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方法

论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方法

作 者：李健

出处：南京社会科学

罗兰·巴特曾指出，跨学科研究的要义在于创建一个不属于任何单一学科的新的研究对象。视觉文化毫无疑问是目前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跨学科研究对象之一。在方法论上，它所涉及的学科和研究路径绝不是若干学科的简单叠加。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本身极具“跨学科”色彩的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方法作为单一的最好的方法出现仅仅只是一种奢望而已”。①仅就本文集中探讨的内容分析方法而言，尽管其有相对明确的社会科学内涵，但在一个远为宏阔的人文学科视野下，它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又包含了更丰富也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信息。简言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它有一整套需要遵循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方法，它则为我们提供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一种策略或视角，或者说包含多重理论方法的分析路径。为此，本文首先对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方法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运用予以考察；其次以视觉文化研究中很有代表性的图像学为例，对人文学科的内容分析方法进行必要的解读；最后从艺术史研究视角入手，进一步探讨视觉文化在内容分析的对象、路径上的转向，对这一方法在当代视觉文化研究中的意义及其局限性予以一定程度的说明。

一

所谓内容分析，首先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常规方法为我们所知的。吉莉安·罗丝(Gillian Rose)在《视觉方法论导论》(Visual Methodolog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2001)一书中，专章探讨了这一研究方法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运用。在罗丝看来，视觉图像的内容分析最初是由解释读写文本的方法发展而来的。这种具有明确方法论意味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对“构图诠释”在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补充。这种方法以图像或文本的有效分析为依据，建立在一系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和程序之上。按照罗丝的分析，这里的内容分析并不是纯粹的定量分析(定量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定性研究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它以“可重复性”和“有效性”为方法论依据，可以包括定性解释。而且通过内容分析所提供的各种技术来处理大量的图像，得出大量的数据，可以保证观点、结论和论证过程避免某种“偏见”(一种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偏见)。②这些论断可以作为考察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方法的一个起点。

概括来说，这一方法大致包括四个步骤。其一，选择分析的图像(finding your images)。内容分析的第一个工作无疑是找到合适的视觉图像，以作为分析对象。理论上，内容分析必须解决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所有图像，这就对所使用的图像在数据分析上的代表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此，在图像选择方面，在采样策略或措施方面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随机原则，即将所收集的视觉图像建立一个有序列的随机数表，然后从中挑选出相当数量的图像进行分析；分层原则，即对已存在的数据集进行分层，从各个组别中挑选图像样本，并仍使用一种明确的抽样策略；系统原则，即对图像样本的选择要有计划性、规律性，然后有条理的、系统性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图像样本，以此确保对图像的分析有代表性；群组原则，即应随机选择群组，并只从这些群组中选择样本。

其二，设计类别编码(devising your categories for coding)。选择样本图像的工作完成之后，下一步就要设计一组类别以对图像进行编码。对于所要分析的图像来说，“编码”在这里是指附加在图像上的一组描述性的标签(或类别)。这是内容分析的一个关键阶段。这里，所使用的编码类别必须具有一些基本特性：穷尽性，即研究所涉及的每个图像的各个方面必须全部包含在一个类别之中；排他性，即分类不能交叉；启示性，即这些类别必须能产生出可以有趣和清晰分析的分类图像。在这一步骤中，关键的一点是要记住，所用的代码必须立足于图像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的理论关联。因此，文本、背景和代码之间的关联需要仔细考虑，代码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判断出来。

其三，图像编码(coding the images)。根据内容分析方法的要求，编码类别必须完全明确，必须清楚地界定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同样的类别，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图像进行编码。这就是说，要确保编码过程是可以重复的。因此内容分析应采取各种措施，能够举一反三，确保这种可重复性。在进行编码的时候，对任何一组编码类别的使用都要谨慎和有计划性。每一幅图像，都要仔细检查，并将它放置在相关代码里。这个工作可以是人工的，如建立索引卡片，也可以建立一个计算机电子表格来记录。后者的优点是，它可能使后续的定量分析更容易。

其四，结果分析(analysing the results)。对结果进行分析，最简单的方式，是通过计算代码来进行频率计数。这种分析方式可以是绝对值，也可以是相对的总数百分比。更复杂的分析可以通过探索不同编码类别的关系来实现。这就可以做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某种统一。总之，内容分析是一种技术性的结果，它通过代码来了解图像如何在更广泛的语境中产生意义。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定量分析能力，同样需要定性分析。③

以上依据罗丝的《视觉方法论导论》对内容分析方法所作的概括，无疑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中的一种。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对自然科学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内容分析方法的发展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内容分析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为了使社会研究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开展，使其可以与可控、系统、客观并有预见性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媲美，这种研究方法很快就发展成熟起来。”④由此可见，狭义的内容分析，作为一种颇能代表社会科学路径的研究方法，与人文学科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一般而言，这一研究方法尤其适合传播媒介方面的研究，并回答传播媒介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谁说了什么、对谁说、为什么说、如何说以及产生什么影响?”⑤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说，它关注的则是视觉图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如艾尔·巴比所言，“内容分析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编码是将原始材料转换成标准化形式材料的过程。在内容分析中，传播———口语的、书写的或其他———都是按照某种概念框架进行编码或分类。”⑥视觉图像当然也不例外。那么，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直观优势无疑就是其研究结果或数据的客观性，也就是罗丝所谓的避免“偏见”。的确，从编码的过程来说，内容分析依据的是已存在的、客观的编码方法和步骤，这事实上降低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如果一个编码人员达到了客观，另一个编码人员就可使用相同的步骤对相同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得出类似的结论。⑦

尽管如此，内容分析如果仅仅囿于定量方法，其方法论意义显然是有限的。事实上，在既有的视觉文化研究中，很少有将定量的内容分析作为主导性研究方法的。更多的情况是，它既要借助定量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更要通过定性研究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仅以视觉图像的传播而言，视觉文化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对讯息内容或文本如此广泛的理解，因此，传播研究者在进行内容分析时，往往同时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文本内容的多样性，导致了研究问题的多样性，进而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⑧因此，对于内容分析中的定量方法，必须充分意识到以下问题：第一，量化方法不能完全体现文本的复杂性。不管编码方法如何精细，对文本进行量化，总会导致某些信息的丧失；第二，量化方法不能完全体现对话的情境。事实上，大部分这类信息都难以保留；第三，不管定量方法如何精细，它仍不能代替人的解释。⑨而总体上说，内容分析所面临的困难则在于：样本的代表性难以确定；对于所研究的主题常常难以赋予好的运作定义(例如，暴力是什么)；不易找到可以测量的单位；依据内容分析所作的推论，其正确性无法证明。⑩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强烈地表明，尽管社会科学的内容分析具有其特定的方法论优势，但视觉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研究方法必须在更广阔的人文学科视野中被我们理解，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方法论意义。

二

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内容分析方法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实际运用，可以由潘诺夫斯基奠定的图像学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路径为例来考察。正如艺术史学界普遍强调的那样，这一研究路径与沃尔夫林以来的形式分析传统显著不同，“它是一种以内容分析为出发点，根据传统史的知识背景来解释艺术品象征意义的方法”。(11)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又与罗丝在《视觉方法论导论》中所讨论的内容分析几无关联。在此，我们首先以理查德·豪厄尔斯在《视觉文化》一书中的相关介绍为依据，对图像学这一“视觉文化所关心的视觉文本的主题和内容的分析方法”(12)进行简要的阐述。

在《视觉文化》一书的《图像学》一章中，豪厄尔斯以绘画为对象确立了查看视觉图像内容的一整套结构方法：

我们建立的是一种简单的、逐层深入的系统：(1)绘画的类型或“风格”；(2)中心的或基本的主题；(3)特定场景的位置或环境；(4)作品所描绘的历史时期；(5)作品所展示的年份或季节；(6)作品描绘的一天中的时光；(7)作品所捕获的特定的瞬间。(13)

在豪厄尔斯看来，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细节入手独立、主动地审视绘画的视觉内容本身。但是，这种方法更适合于所谓“所见即所得”的视觉图像。就绘画而言，画面表层结构所传递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将其深层意义直接呈现出来的。对于视觉文化研究而言，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视觉图像的深层文化意义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即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示意义的分析路径。概括来说，他将视觉图像区分为三个由表及里的层面，再结合相应的内容分析策略，来揭示其中所包蕴的复杂内容因素。首先，图像的初级层面或曰“自然”层面，依次可分为事实和表达两个部分，在此我们只能识别图像最基本的主题、所展示的(简要的)内容以及传达主题的氛围。要理解这一层面的意义，我们不需要任何内在文化、习俗和艺术史等的知识。其次，二级层面，也即“传统”层面，必须了解图像背后的运用机制。在此，文学、艺术和文化的知识均参与其中。最后，三级层面则是图像潜在的本质意义或内容层。作为图像学的“最终目标”，这一层面揭示图像中所包含的被压缩、隐藏着的“对国家、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信仰的基本态度”。(14)

潘诺夫斯基的这一分析路径主要是在《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在该经典著作中，他不仅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视觉图像研究方法，而且用大量文艺复兴时代的范例论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在导论中，潘诺夫斯基详细探讨了视觉图像这三个层面的区分，并用一张图表予以概括：(15)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分层仅仅是一种理论方法探讨的需要。因为，“无论从书写历程或者研究历程来看，我们都会发现：潘诺夫斯基的三层次区分其实都是从理论的架构上进行分节，在进入真正的图像研究和书写时，写者、读者并无法压抑住各种图像证据、文献证据和哲学慧见的交相辉映”。(16)事实上，潘诺夫斯基自己也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铭记，虽然表中的各个部分被严格区分，表现为三个独立意义的不同范围，但实际上，它们指的是一种现象，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术作品的各个方面。因此，从简表中看起来像是三种互不相关的研究方式，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彼此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解的过程。(17)

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的导论中，潘诺夫斯基还对这一图像学分析路径的研究步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概括来说，它至少包含三个基本步骤：第一步是观察自然现象和研究人类记录；第二步是对这些记录进行“破译”和解释；第三步是对其结果进行分类、调整，使之纳入一个合理的“有意义”的体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始终是基于特定观念或历史概念的理论预设来展开的。用潘诺夫斯基的话说，“对观察材料和研究资料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一种理论或一般历史概念预先决定的。就选择过程本身而言，这样讲可能更为确切，因为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体系所采取的每一步骤不仅是以前面的东西为先决条件的，而且也要以后面的步骤为先决条件。”(18)这意味着，基于人文学科的内容分析，对研究者的学术判断能力提出了先在的要求。它要求我们首先需要遴选出“值得研究”的视觉对象。在潘诺夫斯基那里，所谓值得研究，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理论预判：每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图像或艺术作品，都必然包含由某种语义倾向所规定的隐含意义，这一倾向代表着特定国家、时代、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同时又被创作者有意无意、有质量地注入作品之中。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视觉文化研究对象具有先在的复杂性，它必然蕴含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方法论上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分析实际上更多是为我们提供某种视觉文化研究的策略和视角，它还需要更明确的理论方法的支撑。比如，就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而言，它与符号学之间的亲和关系便一直为我们所知。人文学科的内容分析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远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甚至其对象本身也是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调适和发展着的。因此，在一个更宏观的人文视野下，从视觉文化的内容分析入手，还需要对其在当代学术语境中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实际效用等问题略作考量。

三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说，内容分析包含着现代性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研究的深刻影响。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情况无疑要更加复杂。不过从总体上说，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或视角，这一方法仍然可以在此语境中被我们更好地理解。仅就与视觉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的视觉艺术、艺术史来说，蒂柯维茨卡娅认为，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将视觉艺术看作是“高雅文化”，将艺术史研究当作是对高雅艺术的研究。而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以来的学术环境中，视觉文化研究应该摒弃高雅与低俗的区分。确切地说，“视觉文化研究是一种非精英主义的学术活动，看重的不是视觉文化现象的高下，而是视觉图像的文化意义”。(19)这一判断至少包含视觉研究中两个方面的观念转向：一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二是研究路径的选择。

首先，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视觉文化研究集中体现了理论界对于研究对象的学术拓展。而蒂柯维茨卡娅关于摈弃高雅与低俗之间区隔的讨论，则恰可以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转型语境中得到更全面的理解。它反映了学术研究在对象选择上的一种观念转向。作为文化现象，一切视觉图像都已成为我们分析并理解社会生活的有效对象。一方面，基于传统艺术史所展开的对视觉艺术文化意义的研究仍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研究维度。这一点，无论是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还是晚近诺曼·布列逊的艺术史研究，都可以在此维度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包括各种流行文化现象在内的并不被传统艺术史研究所关注的视觉图像，则被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以M.J.T.米歇尔为代表的所谓视觉文化研究的美国学派，即以此而为我们所知。同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于，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的研究方法，都与传统视觉艺术研究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他们对于西方当代知识界各种理论资源的自觉、熟练运用表明：视觉研究在对象选择上的观念转向，只是一个表层现象。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理论等形形色色理论视野的介入，才构成当代视觉文化研究区别于传统视觉艺术研究的质性特征。布列逊的新艺术史研究自不必说，即便是潘诺夫斯基，一如巴纳德所言，其根据图像学和图像志对绘画所作的解释，同样也是运用结构理论来理解视觉文化的。(20)更深层的观念转向，因此还是表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考察路径方面的。

其次，考察路径的选择方面，确如蒂柯维茨卡娅所分析的那样，当代视觉文化研究更关注的已不再是视觉图像的高下，而是图像背后的文化信息。以此来看，内容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兴起，可以理解为从视觉图像的形式风格研究转向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无论是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还是人文学科意义上，皆可作如是观。按照蒂柯维茨卡娅的看法，“视觉文化是对再现的研究，密切关注图像，并运用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来处理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产生意义的复杂机制。”(21)更进一步说，“从视觉研究来看，视觉与文化(两个形容词)的关系完全是网状的，视觉只有通过文化与精神意义的建构过程才能得以理解。”(22)

我们由此需要意识到，作为一种文化意义的建构过程，视觉图像的内容分析其实无法以某一单一方法或维度来完成。仅以艺术史、大众文化的图像学研究来观察，内容分析也更可能是一种策略或视角，或者说是一种包含多重理论方法的分析路径。虽然，就罗丝的讨论来说，内容分析主要是一种基于社会科学的定量/定性研究方法；但即便如此，它也很难被理解为是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更多时候其实还是作为实现某种研究目标的辅助性手段而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或许还是潘基诺夫斯基所强调的———在视觉研究中，必然有一个理论预设，有一个对对象的人文色彩的选择。所以罗丝所设想的通过内容分析避免研究过程中的所谓“偏见”，从一开始就是难以操作的。从方法论上说，视觉文化研究仍需要更多地仰仗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方法来进行不同层面的内容分析。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由此可以被揭示出来。内容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局限性，主要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凸显出来。而内容分析方法得以形成并发展的现代性语境，又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清晰可辨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最后，我们可以明确指出：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实践，在方法上如此包罗万象，它意味着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都不足以面对视觉文化这一纷繁复杂的对象世界。我们不妨以巴纳德的话作结，以概括这一贯穿全文始终的基本方法论立场：

认识视觉文化的方法是如此多种多样，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它们(各种认识视觉文化的方法)是否确实能提供一种认识方法。研究一件视觉文化作品是一种有别于研究这一作品存在其中的某一特定社会、性别和观念结构的活动。因此，可以断言，特定的形式方法将不提供对这一具体的视觉文化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或者，可以这样说，它将依据结构方法提供一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同样，可以断言，对一件绘画作品的评价和其中某个人物性格的认识进行富有想像力的重构，根本不提供对该绘画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事实将证明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有很多种，每一种方法均有其优势和弱点。(23)

注释：

　　①(20)(23)马尔科姆·巴纳德：《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常宁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220、27—28页。

　　②③Gillian Rose,Visual Methodolog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London:Sage,2001,pp.54-56,pp.56-66.

　　④安德斯·汉森等：《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崔保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⑤⑥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23页。

　　⑦⑧⑨琼恩·基顿、邓建国、张国良：《传播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252、270页。

　　⑩Arthur Asa Berger：《媒介分析方法》，黄新生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99页。

　　(11)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中译本序，第5页。

　　(12)(13)(14)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葛红兵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6页。

　　(15)(17)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13页。

　　(16)陈怀恩：《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18)欧文·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9)Margaret Diloviskaye,Visual Culture: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见段炼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视觉文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1)(22)玛格丽特·蒂柯维茨卡娅：《理论框架：谱系与视觉研究的对象》，见段炼编《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视觉文化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