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逃票经历

在中国，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逃票经历的，估计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都是公有制的，私人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在我所在的农场，真的就是夜不闭户。多数人家出门，连门都不锁，即使锁，钥匙也放在门框上，锁头形同虚设。所有东西都是公家的，大家能偷就偷——严格地说是拿，大家拿。地里的大豆玉米，作坊里的酒，豆腐。如果被派去盖房子，则顺点钉子，油毡纸什么的。需要花钱买票的所在，也就逃票。

当然，大家拿和逃票，也是有分别的。一般农工和他们的孩子，大多会干这种事儿，而我在文革前，还算是农场干部的子弟，圈子里是不许干这种事儿的，平时周围的人，也不怎么干这种事儿。但是一场革命，把我扔到了社会最底层，混迹于一帮农工子弟中间。耳濡目染，成天都是大家拿。

尽管如此，拿这种事儿，我能不做还是不做。就算大家都拿了，我走开就是，不拿就是不拿。但是，逃票却不能免俗。当年的逃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看电影或者节目，在场部电影院，进门需要票。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逃火车票。

文革期间没有什么电影，无非是三战和八个样板戏，但是后期，则会放一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电影。这些电影，都需要买票。当年的感觉，罗马尼亚电影最好看，但是，没票则没戏。我跟同学们一样，有着强烈的看电影欲望，但是，家里大人都停发了工资，只有一点可怜的生活费，根本没有看电影的开支。所以，我如果不逃票的话，只能外面待着，眼巴巴的看着别人看。

可是，不买票就能进去看电影的人，还真是不少，有些是跳窗户，或者从门口混进去的，有些则是电影院看门的熟人，或者放电影人的熟人，堂而皇之，就可以进去。正是后部分的人，给了我逃票的动力。跟着一帮混小子，七混八混，最后多半都能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