会上下奔走。

那时的舆论大多把卡廷屠杀的罪责推向纳粹德国，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指向苏联。西方大国对此充耳不闻，这导致揭露卡廷屠杀真相的重任落在了像安德伍德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前路艰辛，危险重重，可是人类本性里的良知和正义却更加坚韧。

在众多讲述卡廷屠杀事件的电影作品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的《卡廷惨案》。这部影片将导演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父亲正是卡廷屠杀的受害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