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说：
“
伟大的悲剧人物，只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想象。而伟大的喜剧人物，才是这个民族的灵魂。陈佩斯一直都在扮演真正的中国人，那些都是我们内心的面孔。
”
又没稿。谢丁的旧稿也用光了，六年前写的，现在应该发生了很多变化。
作者 | 谢丁
1
我和陈佩斯初次碰面时，他一句话也没说。这是2011年7月的一个下午，排练间隙的休息时分，几天来炙热的阳光突然没了影，小风轻轻掠过剧院外的树枝，陈佩斯就站在那里。他左手叉在腰间，右手举一支烟，看起来似乎很累。我走过去，自我介绍一番，他接过名片，用那双出了名的小眼睛斜视着我，点点头，一句话没说。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好，他的光头在那天并不显眼，像打了一层磨砂。他的眉毛不浓不淡，已经有点泛白。一双鹰般的黑眼珠不停地来回移动，灵活得有点过分警惕了。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甚至当我们并排走在路上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起初我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后来渐渐察觉他只是在偷偷观察，并无他意，甚至是带点好意。他大约总是想照顾到身边的人。有好几次，我们走在路上，我问他能否找个时间坐下来说话。他就用这种眼神斜着我，嘴巴夸张地裂开，轻轻吐出一个字：“累。”
我那时正想方设法能和他说上话。自从1998年他最后一次在央视春晚露面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电视上见过他。我肯定错过了一些，比如2008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他和朱时茂奇迹般地再次登台，演了一个名叫《陈小二 x 2》的小品。那真是奇迹，能请动陈佩斯再次在电视上演小品，得拿出什么样的诱惑？当我和段嵘（她是那年北京春晚的导演）聊起此事时，她说，起初谁都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他们第一次见面，陈佩斯留下一句话：“我可以上春晚，但没有好作品我就不去。”其他人都觉得这大概是一种推辞，但陈佩斯给段嵘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认真的。他只是对作品很挑剔。
那次登台有着不平凡的意义。陈佩斯刚好离开央视春晚十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他。十年来，偶尔传来的消息也总是把他和央视扯到一起。最传奇的一个说法是，他被央视封杀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路可走，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山，种植果树。靠贩卖果子赚来的钱，他东山再起。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大起大落”。
这十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报纸上的新闻：“离开央视也能活，陈佩斯狂卷4000万票房”。那大约是2002年，他的第一部话剧《托儿》前一年全国巡演127次，据说票房非常好。起初，他的舞台似乎主要在南方，在江浙和两广地区。但到2011年为止，他一共排演了六部话剧，514场的足迹遍布全国（除了西藏、青海和新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票总是一抢而空。在当今的话剧市场，这种盛况几乎令人难以理解。有次我问他，那些观众大约都是想来见见他真人吧。“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是冲着笑声。”他说，“因为我曾经给他们带来笑声，他们对我就有一种期待。”
不过，我并不总是有机会和陈佩斯讨论这些问题。在夏日的午后，他很少和我说话。他穿一件浅蓝色T恤衫，领口是鲜黄色的，一条藏青色宽松的纯棉短裤，脚上是一双厚底舒适的卡骆驰鞋。我这样描述，你可能还是没什么印象。不妨想象一下，坐在老北京胡同里的那些整日晒太阳闲着没事打牌下棋的人，他们才不会在乎如何打扮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他们眼中只有面前的那盘棋，你站在旁边，只有看的份儿，千万别说话。
摄影：见涛。
2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到了排练场，陈佩斯还没来。这是一个宽敞、四面镶着镜子的大厅，中间摆了一条欧式三人沙发，一个白色茶几，几件简单的道具。即将在8月上演的《雷人晚餐》是陈佩斯的第六部话剧，剧本来自法国一部经典喜剧，讲述一群聪明人和一个笨蛋打交道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剧本。他有点担心，外国人的喜剧能不能把中国人逗乐？
2011年初，这部戏曾在北京等地上演过一轮。陈佩斯扮演其中一个聪明的精英分子。93岁的父亲陈强，和于洋、葛存壮等一大帮年事已高的老艺术家前去捧场。演出前，在贵宾厅，陈强说希望自己也能上台演戏，但别给他太多台词，他记不住。但演出结束后，他对儿子说，他根本看不清楚舞台，也听不见台词，以后还是别来了。
陈佩斯是出了名的孝子。父亲在1999年生病（脑梗塞）后，他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公寓。段嵘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他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段嵘说，“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他如果能在晚上九点半之前回家，一定会过去看看。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但陈佩斯最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父亲。每天早上他起床后要写点东西，他正在整理自己多年实践出来的喜剧理论，下午一点半要赶到排练场，有时候要排练到很晚。这天下午，他最后一个到达排练场，因为这部戏的宣传人员在中午安排了一次专访——尽管他那么讨厌采访，多年来说的总是那些话，而且每次都要谈到央视——他偶尔也得尽量配合。
他走进排练大厅，嘀咕了一句：“没留意时间。我一看表，这还得了。”他取下肩上的白布环保袋，搁在椅子上，朝我斜视了一眼，转头问道：“咱们练到哪儿了？”
其他演员正坐在大桌子旁边，一直玩着手机。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伸伸腰，准备入场。陈佩斯走到大厅角落里，躺到一台健身器材上。“昨天练了几个俯卧撑。”他说，“哎哟，那腹肌给酸的。”
57岁的陈佩斯是这个剧组年龄最大的人。常常有人担心他的身体。和电视上几分钟的小品不同，话剧是个特别消耗体力的活儿。有次演出，他下场后晕倒了，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这些做演员的，怎么会这么累？”他听见后有点不高兴。以后每次演出，陈佩斯都会在场边搁几瓶生理盐水，换场时他赶紧喝一瓶。他的许多朋友都告诉我，陈佩斯生活中是个特别沉默的人，不爱说话，但到了舞台上，他就像换了个身体，声音很大。他平日里似乎都是在为舞台积攒精力。
但这天的排练刚开始，陈佩斯又忘词了。他呆了一下，问场下的副导演：“还有什么？”大家都笑起来。副导演提示了一句，他似乎对那句台词仍不满意，觉得有点奇怪。“我有这词么？”他走到桌子前拿起剧本，对了一下台词，嘀咕说，“我给忘了。这瞒不了观众的。”然后他对着一名站在场下的工作人员轻声喊道：“帮我沏杯咖啡。”
副导演吴美丽是个年轻女孩，有艺术气息。她和陈佩斯在上海戏剧学院认识。她那时念导演系大二，学校决定把陈佩斯的话剧《阳台》作为教学案例排演。她可能是那些学生当中最认真的一个。陈佩斯喜欢这点，之后就一直让她跟着剧组排练。她刚从上海专程过来，这时正靠墙坐在台下，一边提示台词，一边观察戏中人物的对话之间是否有漏洞。
“这里有点不对劲。”她说。
几个演员停在那里，想了一下，逻辑上好像真有点说不过去。陈佩斯突然一弯腰，自在地放了一个响屁，但好像没有人听到。
第一轮演出之后，陈佩斯修改了这部戏的剧本。年初的演出效果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认为法国人碎碎叨叨的东西太多，得增加戏里的冲突和人物之间的碰撞感。他删掉了将近一万字。演员几乎都换了，陈佩斯自己也重新选择了角色。他决定扮演戏中那个笨蛋——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早该如此，那是一个厚道却有点蠢的好人。他越笨，台下笑得越开心。但这么大的改动，意味着第二轮的这次重排，几乎等于重新开始一部新戏。
现在，排练进行不下去了。大家坐回桌子旁，开始讨论怎样修改台词。陈佩斯独自在那里念起来，声情并茂。有个演员提出了一种修改意见，被大家否掉。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还是不合适。大家陷入沉默。
有一阵子，谁都没说话。突然，那个一直在电脑上记录台词的场记叫道，“我们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么？怎么修改，喝酒前早已经定好了！”
大家想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现场忽然就热闹了，有人骂了自己两句。陈佩斯也有点生自己的气。“哎呀，”他低声骂道，“操他娘的！”他瞟了我一眼，脑子里好像又过了一遍台词，接着说，“这样终于干净了，舒服了！”
《雷人晚餐》的排练现场。
3
7月12日，一个名叫“话剧老陈”的用户注册了新浪微博。第一条内容是“首开微博，还不会玩，正在请专人培训中！”。第二条则是回应一个网友的评论，网友给他留言，引用了陈佩斯当年在小品中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他幽默地回复：“哦，是你小子！”
这两条短短的微博很快被转发上千次。大多数网友似乎没有怀疑这个“话剧老陈”到底是不是陈佩斯本人，他们热情留言，都说“好久不见！”但新浪很快证实了那是个假陈佩斯。（一个月后，另一个名叫“话剧陈佩斯”的用户重新注册了新浪微博，很快又被证明是假的。）
陈佩斯似乎没有更多精力放到微博这种社交网络上。即使在排练休息时，他也很少玩手机。他有时候环顾四周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有时是自己在那儿默念台词。有次我看见他目光直射窗外，望向远处，神情模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可能正在思考自己的角色。吴美丽告诉我，有天晚上排练结束，陈佩斯顺带捎她回公司。他在车上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喜欢拿个手机玩——干嘛呢？”
陈佩斯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手机。那时他和朱时茂去演出或参加活动，他的手机总是关着。“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朱时茂说，“他老婆找他，也得打我的手机。”
朱时茂住在北京北四环附近的一栋别墅，我们坐在豪华欧式装修的客厅。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佩斯，我一般不接受采访。”他也很长时间没见到陈佩斯了。
1980年代初，他们俩相识于八一电影制片厂。朱时茂那时刚调入八一厂，因为在《牧马人》中出演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却信念不倒的知识分子，声名大噪。他外貌英俊，文艺气息浓厚，是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陈佩斯出演的尽是普通小人物，在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中，他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戏中的父亲也由陈强出演。那是文革后的第一部轻喜剧，陈佩斯一夜成名。
陈佩斯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在长春，后来随父亲搬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散淡地读了三年书后，1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他突然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陈佩斯在沙漠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从来没吃饱过。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兵团里的人大多来自贫民阶层，即便你出生世家，也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陈佩斯的妻子曾对我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他年少时衣食无忧的经历，在下乡的日子逐渐被磨灭。“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她说，“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陈佩斯在八一厂逐渐显露出他的表演才华。除了天赋，他的认真和努力也开始为他赢得声誉。《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有次对媒体（《中国周刊》）回忆陈佩斯：“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备受磨难的陈强认为人们太缺少欢乐，他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喜剧表演的天分，他鼓励陈佩斯，以后也许可以继续走喜剧这条路。
1984年春节，陈佩斯和朱时茂把一段演员训练时的表演段子搬上了春晚。《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人都看春晚的年代，陈佩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喜剧形象，自此再也没有从人们心中消失。从那年到1998年，他们俩一共在央视春晚上表演了11个小品——他们甚至开创了小品这种娱乐节目形式，但他们的公众形象似乎也以这种模式固定下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朱时茂就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而陈佩斯一定是爱耍小聪明的小痞子。
朱时茂和陈佩斯维持了将近30年的友谊，他们俩的确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朱时茂性格外向，喜欢交际，朋友多，直到现在他几乎天天晚上都有饭局。而陈佩斯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家里吃饭。“佩斯比较严肃、也很严谨，不苟言笑。”朱时茂说，“我认为他在生活中过于拘谨。”
每一个小品几乎都是争论出来的。朱时茂说：“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当双方都争执不下时，还得靠老婆来决定。朱时茂的妻子以前是搞舞台剧的，到最后，陈佩斯都听她的。
对于陈强寄予儿子的喜剧梦想来说，仅仅只有小品显然不够。1986年，父子俩合演的电影《父与子》上映，陈佩斯扮演一个赋闲在家，却又向往着外面世界的青年“二子”。陈强出演的父亲则一心希望儿子安心复习准备高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复兴和商业大潮来临之际，新旧两代的矛盾和困惑。随后的一系列“二子”电影，都以一种戏虐却善意的方式调侃着那个时代——“二子”总是想去做一些事，却总有一些原因制约着他。对于陈强父子来说，这些电影几乎每部都是一个反讽，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愿意投拍他们的这种喜剧，认为太低俗。
1991年，陈佩斯在海南成立了自己的“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删掉了“喜剧”两个字。他那时的目的很单纯——既然国有电影厂不投资喜剧，那么他自己来当制片人，寻找编剧和导演。他反抗体制的途径似乎也很简单，既然一条路走不通，我就走另外一条。在90年代初期，体制本身已经开始灵活，陈佩斯可以花钱向电影厂买拍摄指标。公司成立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爷俩开歌厅》，讲述“二子”从深圳淘金回到北京继续创业的故事。电影照射着社会现实，也影射着陈佩斯自己的创业。
陈佩斯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迅速拍摄了六部电影。《临时爸爸》把故事置于海南的经济大潮之下，《编外丈夫》更是直面下海浪潮和体制改革。陈佩斯在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逼下海的机关干部，那是他少有的带有官位的角色。电影结尾处，他终于在体制外寻找到新的生活。
但在现实生活中，陈佩斯却不得不再次陷入体制的困境。从中影的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大道影业公司刚好经历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所有过程。“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大道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和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陈佩斯的票房常常被偷瞒漏报。那些年，陈佩斯常常在公开场合透露出他的愤怒。“但当你面对一个体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何其渺小。”他的妻子说，“即便你再有名，你也撼动不了这个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派人前往各省讨债，即便有些债务只有几千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