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了，可每次来都觉得充满了新鲜感。这里总能用深深的文化气息感染人，也总能有一些为人谦和、工作认真的新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古籍，28岁的北京姑娘潘菲可能会成为明星。五岁开始，她便开始学习钢琴、声乐和芭蕾，从小就显现出不俗的艺术天赋。那些年里，她似乎一直在慢慢接近聚光灯的焦点。
潘菲
但是，如今的她选择了一片不那么大的天地：书桌、剪刀、糨糊、成堆的古籍。因为年事已高，有的送来的时候已经破破烂烂，看不出原先书的模样。
“其实我小时候手工课做得挺差的，”潘菲笑着说。“可是我喜欢安静的工作环境，这里给了我机会。我并不是那样外向的人，把唱歌作为自己的事业可能不太合适。”
尽管如此，她仍然在业余时间坚持参加合唱团，继续着自己和音乐的缘分。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目前拥有19名古籍修复师。潘菲和同事们每天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华古籍特藏，足足有270万册之巨，其中中文古籍善本也有27万。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拥有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藏书。
国家图书馆现拥有四大古籍镇馆之宝：纵观丝绸之路风华的《敦煌遗书》(Dunhuang manuscripts)、曾经在抗战时期藏在废煤窑里躲过日寇掠夺的传奇佛经《赵城金藏》(Zhaocheng Jin Tripitaka, 因出自金代得名) 、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明代《永乐大典》(Yongle Encyclopedia)以及著名的清代《四库全书》(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赵城金藏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的明确纪年的中国印刷品是雕印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Diamond Sutra），后流失海外，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刻印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相比之下，欧洲出现大批量生产的印刷机要晚至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
说起自己曾经的理想，潘菲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想当医生，不过她觉得今天的工作也算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医生是给人治疗肉体，只不过我们的治疗对象不是人，是承载我们国家文化历史的古籍罢了，”说到这里，她挺骄傲的。
潘菲已经在国图待了四年。她从南京的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毕业。她的母校也是全国唯一开设有专门古籍修复学科的高校。她的班上有39个同学，但是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从事古籍修复的十个人都不到。其他人大多在公司、律所和银行干着外表更加光鲜的工作。
对此，潘菲倒不是特别介意，他认为工作有没有意义并不能用赚钱多少来衡量。她说：
“我们合唱团里好多人去那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工作里得不到成就感。我比他们走运，修了一本书，我就很有成就感啊。”
“The reason why my friends go to the chorus is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self-satisfaction, which is absent in their jobs. I’m luckier. Once you fix a book, it’s really something satisfactory.”
比起她在办公室拼命的白领同学们，潘菲还有一点别人没有的福利。因为馆里的规定，所有人五点钟必须离开修复室。加班是不允许的。
如今在国图的19位古籍修复师里，80后就占了12位。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份半隔绝的工作都是年纪大的师傅在干，事实却并非如此。
李屹东来自大连，他刚来国图一年半。1989年出生的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尽管毕业自中央美院的古书画鉴定专业，他很谦虚地说自己离上手最重要的古籍还很远。要是说到《敦煌遗书》这样的重量级古籍，恐怕没个十年的沉淀谁也不敢上手。
李屹东
“没有五六年的锻炼，我也不敢独立操作大的修复，”李屹东说。“现在还是主要听师傅的。第一课我得学会怎么打糨糊。”
超市里卖的胶水肯定是不能用，市面上买的淀粉也可能有食品添加剂，对纸张不好。李屹东每天来的第一件是就是揉面团、和面、再水洗配制淀粉，这都是糨糊制作的传统工艺。淀粉洗掉了剩下的面筋还能炒着吃。
李屹东
“自从干了这份工作，我现在看电视对农业节目特别感兴趣，”李屹东在组里被公认为逗咖。“觉得自己和自然特别亲近，农业节目还能教我什么东西可以做菜吃啊。”
可是，李屹东和同学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能那么愉快地聊天了。大家谈论的都是怎么做投资，而他有时候不太能跟上节拍。
“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做，不是吗？”他看得很开。
资治通鉴残稿
山东姑娘崔志宾是李屹东的同事，今年刚三十。四年前从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来到国图。她说闲暇时候自己特别喜欢做甜点，而且她每天的工作似乎也得用到做甜点的技术。
崔志宾
“有的书送到我这的时候就跟千层酥似的，书页都粘连在一起，有的纸张是竹纸，特别脆，一碰就掉渣，”她解释说。“分开这些书页得非常小心。”
现在组里的一个大工程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天禄琳琅》。在修复之前，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甚至有多少页都知之甚少。
55岁的朱振彬老师是项目的负责人，一直以“为古书续命”为己任的他发明了一种分开书页的好办法：把古籍用毛巾包好，在锅里蒸上六分钟，不能多不能少，火候把握是关键。遇到这种关键配方，崔志宾都很认真地做笔记。
朱老师介绍说：
“中华古籍的纸张材质和装帧方式多种多样，这也让我们的修复比西方古籍的修复复杂得多，每次修复都得对症下药。宁可慢一点，也不能为了赶进度牺牲质量。”
“Varieties of paper and binding methods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make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stern ones. It is like treating individual patients. It doesn’t matter if we do the work slowly but it will be problematic if we lower our standards to accelerate our schedule.”
更有时候，古籍的内容修复师并不认识，这种时候就会需要专家参与，花的时间也会多很多。比如西夏文(Tangut script)古籍的修复就是一大难题，很多字还没有满意的解读。就算找到了所有的拼图，怎么拼到一起还得研究再三。
西夏文古籍
对于崔志宾来说，修复古籍的过程也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美术史专业出身她如果看到古籍里的插图就会格外感兴趣。
“你也会看到古代人修过的痕迹，有的修得也挺马虎，”她说。虽然出于保留历史信息的需要，有的过去的痕迹会保留下来，但是崔志宾能做的是不给后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如今，每本古籍的修复过程都要进行详细的日志记录。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下班回家的路上，崔志宾也会用手机刷娱乐八卦，对他们来说，这也算是跟上社会节奏的一种方式吧。
2007年，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立了总部设在国图的国家古籍保护中(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到今年刚好十年整。据中心的统计，全国的公共机构收藏的古籍有多达5000万册，可是在2007年的时候全国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
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开始大力培养古籍修复的新鲜血液，也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探索。老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得以保留，但是高校的系统培养也营运而生。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潘菲成为了新开的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超过了1000人。
“我们的课表都是满的，恨不得周末都排了课，”潘菲回忆说。“那时候专业刚刚成立不久，学校也在摸索培养一个合格的修复师需要学什么。结果就是，我们什么都学：从四书五经、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到计算机编程。工作之后发现很多我们也用不上，因为都有更专业的老师来操作，但是毕竟开拓了不少眼界。”
他们的师傅杜伟生已经65岁了，是组里年纪最大的。在国图的古籍修复室干了43年，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带的学生数以千计，但现在正式的收徒不过八个人。
杜伟生
杜伟生说：
“我宁愿叫自己是他们的老师，不是师傅。旧时候的师傅大概只会教给徒弟七八成的本事，可是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以后能超过我。”
“I would rather call myself their teacher, not the master. In old times, it was a tradition that masters only taught 70 to 80 percent of what they knew to apprentices for fear of being exceeded. But I want these young people to exceed my skill.”
他说自己从年轻人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去的修复师全凭经验，没受过多少高等教育。现在新一代的修复师们能更快把新的科技手段运用到修复过程中。
“比如，现在用机器就能更快分析出纸张成分和纸张厚度，这都帮了我们大忙。可是，我们的工序非常复杂，可能永远不会被机器所替代吧。”
因为年轻人的加入，老师傅也感觉到工作氛围发生了改变。
“过去的修复室里说话都不敢，大家都埋头干活，气氛很严肃，”杜伟生回忆说。“但是你看现在不一样了，气氛很活泼。古籍修复也需要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解决问题。这是好事。”
对此，潘菲也感到很幸运。
“过去徒弟只能请教自己的师傅，现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师。大家都很好相处，”她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辈子待在这了。谁能陪我这么长时间呢？除了家人，他们对于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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