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已经出来了。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31日前感染89人，截止2020年1月10日感染756人，1月20日暴增至6164人，1月31日再增至32655人。这与感染模型和周期一致。验证确定死亡周期平均23天，治愈出院平均周期也是23天。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
1月10日之前是最关键的窗口期，此时如果启动公共卫生紧急响应机制是最佳时机
。在这之后，1月20日之前则是第二窗口期。这次事件，正是从1月20日起最高指示下达后，才骤然升级为全国紧急状态。1月23日武汉封城，但到1月31日感染超过3万，意味着病毒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已经难以控制。此时虽然不得已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阻断其进一步恶化，但付出的代价则比1月10日之前的窗口期决断付出的代价高出千万倍。
那可能吗？可能的，至少
香港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应对级别
。当时不少人甚至觉得香港卫生部门大惊小怪，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不愧为专业、果断。
从种种迹象看，缺的也不是信息，张继先12月27日就诊断并上报了，1月3日起向美方通报情况，1月5日已经完成病原学报告，在1月20日之前，央广湖北记者站写了多达17份内参，采访当事人，涉及事件的种种问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这恐怕是一个决策机制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吊诡的陷阱：
固然在事后看来，初期是介入的最佳窗口期，但正因为此时感染人数少，它还算不得什么大事；
等到感染扩散，重要性剧增，但问题是窗口期也丧失了
。
信息再多，在这样机制下都是没用的。因为
对决策者来说，关键不是信息的多少，而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
。这是每个人在工作中常会遇到的情形：底下遇到一些事，但哪怕你急得要死，按流程也得等到老板批复；然而老板日理万机，你这件事，也许在他眼里根本不重要，他得先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事，除非你这件事确实重要，才在他的日程表上提升优先级，“插队”到前面去。
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前端要预付款、下单，即将截止，被催迫不过，但又不能直接越级去催大老板，常常就来催我：“老板批了没？再帮我催催，真的要来不及了。”
我工作这么多年来，经历过不同的公司，其公司文化和组织决策形态种种不一。早先很多年，我都在外企，我发现，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度化、标准化，每个人理论上来说都是“可替换的”，任何一个人离职，都不会影响它的正常运作，而每个人也都清楚自己的职位要做什么。相比起来，国内无论国企民企，其内部文化往往打上老板的个人烙印，很多事哪怕明明都知道怎么做，但如果老板没有发话，就不会动起来——这就像一架机器，一定要先有老板施加一个“第一推动力”。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也曾在一家私企呆过多年，老板到后来也逐渐放手，我对下属的基本原则也只有一条：“如果你觉得对公司有利，那就去做。”但当它被收购、进而于2018年整合并入大集团之后，这样做就不行了，因为集团念兹在兹强调的是
“合规性”——在这种视角下，你为公司赚钱但不合规，要受惩罚；
但哪怕没为公司赚钱，只要合规，你就没问题
。以前那种灵活机动，换一面看，也就成了“野路子”的不规范操作，是必须要遏制的冒进，破坏了集团整体的协调性。
我以前习惯于自主决策，进入集团后，汇报层级多了，每次写报告，也注意措辞。我自以为报告是专业的、详实的，也给了大老板决策选择，直到有一次，我的小老板提醒我：“你每次写得都像科学报告，客观、详细、分析到位，但你要知道大老板很忙，没功夫看你这些，也不能只是摆出一二三个选择让她选，否则她会问你：那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应当精简一点，帮助老板快速做决定，
引导她得出你希望她得出的那个结论
。”
说实话，我当时第一反应怀疑这本身是不是越权了，因为听起来这像是在操纵上司。他说自己写报告不如我这么精细深入，但我事后观察发现，他确实比我更了解老板的决策思路，所以他比我坐得高不是偶然的。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里，下级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处境：
一方面，你不能急躁地显示问题很严重，因为“连这么小的事都搞不定”会被视为无能；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老板又不会重视它而快速下达指令
。不仅如此，如果最后情况失控，老板还可以说，是你之前没有充分警示这事有多严重、迫切。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一边控制事态，显得一切都“可防可控”，另一边不断向上请求。
如果是这样，那也可以理解中国社会频发的“按闹分配”：这与其说是正义的实现，不如说是通过闹腾，让决策者最终无法忽视，不得不腾出手来加以处理。换句话说，
闹得凶了，这件事在诸多事务中的优先级就提升了
。
“运动式治理”一贯以来就是这样：也许一件事一直在那儿，大家也都忍着没怎么样，但由于领导的好恶、担忧，或者某根神经搭错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然之间提升到了普通老百姓没法理解的程度，然后就遭殃了。
新冠危机所以也是决策危机。中国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去年6月的一场演讲中，就似乎预言了今日的困境：“
我们的专家几乎每次都被排除在决策层外，甚至已经习惯了被边缘化。
”这次疫情的发展，本身就体现出卫生部在决策体系中较低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