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弦弓村是我在一九三六年调查过的一个靠近我出生地江苏吴江县的农村，想用它来代表这一类型的农村，我给它一个“学名”叫“江村”。后来我到这个学校来上学，就在马林诺斯基教授（B· Malinonski）的指导下，根据这个农村的调查材料写成论文，一九三八年出版，书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文称《江村经济》。
在我收到这位老师的去信之前，我早已有意想在我的余生中写一本书，叙述这个农村的新面貌。今年十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现在已经七十八岁，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的热情是难于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这种感情的余波，也使我忘记了今天我是在一个学术的讲座上。我恳求你们的宽容，让我讲一些只适合于朋友间茶余酒后的谈话，为大家摆一摆这个已经为西方学者熟悉的开弦弓村半世纪来的变化，当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前景。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调查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所以我必须首先指出，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农村不同的特殊性。我认为只要把它在中国农村中所具的共性和个性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也就可以避免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错误了。
开弦弓村处于苏杭之间，太湖之滨。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出了在经济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富饶地区。不仅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较高，而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和手工业也较为发达。这个特点已有很长的历史，一直维持至今，按一九七九年全国抽样调查了七十万个生产大队，该年个人平均年收入不到100元。而开弦弓村所在的苏州地区一九八〇年个人平均年收入已超过250元。这地区在经济上占先的地位是明显的。开弦弓村在苏州地区却处于中级，个人平均年收入是300元。略高于这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抓这个在全国居上游，上游中又居中级的农村进行解剖，就可以和比它好的和比它坏的农村相比较，从而看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正在怎样变化，要致富上升应采取什么道路。
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我本人在一九三六年夏季搜集过一些基本资料已如上述。一九五五年五月现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的威廉•格迪斯（W·R·Geddes）教授访问过这个农村，一九六三年出版了
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本专刊。我本人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又去重访江村。这次调查的资料在过去动乱时期中已经散失，正在访求中。今年九月，美国马利兰州立大学的南希•冈萨勒斯教授（Nancie Gonzarez）访问了这个农村。我本来打算同她一起去的，因病延期到十月才去成。我们的访问时期虽短，但还是搜集了一些基本资料。
开弦弓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致的，但是也有它的特点。我离开这村子以后两年，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我在一九三六年说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如果确是如此的话，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是更为贫困了。当时全村的土地已有56.5%被地主所占有，75%的人家靠租田和借高利贷过日子。水利无人关心，太湖洪水一发，这些滨湖地区立即受灾。农田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亩产稻谷大约只有300斤，蚕丝副业几乎停顿。加上苛捐杂税，盗贼横行，真是民不聊生。造成这悲惨局面的根本原由，我在上述书中归结于土地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权力。正如格迪斯教授书中所叙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一九五一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农民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人民能取得政治权力和改变土地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空前高涨。若以土改完成后的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上国平均粮食生产增长了42.8%，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以开弦弓村来说，一九三六年的粮食亩产量是300斤，一九五二年据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500斤，増加了66%。如格迪斯教授所记下的，这个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一九五五年已达亩产560斤。一九五六年就是合作化后一年，当时农民给格迪斯教授的预算该年亩产童将达715.6斤，那就是比合作化前一九五五年增28%；比一九五二年增加42%。这年全国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只增加20%，象现在一样，开弦弓村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上游的。
一九五八年开弦弓村象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看来这是过早的措施，加上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到一九六〇年加上了若干其他原因，全国陷入困难时期。在最严重的时刻，象开弦弓村这样的农村也发生了人口外流的情况。但是在开弦弓村这种情况扭转的比较快，一九六二年已经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措施，规定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和实行了计件工分制。同时还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通沟渠，又推广机电排灌，基本上消灭了我在上述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用人力踏水车的传统方法。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全国大动乱开始前的四年中，开弦弓村粮食产量平均递增率是8.25%，又因恢复和发展了蚕桑生产的传统副业，个人平均收入在一九六六达到119元。社员们至今把一九六二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斤粮食。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个全国大动乱时期，农村经济受到的破坏看来并没有城市里所受的那样严重。但是由于强调以粮为纲，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加上管理上强调统一指挥而不考虑各地区的差别，即所谓“一刀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农村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以开弦弓村来说，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二年中，粮食总产平均递增率是3.95%，不到大动乱前的一半。由于单打一抓粮食，忽视了工、副业生产，与粮食生产上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加上人口增长，个人平均年收入一直徘徊在一百一十四元上下，也就是停在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上。
这次全国大动乱在农村中的消极影响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全面纠正，中国的农村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继续讲到这几年在开弦弓村见到新气象和新问题之前，我想插进一段讲一讲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就是人口问题。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同时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一九一七年，中国人口有4.4亿人，三十二年后（一九四九年）人口增加了一亿，达5.4亿。又经过了三十二年，一九八〇年末估计中国人口已近1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2%，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人口增加81%，每年平均增长19%。这样巨大的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90%以上分布在中国的东南半壁，东南一半的人口密度10倍于西北半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四百到五百人，是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开弦弓村就在这人口最密集地区。我在一九三六年得到当时这个村子的人口数字是1458人，格迪斯教授得到一九五六年的数字是1440人。虽则由于该村行政地区划分路有改变，在比较人口数字时还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弦弓村在抗战时期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后在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最初八年（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全国出现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长21%），开弦弓村人口却比较稳定。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这段时期的人口资料，而这正是它的人口开始上升的时节。一九六六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至899人，比一九五六年增加459人，即31.9%增加率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于开弦弓村这个特殊现象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现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书中已经讲过的，这个村子的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控制的习惯。我在这次访问中曾追问他们为什么后来抛弃了这个习惯而让人口暴涨呢？他们给我的解释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婴，所以儿童多了，后来群众有了节制生育的医学方法之后，儿童还是比较少。这种解释是否可靠还待调查。但是这表明这村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对人口需要控制的传统观念。
当前开弦弓村的人口是二千三百零八人，和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五六年相比，只增加约60%，和全国在相同时间里的增加率相比应当说是比较低的。在这个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数增加外，还有死亡数降低的一方面。这方面在我这次访问中印象很深，不仅是我还能找到许多三十年代相识的老乡，而且从人口资料中看到在七十岁以上的人数，一九三六年是十七人，而现在却有一百十四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改变了过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识到人口压力的开弦弓村，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计划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使得这村的干部在答复我问到最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时，很有把握地说：“这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一九七七年以后不仅增长率已经降低，而且已出现过负号的年头。
我不敢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人口现象在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从已有的资料看来，开弦弓村的历年人口的变化和中国全部的人口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但是即以开弦弓村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够严重的了。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个体经济进入集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人口激增如果不及早预防是不容易避免的。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个人平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尽管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增长，它的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口毕竟增长得过多，个人平均粮食配额就不容易提高。例如一九七八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六千多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点二，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经过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到一九八〇年，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约有五百八十斤，即二百九十公斤。一部分农业落后地区还不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开弦弓村由于土地相对肥沃，人口相对增加得慢一些，情况就显然不同。一九六二年已实现了“三餐干饭”，一九八〇年个人平均实际得到的粮食（包括口粮及副业的粮食津贴）已接近一千斤，即五百公斤，除了自己充饥之外，已有余粮喂养猪、鸡等家畜，提高家庭收入。从这个小窗户里去看全国形势，且不论人口压力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单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也是很显然的。
然而，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控制人口，以全国来说，十亿人口这个数目决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有所减少。据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二亿。此后，如果政策对头，也许可以开始稳定和下降。现在这十亿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住在农村里。因比，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来考虑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一九三八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
Earthbound China
（《乡土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一九五七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次短短的几天访问，由于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使我担心我的观察是否会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中国有句谚语：“旁观者清”，我高兴地知道在我回乡前大约十天，亲自到开弦弓村观察的冈萨勒斯教授将有机会用她所观察的事实来讲述她的见解。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把我在这次访问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传达给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朋友们。
我在这个讲演开始说明开弦弓村在全国的地位时，已经说过一九八〇
年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所以它在中国可以称作属于富裕的一类。但是开弦弓村达到这个水平还只有三年。三年前，一九七八年个人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这几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富裕了起来呢？
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増加主要是由于一九七九年以来贯彻了党的三中全会决定的政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结为。那就是纠正了片面地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在我三十年代见到的养羊和五十年代见到养兔，现在已成了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并且已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以养兔为例，养一只长毛兔，每年可以出售兔毛10元以上。而很多人家养5—6只甚至10只以上。全社一共养兔十万只，一年总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各种家庭副业合在一起，个人平均收入一九八〇年约120—150元，占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
开弦弓村有一家，共三人，一九八〇年出售肉猪9头，养羊2只，养兔8只，加上卖给集体的肥料和自留地所种的能出售的油菜籽等等，一年得到1087元，他们从集体劳动工分（包括农业和集体副业）收入660元，每人平均收入是582.3元。这一家在开弦弓村还并不是突出富裕的人家，另一家，共5人，其中4个劳动力，1980年收入2429元，人均4858元。这家全年日常生活费用是960元，储蓄1469元，预备添盖房屋。
开弦弓村的老乡一致同意，吃和穿，也即是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住，也即是房屋和家具。冈萨勒斯教授能用她在农民家亲自吃过的伙食来说出他们的水平。她会告诉你们所尝到的使她称赏不已的饭菜并不是特地为她的访问而准备的。她常常在人家家里谈话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按当地的习惯一定要留客共餐，那就可以吃到日常的饭菜了。
至于穿着，己经超过了保温的要求，对于年轻人来说，时行的式样成了主要旳考虑。手表对他们计时的用处可能还不及装饰的功能；上一代的手镯已上位给上海牌的手表了。在这一方面还是让冈萨勒斯教授所摄的相片来替我说话为生动。
冈萨勒斯教授的相片也会告诉我们，我上述书中所附相片上的一些房屋至今还在，只是更陈旧了一些。人口增加60%而房屋的增建却远远落后。该村干部提供我们关于住房的数字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〇年每人平均只增加0.04间，每间约20平方米，所以每人平均增加不到一平方米，全村增建一共不到一百间。
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十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三十年代这里只住三家人。建筑房屋的困难，比如土地少，建筑材料不容易买得到等等，我不在这里多说。要说的是这个村子的老乡手边有钱能想到建筑房屋，还是近几年来的事。造一间房要一千元，一家至少要三间。在一九七八年前有多少农民的积蓄能达到三千多元呢？而这几年来，情况变了，农民现金收入多了，一年上千元的储蓄己经不希奇。这些钱怎样花呢？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答案是居住更新。
这次访问中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农村中居住更新的过程一般是通过青年一代结婚的机会进行的。新婚夫妇需要单独的卧室。在房屋紧张的情况下，不是延期结婚，就得把老房间分隔。在开弦弓村老一代中确有一生娶不起老婆的人。这几年农民具备了盖新房屋的经济条件时，凡是有儿子要结婚的就急于要扩建住所。过去一年中，靠河边大约有二百五十户人家的几个生产队一共建造了50间新房子，几乎全是扩建旧宅的性质。因之，这村子房屋的布局更见凌乱。新建房屋内床柜箱桌等等用具也是大多在结婚过程中添置的。从订婚到结好这段时间里，男女双方的家长忙于张罗。由于开弦弓村是父系父居社会，所以提供房屋是男家的责任。那些无力提供房屋的男方，也有采取入赘方式，住到女方提供的房屋里去。新房内的用具事实上是男女双方合凑的，比例以女方经济水平决定。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我们曾参观过一家新房，凡是女方提供的嫁妆上都挂着一条红色丝线，所以很容易看出男女双方贡献的比例。在这个新房里，双方的贡献几乎相等。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这地区女儿少，特别疼爱，所以出嫁时总是要尽力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我们当场估计了一下全部用具和衣服的总值大约二千多元。
这个数字曾经引起结婚费用太高的批评。过于讲究排场固然不好，但是也应当看到事实上这正是农村里生活资料更新的重要过程。至于为了取潯对男女间新的夫妇关系的社会承认而釆取宴请亲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好客风尚，有时未免花费得过分一些，那也可以说当前流入农村的货币缺乏其他轻工业品去吸收回笼的一种结果。
如果容许我过早地做一个店计，这三年来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增加，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结婚的过程而消费在家庭生活的物质更新上的。而这个更新过程又是从进入结婚年龄这一代开始的。就在我们参观的新房隔间是老一代的卧室。在这间卧室里我看到的是我幼时所熟悉的我祖母房里的陈设，我祖母是太平天国时嫁到我家的。我直觉地感到过去农村里生活物质基础更新率是这样缓慢，使两代卧室的对比如此之鲜明。
上面所叙述的这段话，当然还要在今后进一步核实，并用正确的数字来表达，现在还不能说是科学的观察，但是当我向老乡们指出了他们正在进行生活基础的物质更新时，却接触到了一个当前的实际问题。这几年农村经济从复苏到繁荣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用普通的话来说，农民手上的钱怎样花法？从全国来看，每年流入农村的货币达到几百亿元。用什么商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呢？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调查研究农民需要什么，怎样可以去指导他们的正当消费，这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发挥它的优越性。
就在我们参观新房的下一天，在一个和本村干部的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怎样有计划地进行农民生活资料更新？怎样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制定各种房屋的结构和布局？怎样根据本村农民的财力，分期分批的按大家同意的规划来有步骤地更新全村的面貌？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发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为人民群众办事。在这件事上，大家要我们人类学者帮助他们进行系统的社会学调查。我本人是心甘情愿做这种能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人类学工作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中国农村中集体经济的发展的前景。自从一九三六年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以来，它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主要部分，至今还是这样。一九五五年正当格迪斯教授去开弦弓村调查时，合作化运动已进入高级社阶段，提高了集体经济的地位。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村中的个体经济已微不足道。直到一九七八年开弦弓村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农民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集体分配所得，按各人在集体经济中所贡献的劳动折合成工分计算。但是一度在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想支配下，农民所得的工分并不能正确反映他所付出的劳动，所以引起了违犯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的所谓“吃大锅饭”的偏向。
在这个时期，作为个体经济的家庭副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遭到禁止。一九七八年才改变了这种抑制农民积极性的错误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农民的家庭副业，因而使农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
但是这种承认农民个体经济的作用并不是否定了或削弱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和乡村工业主要是属于集体经济的部分，它们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一九八一年起所实行的责任制也只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生产技术和群众的觉悟水平，改善经营方式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罢了，并不是经济制度性质的改变。
在这里应当说明的，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收入中副业部分的增加并不反映这个农村结构的全部情况。列入农民收入中的副业部分只是指从个体经济中得到的副业收入，农民从例如开弦弓村的养蚕业等集体副业中所得到的收入是包括集体分配部分之内的。集体经济的总收入中只有一部分按劳分配给个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集体事业的经费、社区公益费用和用于更新、扩展生产的投资以及公共积累等。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从农民个人收入中家庭副业和集体分配所得的比例得出在农村里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当然，总的看来，这三年农民家庭副业收入的增加是可以说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个体经济的增长。至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相对比重，还需要进一步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