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华商韬略
撰文 | 熊剑辉
2020年4月，盼盼食品的董事长蔡金钗，突然接到市领导电话：
“你们的用电量怎么突然下降了？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要不要政府帮忙？”
蔡金钗马上找到分管厂长询问，才发现公司正在启用新厂房、停用旧设备。
虽然闹了个“小乌龙”，但蔡金钗很感动，一有机会就会说起这件“暖心事”。
在晋江，民营经济有事，就是政府有事；民营企业有困难，政府就会主动上门、排忧解难。
晋江奇迹有多牛
1978年，福建泉州晋江县的GDP只有1.45亿元。
2023年，晋江市（县级市）GDP飙升到3363亿元，45年翻了2319倍。
用福建1/200的土地，创造出全省1/16的GDP，这是晋江的效率；以一“县”之力，超越澳门（3309亿），这是晋江的实力。
在县域经济领域，晋江连续30年领跑福建，连续23年跻身全国十强县（市），2024年名列全国第8，被誉为“县域经济发展典范、中小城市建设样板”。
论产业，晋江拥有1个超3000亿（鞋服）、1个超1000亿（纺织）、2个超800亿（建材、食品）、2个超300亿（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的庞大产业集群。
论投资，晋江在“金改实验区”创立“产业创投引导基金”，针对“智能装备”“互联网+”“创新创业”设立3支子基金，引导集成电路、石墨烯等新兴产业大发展。
论企业，晋江拥有超10.4万家民营企业、5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县域名列前茅。
作为“品牌之都”，晋江的品牌数不胜数。
安踏、特步、361°、鸿星尔克……每5双鞋就有1双来自“中国鞋都”。
劲霸、柒牌、利郎、七匹狼……每5件夹克就有2件来自“世界夹克之都”。
盼盼、雅克、心相印、蜡笔小新……从吃的小零食，到用的小纸巾，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一刻离得开“晋江制造”。
如此丰饶的创造，要归功于“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
晋江208万常住人口中，培育出33万市场主体，每6人就有1个是“老板”；民营经济创造的经济总量、税收、就业岗位占比达90%以上，可谓“十分天下有其九”；人均16.17万元的GDP，使晋江人的富裕程度，远超全面小康的经济指标。
论福利，晋江每年六成以上本级财力被用于民生，像公办高中和中职学校免学费、110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享受30项市民待遇等“七个率先”，在福建全省一马当先。
1996年-2002年，当年主政福建的大首长，6年7次深入晋江，凝练出“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涵的“晋江经验”，就此载入史册、传诵至今。
萌芽破土的背后
1979年，陈埭村民林土秋，靠着海外亲友资助、村民集资，开出晋江第一家民办鞋厂——洋埭服装鞋帽厂，敲出了第一双“晋江鞋”。
结果第一年，林土秋大赚8万块。
在1天只赚1块钱的年代，这意味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人人“洗脚上岸”，家家点火冒烟，“叮叮咚咚”的制鞋声传遍了陈埭镇。
这是“中国鞋都”的起点，也是无数晋江人改变命运的开始。
从变卖家产盖制鞋作坊的丁和木，到把汽车品牌“别克”拿来就用的丁建通；从卖冰棍攒500块钱起家的丁水波，到用《八仙过海》打卫生巾广告的许连捷……
当初，大家全是泥腿子，谁能想到会做成今天的安踏、361°、特步、恒安……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晋江地方政府的“撑腰”。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乡镇企业充满偏见，但主政福建的项南却表示：
“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照着对“亲儿子”的思路，1980年，晋江出台了“五个允许”政策（允许集资、允许雇工、允许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拿提成），提出用好“三闲”（闲房、闲钱、闲人），承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还有一条：营业额10万元以内免税。
政策的“东风”，加上民间的“星火”，让晋江的民营经济得以“燎原”。
1984年，陈埭成了福建第一个“亿元镇”，号称“乡镇企业一枝花”。
但惊涛骇浪往往突如其来。
1985年，“晋江假药案”轰动全国，涉案范围之广、涉案人员之多，触目惊心。紧随其后爆发了“星期鞋事件”：大量“晋江造”的皮鞋、运动鞋，穿一个礼拜就脱胶。
一时间，“晋江造”人人喊打，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如何处理“假药案”和“星期鞋”？有人提出“斩草除根”。
但临危受命主政晋江的县委书记尤垂镇，却坚持“除虫护花”：
一方面，要分清是非，处理好案件；另一方面，要汲取教训、加强教育，支持民营经济继续发展。
于是，晋江出台“六条规定”，重申“五个允许”政策不变，给老板们吃下“定心丸”。
多年后，尤垂镇才知道：当年如果处理不当，很多老板就直接出国跑路了。
而为了让民营经济恢复元气，尤垂镇又开始想办法，搞“带征率”改革。
所谓“带征率”，就是“包干税”。因为小作坊账目本来就乱，税务稽查人员又不足，所以干脆“放水养鱼”，有利于企业做大。
问题是，这种做法不合法，需要领导担责任，而哪个干部又肯为民营企业去“违法”呢？
尤垂镇肯试一下。
1987年，经上级批准同意，晋江带头实施“带征率”。事实证明，企业受益、税收未减，晋江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多年后，尤垂镇坦承了自己当年甘冒风险的初心：
“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要敢付出、敢担当、敢负责、敢冲、敢拼，不计较。”
庆幸的是，这种敢做敢当的精神一路传续，直到今天依然留存。
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
2014年的一个深夜，晋江市政府大楼，会议室内灯火通明。
原来，当地纺织龙头企业“龙峰纺织”资金链即将断裂，危及上下游几十家公司。一旦倒下，会迅速引发危机。
救不救龙峰？
按道理，民企那么多，出事就政府兜底，说不过去。
但作为中国锦纶材料的领军企业，龙峰的中高端功能性面料，拥有多项技术专利，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这次陷入危机，完全是因为重金引进设备、资金调配不当所致。
权衡之后，市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救。
政府救民企，在有的地方不可思议，在晋江却并不少见。时任晋江市长的刘文儒说得很直白：
“我们要当好‘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帮助民企做大做强。”
当领路人，就要站得高、看得远。
1998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展上，晋江一位领导看着5美元一双的“晋江鞋”无人问津，贴上国际大牌的“晋江造”却卖出99.9美元，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很快，晋江提出“品牌立市”战略。
1999年，安踏率先响应，请来乒乓冠军孔令辉当代言，一举奠定体育运动大品牌的地位。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就此上演。
你请孔令辉，我就请周杰伦；你请王楠、蔡振华，我就请林丹、刘德华……家家户户请代言，“要请就请最火的”。结果，遭遇晋江品牌轮番轰炸的CCTV-5，被调侃为“晋江频道”。
但这种乱“撒币”的行为，并不能真正提高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和品牌的美誉度。
于是，政府“推车手”的作用凸显出来，那就是——推动企业上市。
但晋江老板们很不感冒。
2001年，晋江成立“上市办”，市领导亲自给老板们打电话，但大家都是嘴动心不动。
有人觉得，上市就是圈钱，但兄弟不缺钱。
有人认为，上市约束太多，还会稀释股权，丢了控制权划不来。
更有人担心，上市之前要改制，原始积累会不会被翻旧账？
这让政府意识到，要改变现实，必须先改变观念。
2003年-2004年，市领导亲自带队，选了三批老板去北大“洗脑”，提高他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这一次，带起了凤竹纺织、七匹狼一波上市小高潮。
2007年，市政府又拨款1000万，设立“企业上市发展专项资金”，希望打造资本市场“晋江板块”。
敏锐的安踏，迅速捕捉到这个历史性机遇。
2007年7月10日，安踏在香港成功上市。15天后，公司市值达209.16亿港元，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体育用品企业。
有了“带头大哥”，晋江掀起一波“上市大潮”。
不过，晋江企业“星星多，月亮少”，所以上市地也五花八门。大企业去A股、港股、美股这些大市场，小企业则遍地开花。
有去新加坡上市的鳄莱特、泰山科技，韩国上市的华源纤维、万利国际，马来西亚上市的麦斯威控股，德国上市的索力鞋业，英国上市的骆驼童鞋，以及宝岛台湾上市的华运中国、亚洲塑胶……
目前，市政府推动上市的“精进行动”仍在继续。
这个过程中，晋江不当“大管家”，甘当“服务员”，讲究“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
2003年，为推出“蛋奶薯片”，盼盼食品砸下巨资搞研发，请来徐静蕾做代言，花了大钱投广告，结果巨亏3000万，还倒欠银行1200万。
亏惨了的董事长蔡金垵失了眠，企业也步入了危险区。
和龙峰纺织一样，还是市政府紧急出手，把盼盼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即便有过“救命之恩”，蔡金垵也并不去领导家拜年，反倒是书记、市长老往企业家这边跑。“来了就是一杯清茶，现场解决问题，谈完就走，没有多余的应酬。”
曾任晋江市长、市委书记的刘文儒表示：
“晋江的所有公务员，都要当企业的服务员、企业家的拎包人。”
如今，晋江好经验，正扩散到全国。
2023年，国家发改委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建立起一套和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是早餐会、现场会、茶话会，也可以搞调研、去信访、来投诉……
这种交流机制下，民营企业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截至2024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共收到1031项民营企业问题诉求。在常态化沟通机制下，56%的问题迅速被办结并持续追踪。
这使得“晋江经验”，成为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再创优势的重要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