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注：本文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范剑勇
教授
在第130期【鸿儒论道】的评议发言，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今天主要谈谈中国土地制度、财政分权和城镇化模式的关系。
首先是官员的激励机制，
官员的激励是源于经济增长，还是财政收入？
在我看来，这是面子和里子的关系，经济增长是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的考核，而财政收入是本级政府实实在在的收入。
简单回顾下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钱颖一教授为代表，提出了
“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
的理论，他们发现在财政包干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的留存就越多，预算外收入因为不与中央分享，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激励最强。Jin等人2005年的一个研究显示，
财政包干制下的省级政府留成率能达到90%
。另外，张军教授提出
新财政集权论
，也是强调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官员的激励，而经济学家张五常强调的
县域竞争
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而周黎安老师等人总结的
GDP锦标赛理论
，认为在我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之下，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因此下级官员有着很强烈的动力来发展经济以求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升迁，地方政府官员越来越多的被认为是“政治人”而“财政联邦主义”中的“经济人”，当然，也有陶然等老师认为这是不对的。
在上述理论中，有些激励能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地方政府面临硬预算约束，而自2008年四万亿刺激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就没有硬预算约束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被金融系统性风险所笼罩。
基于经济增长拉动力转换与城镇化融资模式，我们区分了2008年之前和之后的模式。
我们认为，2008年之前，中国是硬预算约束条件的土地财政模式，而2008年之后，是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土地金融模式。
若干个事件促成了基于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首先是1994年
分税制改革
以后，沿海地区制造业税收中的大头被中央收走，随之转移到其他省份，甚至到目前为止，
净流出税收的省份仅局限于珠三角与长三角等6个省市。那么，这6个省市有怎样的激励发展经济？
其实，
在硬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用低价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的时候，着眼点在于通过持续发展制造业带动服务业
，
而随着
1998年城市停止福利分房，2002年确立土地招拍挂制度
，这种模式特别推动了对住宅用地的需求，导致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费的连年飙升。
由于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税收，
而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相关的营业税则是归地方政府所有，据估计，直到2008年这一模式结束之前，这些税费占地方一般财政收入的比重可能达到了60-80%。
所以，唯有制造业发展了，才能产生对房地产业的需求，这两部分产生的GDP和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讲是很大的激励机制。
而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激励机制使得制造业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和浙江一部分地区繁荣发展，制造了对房地产极大的需求，
这些地区的预算还是硬的；而其余地区都是躺着伸手要钱，这实际上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路径。
所以，2008年之前中西部地区的房价起不来，因为它们的制造业没有发展起来，而沿海地区房价再高，也是健康的。换句话说，
在土地财政的条件下，我强调土地财政获得税收在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
2008年以后味道变了，起因是2009开始的4万亿刺激，
地方政府纷纷成立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信用担保，向银行无限度的借钱，用这些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
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来看，2008底才
2000
多家，2009年底就飙升到
10000
家了。最近我们调研了贵州，以乌江所在的余庆县为例，这个县的财政收入才
4
个亿，但它十三五规划的建设预算是
300
亿。
其实，这些地区的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来还款，用财政担保借款的时候也就没想要还。
于是，在2013年的时候，统计显示明面的地方政府债务有6-7万亿，而更多的是隐性债务，大概是明债的10倍，这样估计出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概有
60-70万
亿这么高的水平，所以中央强调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这是软预算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地方政府还是高价出让商业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但是制造业已经得不到金融支持了，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卖不出高价，所以中西部地区更多是靠信用担保、财政担保来获得银行贷款。
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越大，对实体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越强
，原来经济增长是由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双轮驱动，现在变成基础设施带动为主的单轮驱动，这点大家在经济实践中应该是有体会的，
而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
下面简单说下几个实证结论，首先是看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化。
以地级市为单位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