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任何一个空间中，无论静止还是移动，都会不由自主地计算阶段时间——那是自我存在的方式。在道路的空间中，速度是时间的一种主要计算方式，也是社会的动态的基本表现。作为历史的维度之一，借助交通工具的人体行进速度之快慢，无疑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历史是个时间概念，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历史中的时间问题之一——行进速度，理应进入学界的视野之中，以见古代交通史、交流史、通讯史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等深度问题。但是，关于这一课题，以笔者所见，除了个别论著间或涉及外，尚未见专题论述。现以宋代（包括辽金）为例，尝试论述以个人为主的行旅速度。宋代有不少规定官员履职的时间要求，如到达任所或京城的时间、监司巡查所部的时间等，属于笼统的行旅时间，期间包括离任交接、途中停留巡查乃至会客、游览等公私事务，多因人因事而异，不是本文所述的具体行旅速度，故不涉及。
所谓公务差旅，包括官员差旅出行以及非官员乘用官方驿传出行。因情况各有不同，速度差异很大，以日行里数计，陆路大致可分为四种速度，即400里以上的高速，200里以上的快速，100里以上的中速，100里以下的低速。
1.高速
朱熹记载，宋太祖时因四川一州发生兵变，地方官请求朝廷派来管摄军马的武将，枢密院将拟派人员等建议提交皇帝定夺。宋太祖批示何人可派，随从几人，骑何马匹，明确指示“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接着枢密院“又乞下铨曹，作速差知州，后面有铨曹拟差状。约只隔得一二日，又有到任申状。其兵马监押才到时，其知州亦到了。其行遣得简径健速如此！” 朱熹对此速度十分赞叹。按其记载，所派官员一天左右到任，仍是一天左右即反馈到朝廷。即使按四川离开封最近的洋州（今陕西洋县）计，也有2000里， 骑马一二天不可能到达。朱熹记载的具体天数恐怕有误，但表明当时官员行旅非常快捷，是宋代公务差旅速度良好的开端。以下是有具体数据的实例。
宋初统一天下的征战，迫切需要快速传递信息：宋太祖“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矣，始得公以用之。公既以知已之主难逢，亦以使者之才自许，往复万里，不逾浃辰，敷奏闲详，动中上旨。” 武将郭守文充分发挥善于快速行进的特长，屡立功劳。按地支自子至亥十二日为浃辰，即“浹辰：十二日也”， “往复万里”就是来回一万里，即日行833里。这一速度极为罕见，可能性不大，疑所谓万里为笼统的长途形容。史书确实记载他三次长途跋涉任务，如：“从潘美征岭南，会擒刘鋹，遣守文驰传告捷，迁翰林副使。从曹彬等平金陵，护送李煜归阙下。……太平兴国初，秦州内附，蕃部骚动，命守文乘传抚谕，西夏悦伏。” 其中灭南汉时从广州到开封是最远的距离，为4700里， 来回9400里，笼统自可称万里，用时12天，日行783里。应是乘传从广州到开封报捷后，再返回广州传达皇帝旨意的路程。郭守文因此功升为翰林副使，显然是表彰他的快速和辛劳。是为所见宋代最快的行进速度。
与此速度相近的是北宋末年的奇人姚平仲，只是属于逃亡。时金兵入寇，围困都城开封，武将姚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寇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寇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一口气跑到邓州（今河南邓州），然后潜往陕西，又转至更安全的四川，“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因没有达到预期战果，“恐以违节制为种师道所诛”， 愧惧而逃，一直骑着匹大青骡逃亡四川。晚年步行不择路，而且速度像奔腾的马匹一样。开封至邓州750里，也得到方志书的支持， 用时一天一夜。可与前述郭守文日行783里的可能性互为印证，均属天赋异禀。
另一著名善驰人物是军官李继隆。他“驰骋骑射，冠绝一时。自王师南渡，公往复其间。尝日驰五百里，途中遇虎，以一矢毙之。” 骑马日行500里。从其途中遇虎可知，行进的是小路、近路，可能昼夜兼行。
庆历八年（1048）正月，军人王则在河北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造反。诸多官军围攻多日，军需供应搅动了河北各州郡，当地转运使无力承受这一巨大压力，称病停止履职。朝廷急忙任命张锡“自滑州权河北转运使，命至，即日驰城下。” 按贝州（后改恩州）距“东京六百五十里” ，减去位于中间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至“东京二百一十里”， 则滑州至贝州约440里。是日行440里的事例。
再看辽、金朝的情况。辽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被金军大败，“仅以身免，一日一夜驰五百里。” 一昼夜疾行500里。靖康元年（1126），南宋官员出使金国至边界，金方派人向其朝廷请示，“自河阳府至云中,计一千八百里,来往共九日。” 来往3600里用时9天，日行400里。
个人行进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工具，在古代以坐骑为主，所以考察马力也有同样的价值。自幼擅长骑射的太原人李筠，宋初为节度使驻守潞州，有名为“拨汗”的“骏马，日驰七百里”，常常以此自夸。 同时的翰林待诏权某，“有良马，日驰数百里。” 南宋初的名将曲端，“有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马，“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 那么，也就证明骑马日驰400里到700里的可能性成立。
2.快速
淳化四年（993），黄河澶州（今河南濮阳）段大堤被冲毁，河防官员“大庀役徒，修筑隄塞，盛寒皲瘃，人皆苦之”，为防止酿成民变，“太宗遣健步，赍诏自京一日而至，亟命罢役。” 澶州至“东京二百五十里”， 则该健步日行250里。
庆历元年（1041）广西侬智高叛乱，朝廷任命知坊州蒋偕为广南东西路钤辖，“贼方围广州，偕驰传十七日至城下。” 那么，蒋偕从何处出发呢？另有记载说到：“张忠、蒋偕之往，率皆自京师，六、七日驰至广州。” 六、七日到达属于误记，“六”当为“十”字之讹，但明确指出是从开封出发的。自开封至广州正常交通为60余程即60余天，广州至“东京四千七百里”， 用时17天，平均日行276里。另一官员同样因此由荆湖北路提点刑狱改任广南东路转运使，当时正在湖北鼎州（今湖南常德），于七月暑热之际，“朝廷趋行，乘遽日驰二百里，浃辰而达所治。” 用时12天，日行200里。
宋高宗赞扬王云道：“如今奉使，要如王云者，岂易得？丙午冬，朕与云同奉使时，亲见云通夕不寐，理会明日合行事。朕乘马日驰二百里，唯云未尝不追逐，堪耐劳苦”。即靖康元年（1126）冬，赵构奉命前往河北割地与金朝，骑马曾日行200里。
绍兴末，金兵进犯大散关，局势危急，人情汹悖。四川制置使王刚中急忙“跨一马，夜驰二百里，起吴璘于帐中。责之曰：‘大将与国义同休戚，临敌安得高枕而卧？’璘大惊”。遂协助吴璘调兵，大败金兵。夜行山路，道路狭窄崎岖，抹黑狂奔，十分不易。文天祥流亡时有诗云：“三月初五日，索马平山边。疾驰趋高沙，如走阪上圆。夜行二百里，望望无人烟。” 两人都是文官，在山道上一夜行进200里。
3.中速
宋初道士张守真，自称是玉皇大帝的辅臣，号黑煞大将军，曾预言宋太祖死期，“于古终南县私第旁构北帝宫，塑真君圣像。自是□远从□者□奔走求□，日闻神异，故时人呼法师为通灵先生、张黑杀。开宝□年，太祖皇帝□□□□□□□□□□驰驿以□，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东都”。大意为开宝末年宋太祖令他乘驿传尽快前来，10天即赶到开封。此事见于史书：“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 终南旧县属凤翔府盩厔县，按凤翔府至“东京一千五百八十里”，盩厔（今陕西周至）在府“东南二百里” ，则盩厔至东京为1380里，减去终南县在盩厔东的距离约25里，为1355里，用时7天，日行约193里。就官方驿传系统而言，这是很快的速度，显然赵匡胤迫切想见到他。
淳化年间，朝廷派参知政事赵昌言前往四川主持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大局，有僧人向宋太宗密告赵昌言有反相，“于是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宋太宗急召见宰相，“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往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此时赵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按本传云昌言既行旬余，即有诏，他书不载也。昌言以八月二十七日发京师，诏止其行，当在九月十一、十二间，无所考见，乃附之甲寅后。甲寅，初五日也。）” 按陕西凤州（今陕西凤县）至“东京一千八百六十二里”， 乘驿行进了14-15天，日行约133-124里。
梅尧臣诗云：“洛阳古道登北邙，河内碧山横太行，朝骑快马暮可到，风物人心皆故乡。” 河内即怀州（今河南沁阳），“西南至西京一百四十里”。骑马日行140里。
欧阳修有诗记行程云：“午出郑东门，下马仆射庙。中牟去郑远，记里十余堠。抵牟日已暮，仆马困米稿。” 午后骑马半天从郑州到中牟。郑州至“东京一百四十里”，而中牟在“京西七十里，” ，则是郑州至中牟70里，骑马半天到达，如此骑马一天可行140里，一天到开封。
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南下进攻河东路，在太原统帅军队的宦官童贯惊慌逃跑，“翌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师。” 又有记载云：“贯以归调天下兵拒敌为词，弃军，夜开太原门而出，日驰数百里还京师。” 可知是只带随从轻装逃跑的。所言“日驰数百里”是虚词，形容仓皇的意思，按太原至“东京一千二百里”， 用时9天，实际日行133里。
靖康元年（1126），康王奉命出使河北，“以十一月丁丑发京师，昼夜行，庚辰，至相州。” 历时3天3夜。相州（今河南安阳）“东南至东京三百五十里”， 日行117里。
宋神宗元丰时，黄河曹村埽决口，正在维护黄河小吴埽的程颢，与此“相去百里。州帅刘公涣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驰至。” 应当是骑行，一夜100里。
正常情况下，骑马日行百里比较常见。贝州司理参军李陟曾奉命“逐剧贼，用一日驰百里，悉缚取以归。” 在炎热的岭南，被贬擿的寇准坚持骑马：“峤南山水峻绝，其道路往往斩崖濒涧，曲折高下，马不能平进。郡县官有伐竹为轻舆以迓准者，谢曰：‘吾罪人，骑马足矣。’冒炎溽，扪险阻，日行百里，左右为之泣下，凖昂然无陨获容色。其度量过人如此。” 其时寇准年近花甲，天气、路况都不适宜骑马，但倔强的他仍能日行百里。
一个具体的事实，提供了包括宋金、南北方以及陆路各种交通工具速度的一组数据，即乾道五年（1169）至六年，楼钥跟随南宋使团往返金国的每天行程记录。去除途中休息、参观、公务活动等停留日期，陆陆续续的49天陆路行程，计5096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偶有马、驴。分别为45里、45里、58里、62里、60里、约72里、57里、65里、60里、140里、160里、120里、90里、130里、120里、120里、80里、90里、93里、100里、约105里、110里、115里、120里、100里、115里、120里、75里、90里、80里、140里、100里、120里、120里、150里、115里、100里、130里、111里、约118里、90里、120里、120里、125里、130里、90里、120里、160里、140里。日行最长160里，最短45里，平均日行104里。
4.低速
一般情况下，没有紧急事务，按部就班的乘驿传行进速度较慢。
欧阳修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改任知亳州（今安徽亳州），与友人书信中说：“吾二十五日离颍，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亳”， 历时3天。颍州“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亳州九十里”， 凡240里，日行80里。
宋徽宗即位初，曾问：“（曾）肇何在？何时可到？”曾布回答：“在海州，已得旨乘驿，不逾月可到阙。” 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至“东京一千四百六十里”， 在得到皇帝准许下，按所谓“不逾月”以29天计，日行才50里。
建炎元年（1127）八月，南宋使者傅雱等出访金国来到河阳（今河南洛阳孟津区）的宋金边界，“金遣接伴使王景彝来迓，止许雱以五人自随，日行八十里。” 这是在金朝境内官方的日行速度。
金天輔十一年（1128），宋徽、钦二帝在金兵押往北方途中，行进艰难而快速。“俄有人引帝手被执缚，驱行……或日，有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监者言语稍顺于帝，谓帝曰：‘此长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万状。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时有负而行者。渐入沙漠之地，风霜高下，冷气袭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单薄，又为时疫所侵，不能行，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为监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饮食，有如鬼状。” 从中可知是被绑着步行，因脚痛实在无法行走时偶尔会被背着前进，但居然日行50至90里。以天子、皇后的娇弱、束缚行走在寒冷的荒漠，该速度是一种强制出的奇迹。以此可知，健康的青壮年日行百里并非难事。
绍兴九年（1139），宋军收复陕西，朝廷派出使团前往安抚，“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杭州）北关；六月二十四日，至永兴；七月十三日，进至凤翔；越三十七日，府告无事，公率官吏以归。水陆凡六十驿，往来七千二百里（本计七千一百九十里，汜水以未至县十里，河水南侵，自婴子坡移路旁山，回程衍十里。）” 平均每驿合120里。单程3600里，减去凤翔府至京兆府的距离，即凤翔“东至本府界一百一十三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七十里”， 共283里，余3317里为杭州到达永兴即京兆府的距离，用时61天，平均日行54里。
之所以将官方与民间分开，是因为官方的行旅依仗丰厚的资源和技术、工具，民间无法相比。但是也要看到“高手出民间”，在行进速度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纪录。
南宋高邮民尉九，公开身份是饭店老板，实际上“疾足善走，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为盗，浸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外地有道人想凭借尉九盗窃发横财，来拜他为师,相约次日到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富户家共同行窃。尉九入夜后因办事毛糙殴打伙计,伙计投诉巡逻官吏将其捉入衙门关押，欲明日押送州衙审理。“尉密谓逻曰：‘吾与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窜，若姑纵吾归，明当复至也。’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与道人相见后，让他等在屋外,自己入室将金珠锦绮掷出。道人却见财起杀心，尉九早有预防，得以逃脱，“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执送楚州狱，自列与尉同为盗状，州为檄高邮，高邮报云：‘是夕，尉自与仆有讼，方系有司，无从可为盗也？’……尉狡险万端，有术以自将，屡为穿窬，官卒不能捕。” 从高邮到楚州多远呢？上文言为200里，另一数据说明基本可信，不妨从扬州算起。按扬州“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四十里”，即离楚州290里，而扬州属县高邮在州“西北一百里”， 减去这一距离，即从高邮至楚州约190里，具体用时是现在的晚上7点多到9点多，不过两个小时即到，大约5点返回关押点。用大半夜时间来回380里，整夜400乃至500里显然不成问题。若是全天行程，恐怕不亚于宋初官员郭守文、李继隆，须知他只是奔跑，没有骑马，速度实在令人惊叹。靠着这一特长，以不可能在现场的理由躲过了所有指控，一直逍遥法外。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在南昌家乡的释道璨受南康军长官邀请住持在庐山的开先寺，“初意不欲行，或谓庐山去家近于番阳，健仆疾走，今发明到”。 他嫌远不愿去，有人劝说从家到那里，一个健仆跑步一昼夜就到。说起来简单，但究竟有多远呢？按洪州南昌“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 而庐山开先寺距南康军还有15里地，共计384里，一个健壮仆人可以一昼夜跑到。
南宋时，广西路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有道士莫六名善走，能昼夜行三百里，数犯法亡命为盗，众且千余”，官府“以钱百万募武士缚之，数州遂静。” 莫六名是道士，擅长奔跑，达到一昼夜行300里的高速。虽然不如尉九，但也属罕见，足以超越众人，故而拥有千余追随者。他们组成盗窃团伙，借助高速行进，利于长途跋涉和逃跑，危害范围达数州。
苏轼记载，北宋中期，金陵老儒幸思顺“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古稀老人能日行200里。陆游途中结识的左迪功郎陈炳，婺州义乌人，自言得其亲属道姑的指点，早年曾“绝滋味，日食淡汤饼及饭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觉身轻能日行二百里。” 也能日行200里。
除了特种技能和体力外，特殊情绪中也导致快速行进。如河北三传出身的苏某在荆湖居住时，其子苏梦臣为三班奉职，以父亲年老多病请假回家服侍，朝廷以武官没有这种先例而拒绝，于是又求改为文官，“方许之。行及苑叶间，闻丧，因号泣，昼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 每天平均185余里。苏梦臣虽为低级官员，但因私请假，不能使用驿传，是私人的行进方式。在悲痛、孝心驱使下，打破常规、竭尽力气赶路。另一例子是报丧。文同在汉州（今四川广汉）任职时，治平二年（1065）三月接到一则报丧，“有以笈携书而进立于庭下者。问之，曰：‘长安王氏之仆。来时主戒云：汝亟往广汉，问所题官居，纳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驿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缓者。’” 汉州在成都北，位于长安至成都之间，按成都“东北至长安二千一十里”， 而汉州“西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成都府七十五里”， 减去此95里，则长安至汉州1915里。该仆人行走12天，日行159.5里，日行三驿，平均每驿53里。类似事例是北宋后期，官员孙庭臣的继室夫人施氏，因婆母“微疾，自官居数百里晨夜驰省之。” 这位官太太为照顾婆母，连夜奔波数百里前往，显示出女中豪杰的强壮矫健。
日行百里的事例颇多。如吕颐浩言自己“壮年性便鞍马，日驰百里。” 千乘县（今山东青州北）有野儒，熙宁末自称99岁，“颀然其形，康宁异常。……将游西蜀、江南，观山水之胜，况筋力犹可日行百里。后二年果闻出游。” 百岁老人尚可日行百里。南宋后期罗椅听说“是时双峯饶氏得朱子之传，公心慕之，徒步日走百里，及门请业。” 徒步日行百里，前往求学。永康人陈性之， “遇有所往，虽百里夜半，亦疾驰竟归。” 外出办事从不过夜，即便离家百里外，连夜也要赶回。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福建建阳病故，门婿黄幹闻讯奔赴而至：“日行百里，丙子至考亭，为文公护丧事……先生归考亭后，有书与县学朋友云：奉别之后，日行百里。又云：属纩已十日矣。” 紧赶慢赶，到达时朱熹早已故去10天了。
与陆路的稳定相比，水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天文和水文比如风向、潮汐等等，都直接影响速度。除了天气影响相同以外，水路速度与陆路可以不依赖任何工具而步行不同，必须依赖船舶，关键问题即顺风还是逆风、顺流还是逆流航行，速度大不相同。
1.个案的速度
张耒曾“自庐山回过富池，隔江遥祷甘公祠，求便风至黄，沥酒而风转，日行二百里，明日风犹未已”。在长江中游顺风日行200里。章惇记载：某夜，提刑喻君涉突然来到鄂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风，一日行六七程，径至岸下耳。” 六七天的里程一天到达，当有数百里。南宋官员蔡戡，某年“十月十六日发南昌，下半月过建康，便风顺流，日行二百里。舟人云：未有如此速者。” 在长江下游顺风顺水，日行200里。杨万里也是在长江上“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 岳珂曾乘船在长江上，“便风经雁汊，宿荻港，是日舟行四百里。” 据说最快的是南宋新造战舰：绍兴二年(1132)，长江边的无为军守将王彦恢“所制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 人力四轮船，每轮八桨，总共32桨，日行可达千里。此恐设计的理论速度，实际速度即便达不到，也会快于其他船只。
但是，整体上看，船行风险较大，路途艰难。北宋后期，杨时自两浙衢州租船“渡江，沿淮入清河，过吕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达彭城，东南风波之险，所历几尽，幸而举家幼儿累各安，差足为慰。” 全家从两浙衢州历时52天到京东徐州，历尽艰险。宋孝宗初，汪应辰自江西信州赴四川成都：“自上饶登舟，历四月余始抵万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艰险万状，幸而无他。” 在人身安全尚缺乏保障的情况下，速度是次要的。
2.内河平均速度
在此列举两组官船行进速度，应当可以视为宋代水路船行速度。
一组是日僧成寻一行熙宁五年（1072）入宋，从两浙台州进京，日记中多载行进里数。采集乘船全天行进里数有11天的记录，乃五月至十一月期间，分别为130里、135里、100里、90里、80里、50里、60里、100里、100里、129里、105里。最快者135里，最慢者50里，平均日行98里。多是逆水行舟。
另一组是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楼钥跟随南宋使团往返金国的每天行程记录，其中明确为乘船全天里数的有6天，分别为240里、109里、90里、140里、90里、60里， 最快者240里，最慢者60里，平均日行121.5里。
大致而言，日常船行速度约为日行100里左右。
3.汴河东京至南京速度
晁补之言：“去都而东，顺流千里，皆桑麻平野，无山林登览之胜。然放舟通津门，不再宿至于宋”。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东京开封府285里， 正常行驰一昼夜。其间的一段区间也有数据，韩驹诗云：“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便开帆。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 从杞到宁陵用时一天。按“杞国”即雍丘（今河南杞县）在“京东八十七里”，宁陵在南京“西五十五里”， 以两京里数减去上述两地各自距离两京里数，两地相距143里。船行时间与从东京到南京的一昼夜相符。靖康年间金兵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于“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门，乘舟以行，独蔡攸及内侍数人扈从，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饼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数百里，抵南都，始馆于州宅，得衣被之属，市骏驴乘之。” 仓皇逃命之际，唯追求速度，一夜水陆交替、水路为主，到达应天府。即一夜行285里，确属高速。
4.东南地区至开封速度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宋神宗不久感到其继任者吕惠卿千方百计陷害王安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编管。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按：嘉祐驿程，江宁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溯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当考。” 江宁府即金陵（今江苏南京）距“东京一千四百四十五里”， 合每程66里。逆水行舟7天而至，日行206里。这一速度由于与驿程应行22天的差别太大，遭到质疑。
究竟可信与否？且看另一几乎相同的事例。元祐末吕惠卿之弟吕升卿，因“监真州转般仓负罪，恐外台按发，尝托疾致仕。太皇太后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隐姓名，不七日至京师，投匦上书。” 真州（今江苏仪征）与江宁相邻，至“东京一千四百里”， 每日航行200里余。二者互证，可见该速度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可信的。
范致明曾以洞庭湖为例指出：“大抵湖上舟行，虽溯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 而在江河中乘船，无论顺流逆流，除了可张帆行进外，关键是日夜可以拉纤行进，更多了人力优势。紧急情况不必按正常的驿路行进，日夜兼行加速，当然可以大大超越驿程规定的速度，类似例子很多，不足为奇。东南地区行船北上，紧急情况加速行驶，通常日行可达200里。
5.海船速度
先看琼州海峡。宋仁宗时官方记载：雷州“从州南陆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递角场，抵南海，即琼州对岸，泛海一程可至琼州。” 从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递角场，一天可渡海到海南岛。按递角场“渡小海至崖州四百二十里”， 还有言“至琼州四百里”者， 航行一天可到。崖州、琼州均指今海南海口。《宋史》也言：“黎峒,唐故琼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 苏轼被贬海南奉命北还时，返程也是一天：“一枕昼眠春有梦，扁舟夜渡海无涛。”具体记述有“王注次公曰：先生渡海北还,以三更发琼州,晚到递角场。” 在小船里睡了一天就到大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