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路径

导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２０１７年末己经达到５８．５２％，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１７年末己降到１０％以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对较低，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党在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更是进一步指明了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走好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

国内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日益丰富，大体上可以分为２类：一类是对农业与二、三产业的交叉相融进行直接研究，例如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的融合；另一类是针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某一方面进行间接研究，例如对产业融合政策、金融服务、流通体系的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实施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径。通过对国内农村产业融合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笔者主要从产业活力、主体支撑、金融体系和外部环境４个方面展开对农村产业融合议题的文献研究，为探索新时期农村产业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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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产业活力

使农村产业焕发活力的关键在于产业融合模式，那么需要探讨适合我国现代农村的产业融合模式。目前，国内对于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二是农村二、三产业间的融合。

对于前者而言，融合的目的或是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和加深，或是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其中“公司－农户”“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户”“公司－一村一品专业村镇－农户”“电商平台－公司－农户”等模式日益丰富。农业企业化要建立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土地要素流转问题、企业资金来源问题、企业家来源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

农产品加工企业纵向一体化模式是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演进趋势，其本质是上下游企业间的动态博弈；这一过程需要政府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引导，引进“农产品深加工－市场开发”模式的企业，引导农民进行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农产品淘宝村是“互联网－三农”的典型产物。现有的农产品淘宝村是在特色农产品专业村的基础上自发演进而来的，其形成具有可复制性，但“从无到有”复制成为一个农产品淘宝村的可能性很小。

乡村振兴要选择那些具有资源禀赋的村庄，基于现有的资源优势条件，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园区集聚，引导“一村一品”向优势产业带集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２０１７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田园综合体”是伴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休闲旅游发展起来的“农业－文创－新农村”复合开发模式，是继特色小镇后的又一个投资风口和发展重点。绿色产业是山区进行产业融合的可行路径，如发展特色农产品、生态服务业等，但发展绿色产业不宜过多地强调资源比较优势，而要在培养专门人才、加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产业融合涉及多元的经济主体，和谐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融合模式健康运行的基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结各主体的经济纽带，可以通过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不同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有效解决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问题。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在于工商资本，政府应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为前提，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引导不同经营主体分层、分类发展，形成互利互赢、风险共担的格局。农村三产融合的政策着力点就在于建立产业链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其重点是依托农业资源整合市场要素，注重“产、城、人”互动，以及坚持市场需求导向。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拥有资源禀赋的农村如何实现产业融合，但是具体的案例研究较少。在成都郫都区多利农庄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农户土地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多利企业共建生态农业产业园，建立“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链机制。对于那些内生因素（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与外部动力（政策环境、城乡关系、国内外市场、城市辐射力度等）不足的农村，如何挖掘产业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仍是有待研究的现实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关于怎样的农村产业能够融合，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的问题，其答案关键在于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贺雪峰看重的是一种基于小农的家庭式发展，这种模式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主流形式；李昌平强调将集体作为发展的主体，且市场化与农民集体之间并不矛盾，集体化可以成为市场化的前提。

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中，明确提到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就是新型集体和小农户，也就是新型的集体经济和新型的家庭经营。在日本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即使是实力较强的规模化农业经营者，其发展“第六产业”也需要工商资本进行带动和支持，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同样需要农业生产者、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分工协作，竞争发展。

人力资本科技水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农村产业融合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科技水平，引进并留住农业专业人才是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农村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完善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应加强农村学校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发展“农技推广”与“农业合作组织”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发农村数字化教育资源，加强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和西部合作。重庆市贫困区（县）以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科技创业扶贫，正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科技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三大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在农业产业融合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制约着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如果两者的发展速度失衡，就可能导致出现大量无地农民。“增加第一产业投入，提高第二产业技能，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的对策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方向。如今民工潮已无法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第二就业空间的容量也不足，当前急需开拓不完全依赖于土地又不必进城务工的第三就业空间。

另外，分散型经济发展模式放大了我国劳动力剩余的劣势，鼓励居民投资创办中小企业，对于促成储蓄、投资、就业、收入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有重大推动作用。乡村振兴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农村地区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其中年轻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目前尚缺少对农业就业转移何为“适度”、何为“过度”的研究。在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同时，需要规避其对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的不利影响，日韩农业生产者依托经济杠杆稳定农业生产队伍、出台扶持回乡创业人员政策的做法，为我国农村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很多文献对农村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和人力资本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要发挥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效应，需要一定的经营规模与之相匹配，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如何确定劳动力转移的量，如何拓展足够的劳动力接纳空间以及如何在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情况下留住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式的创新、农业科技人才驻村帮扶模式的创新也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议题。

农村产业融合首先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普遍存在金融机构“难贷款”与农户“贷款难” 的双重困扰，想要有效降低农村信贷的约束，首先要降低“行政－经济”压力体制对金融机构在农村信贷市场创新行为方面的限制，拓展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金融支持路径。储蓄动员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但是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这两者必定让位于投资投向效率。信贷风险制约着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步伐，现阶段要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信用建设。

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户信贷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小额信贷机构侧重于显著影响因素，并考虑其内部次序所带来的差异，针对不同等级的农户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当前农村基层政府可利用的财政资源存在巨大区域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制度是省级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而在如何设计上级政府与农村基层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问题上，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进行界定是一切讨论的前提。我国县级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均等效率较高，但体制性补助和税收返还均等效率较低，县级政府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形成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

目前，拓展“三农”金融服务的一大障碍是贷款需求的加大与抵押品数量不足的矛盾，而农村有大量闲置土地资源。农村家庭资产价值向金融价值的有效转化是解决农户创业融资难的关键，从培育农村资产流转市场、加快农村资产产权确认、强化农户贷款担保创新等方面入手，加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融资服务，变资源为资本，就能为农村建设注入巨额资金血液。休闲农业是开发闲置宅基地的有效路径，通过企业模式将农户闲置的宅基地资源折合为股份参与工商资本运作，这种模式尤其适用于缺乏工业或不能搞工业的山区、半山区农村地区。

除了正规的金融信贷之外，资本下乡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等三大正面效应，工商资本也是农业生产要素整合与配置的重要一环，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成都多利农庄采用公司垫资、宅基地有偿腾退、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都市现代农业投资与运营的难题。然而，部分学者对资本下乡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下乡投资农业是为房地产开发等非农盈利项目作铺垫，在农业经营上并无效益；要使工商资本真正服务农村经济，政府应在设置好保护农民权益的防火墙的前提下，优化投资环境，遵循市场规律，让更多的工商资本在乡村振兴中大有作为。

回顾以上研究可知，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层面从供给主体（政府、金融机构）的角度进行研究，对省域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以及从需求方（农户、农业企业）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并未体现如何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和尊重农民的实际需求。另外，在处置“空心村”问题时，是消极被动地拆房腾地，还是慎重考虑长远对策，都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