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语言景观作为旅行路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作为一名曾经的理科生，我却一直没有放弃对语言学的兴趣。1980年9月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报到前以为招生办搞错了，我明明报考的是理科专业的物理系啊，怎么把我招进文科生才考的地理系呢？一进校门才知道，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文地理学还没有被允许重返课堂，一水儿的课程全是高等数学、概率统计、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地球概论（天文学）、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我在高中时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讲台上给全班同学宣读，虽然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但对语文、文学、诗歌等带点儿文艺范的东西不说是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藕断丝连。

当时77级、78级的老三届大学生和我们有过一两年的同期在校，他们搞的夏雨诗社很是吸引了我们这帮住在丽娃河西的“理科文艺生”：我终于抵御不住文科的诱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专业思想不稳定的情况，并向系领导提出转学中文系的要求。那个时代转系是闻所未闻的“叛逆行为”，好在当时担任我们地理系的总支书记陈启正老师原来毕业于华东师大的中文系，她找我谈话让我稳定专业思想，好好学地理，还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人文地理禁区已经开放，与文科有很强的联系，你喜欢文科待在地理系没有问题。当然她对我最大的恩典是同意我去中文系和历史系旁听一些我感兴趣的课程，除了选学四卷本的王力的《古代汉语》的同名课程，我还选修了一门《汉语方言调查》。在初步了解国际音标注记方言声韵系统的知识后，甚至自己当被调查人，记录整理了一套江淮官话中的阜宁话的方言音系总表。

到了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果然因为前期的一些文史知识修学积累，报考了褚绍唐教授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人文地理专业并侥幸被录取。褚先生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研究专家，师从褚先生一边学历史地理，同时也注意到了古代旅行考察的重大意义，为后来我转向旅游研究埋下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在广泛的阅读兴趣中，我很关注语言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方面的文献，除了本科时选修方言课程时特别注意方言分区的边界和等语线、方言岛等与地理学相关的概念，研究生时代关注到了语言地理学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基于这些语言地理学的阅读和思考，到了我撰写硕士论文《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时，在分析地处江淮之间的苏北平原的文化景观演变过程中，专门探讨了苏北方言景观的分布，尝试着用地图表达方法，描绘出了在旧黄河（古代淮河）北侧的入声线（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吴语痕迹线（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错地带最北端）和吴语线（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线）在苏北平原各地的分布。这一对方言的兴趣后来扩展到对地名的研究方面，并且通过地名的语言信息来解释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的演变，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对云南楚雄彝语地名的分析，因为1989年我被外派到楚雄师专地理系支教了一年，对彝语和太阳历产生了兴趣。

把语言作为一种区域范围内的人文景观，是我对语言地理和人文地理观察理解的一个混血产物。我在华东师大地理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逐步把研究兴趣从历史地理转移到了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但在旅游研究的道路上不管走多远，对一个新到访的地区的认知，特别敏感于当地的语言或方言的体验感受这一点从来没有消失过。我把对语言的这种感受不管是表现于物质载体上的印刷物、楹联、牌匾，还是从日常社会交流中听到的口语表述的地方话，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语言景观。通过这个语言景观概念，可以系统地表达或阐述一个地区的语言地图、方言地图、地名景观、文学艺术景观……在这个语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过去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原因产生的人口迁移，而现代社会更为常见的动力无疑来自于规模宏大、速度快捷、频率高发的跨文化大众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