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家族企业继承的世界性难题
迄今为止，一提起家族企业，总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将其看作管理不规范、裙带关系盛行的夫妻店。这大可不必。
家族企业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模式，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超过40%。美国家族企业更占比6%，创造了美国64%的GDP，雇佣了美国50%以上的劳动力，是其产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也占据绝大多数。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的那样：“中国属于低信任文化国家，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范围内，超出血缘关系的信任程度明显降低。”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民营企业，基本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创建的。在这些家族企业中，信任度高，沟通成本低，运作顺畅，为企业初创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时至今日，家族企业继承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成为一个难题。
按照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70%的北美家族企业没有传到第二代，88%的家族企业没有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企业在第四代以后还在经营。在东南亚国家进行的研究则揭示，华人家族企业在第一代向第二代交棒时，其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五年内平均缩水六成。
中国大陆研究也表明，A股上市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市值平均缩水四成以上。华人与美国家族企业的最大差异是到了第三代，只有极少数华人家族企业在实现制度化管理方面取得成功。这里面既有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有家族企业自身建设问题。
今天的家族企业，正面临转型与传承的双重难题。
02
家族企业现代转型：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在这一年正式启航。这一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个偏僻而广阔的农村。比如发轫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经诞生便迅速蔓延至全国。
家庭这个古老而顽强的社会细胞作为经营单位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事实上，在中国大地上，现在我们称之为“浙商”的那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已经默默行走了很多年了。
1978年，37岁的茅理翔在社队企业“长河人民公社综合性厂”与“长河人民公社综合性服务社”干了十年会计之后，开始进入销售员行列。而后，以茅理翔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活跃主体，他们引领的中国民营企业成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建国后对过去的工商企业采取了社会化改造，历史上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都是全新的，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
对于这些企业的很多特点、性质和运行模式我们还缺乏了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企业是家庭或家族经营的，而全球的家族企业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不愿意外人太多了解自己。
由于长期对现代大型企业的宣传和报道，人们事实上也形成一种对家族企业的负面看法，家族企业成了封闭、落后和低效率的代名词，大多数人都认为长期来看家族企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只是企业成长的一个阶段，而且要尽快地摆脱家族经营这一阶段，只有股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才有生命力。
家族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初创成本低、家族成员可信度高、内部凝聚力强等特点，使它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如果只看到家族企业中的裙带关系和家族冲突，忽视这类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贡献，显然是一种成见。
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环境和竞争要求，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转型势在必行。当然，形成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中国家族企业需要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传承的过程中就完成这样的转型。
03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难题与挑战
创业的人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而守业的人却说：“守业容易，传承难。”中国的很多家族企业还处在第一代人手中，如何让第二代人顺利传承，成为不少家族企业开创者深埋心底的隐忧。
对中国家族企业来说，传承问题之所以变得更有挑战性，除了子女人数减少、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日益淡化，家族内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也还在培养之中等因素之外，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赚了30年的“机会钱”之后，交给下一代的企业是不是能够成为体质健康、能走得长远的企业？
传承与转型的双重挑战困扰着我国所有民营企业。海尔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就认为，为什么企业无法长寿，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如何保持企业的活力，避免大公司病；
二是如何解决一换领导人就不行的问题，也就是企业创始人的传承问题。
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没有张瑞敏的海尔，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或没有任正非的华为等等后创始人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研究家族企业的美国教授John Ward发现在北美和西欧的家族企业中，无论其大小或是否上市，大约有五分之二正在经历两代人共管的局面，而在南美、南亚和中东地区这个比例更高。
这意味着世界上超过40%的家族企业正经历着两代人交替阶段，也就是说上一代的企业掌控者逐步交接给下一代的新兴领袖。
而这个比例在中国大陆应该更高。民生银行联合《胡润百富》杂志发布的《2014-2015中国超高净值人群需求调研报告》发现：近七成超高净值人群面临家族传承的问题。
我国很多家族企业都还处在第一代手中。一般来说，在第一代的家族企业里，企业家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另外，因为中国企业的成长是在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非常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所以年轻的第二代的成长环境与第一代的差别非常大，他们都上过大学，很多还在留洋，他们是在一个比较规范的环境下长大的。
第一代到五六十岁了，他的企业未来如何再往下传，如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既包括家族内部，也包括家族外部，这个传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疑问。具体说来有以下
四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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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之一：小家庭大产业的挑战
独生子女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很独特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只有女儿的话，又会让有些第一代有多一层纠结。
中国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小家庭大产业”现象，也就是中国家庭规模普遍非常小，家庭直系亲属的人数可能只有四、五个人，但是他们的产业却非常庞大。
同样的产业要是放在欧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要拼搏几代才能积累到的财富，现在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一下子积累得非常快、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