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我们保护企业家精神到底是在保护什么？

某知名投资人在朋友圈晒图，在酒店碰到了曹德旺，颇有些激动，破例找他合了个影。投资人自己也是身家不凡、见过世面的成功人士，我想这份激动当中，有一部分是他对曹德旺实业家身份的尊重吧。这几年，风气有些转变，大家不再简单地以身家论英雄、以资产大小排座次了。对那些真正脚踏实地，以手抵心，扎扎实实创造产品和服务的实业家群体，人们有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尊重。可能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起起落落，中国经济能保持今天的一个基本面，更多靠的是这个群体中流砥柱般的支持吧。

我曾经用过 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 的概念分析中国商业，前者是真正的企业家，一点一滴、无中生有地为社会创造价值；后者主要是通过各种巧取和豪夺的方式转移他人创造的价值，包括官商、盗商、官盗商等子类别（《夹缝中的中国商业精神》）。张维迎把企业家分为 套利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 ，套利型企业家靠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挣钱，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这种企业家；而创新型企业家专注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环境则有更高的要求。

综合这两个框架，可以把做企业的人分为三大类：价值创造、资源占有和权力寻租。

价值创造的关键词是价值，创造客户需要的价值。 价值创造离不开企业的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两者都需要企业持之以恒地在管理上下大功夫，找到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运营人力资源来创造客户价值。价值创造对应实业家群体，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窄义的企业家，主要是指这一群体，包括我们平时说保护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精神，主要是针对这一群体而言。

资源占有的核心词是资源，主要靠先下手为强，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挣钱。 作为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一部分，他们也有创造价值的部分，但也不能完全与企业家群体相提并论（如果他们同时涉及传统的贸易、物流和零售，价值创造的部分就更大一些）。资源占有对应偏投资性的企业家群体，广泛分布在投资、证劵、矿产、地产、收藏等领域，其他例如管制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的依法获得的牌照，也属于一种典型的资源；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阶层，拥有别人没有的社会地位、特殊人脉、信息渠道，也属于一种资源。虽然在逻辑上，占有资源不影响创造价值，但以资源占有为核心的企业一般都不擅长于创造价值。

权力寻租的核心词是租金，本质上是依靠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把别人创造的价值和占有的资源转移过来 。合法的租金首先是税收。中国实业企业这些年越来越难过，企业家群体压力越来越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第一税务局之外，又有了第二税务局（金融、土地）和第三税务局（电力、能源）等，各种费用交了一重又一重，还是得不到完全的保护。例如，2017年上半年，其他26个行业的利润总和7779亿元，才相当于银行业的利润7746亿元，如果加上非银金融机构，整个金融业的数字则是8927亿元 （引自Wind资讯） ，远超其他所有行业的利润总和。

当然，包括零售银行业在内的各种垄断或管制行业，也不是没有价值创造的成分，但价值创造在这种程度的超额利润中，能占多大比重，租金又占多大比较，相信大多数人心里还是能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这些行业，虽然也会出现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内部管理上也有不少亮点，但总体管理水平，平心而论，还是不能跟其他充分竞争行业相比的。我去给传统银行授课时，他们的高管也喜欢大叫，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之类，希望他们看看这些数字，真正理解什么叫生意不好做。

中国黑社会不成气候，不合法的租金主要是通过各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幕操作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改革开发初期，价格双轨制阶段，特权人士还费老大劲倒腾各种原材料，冲着手中的“大哥大”（上世纪90年代初的手机）大喊，“我这里有三千吨钢材”之类；然后是倒腾项目、土地、贷款，稍微省点劲；最后发现，好像倒腾什么都比不上倒腾股票和保险之类省力气，几个公章，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暴利，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这么绿油油的韭菜田，我不收割谁来收割。所以，根据最大省力的杠杆原理，这些黑幕慢慢就集中到上市过程、万能险几个领域上面去了。最近爆出的几起高层腐败案，数字大到触目惊心，都与这些有关。

《追风筝的人》里的主人公阿米尔的父亲小时候教导阿米尔， 人世间的罪只有一种，那就是偷 。盗窃是偷；杀人相当于盗窃别人的性命，也是偷；通奸相当于盗窃别人的妻子，也是偷；哗众取众，沽名钓誉相当于盗窃本来属于别人的名声，也是偷。第三类做企业的人，通过黑幕交易获得本来属于别人的财产，本质上就是偷。所以，同样是做企业，第一类是实业家，第二类是投资人，第三类姑且叫做寻租客（rent-seeker），本质上其实就是盗贼。

吴思老师用草原上的羊和狼来比喻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创造者和价值掠夺者。羊多了，狼就来了；羊越吃越少，没有了足够的食物，狼的数量无法维持，也开始变少；狼少了，羊又变多了，如此循环不已。如果说创造价值的实业家群体是羊，各种依靠权力的寻租客是狼，孜孜于占有资源的投资人群体对应的也许是狐狸。狐狸不吃羊，比羊更狡猾，所以也不容易被狼吃。当然，如果草原上的羊都被狼吃干净了，狐狸也免不了最终被吃的命运。生态环境恶化，狐狸往往最先觉察，前一段时间的移民潮，跑在最前面的大多是狐狸，背后也是这个原因。

日本人的服务理念让人印象深刻

暑假去了日本，印象很深刻。国庆假期我去了内地一个三线小城。景点的工作人员，一心一意地坐在那里玩着手机，问她话，她几乎头也不抬地应付一句，继续玩手机，与日本不论公私部门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认真、尽责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小姑娘眉清目秀，在日常生活中，估计也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伶俐孩子。论聪明程度，可能还比日本在类似岗位上的年轻人更强。为什么她会有这么一种态度？我估计，这种景点的工作，和其他所有吃财政饭的工作一样，在当地可能算是甜活，需要她家人走后门、拉关系才能安排。在他们的世界里，加入权力寻租阶层，是第一要紧的事。劳动神圣，人在工作的时候最美，这些属于羊的世界的道理，与她的世界是绝缘的。

做实业和做投资（企业投资），貌似一以贯之，其实大相庭径。实业做得好的人，有可能能转型做投资，但也很难。例如，段永平算是这一类别中的佼佼者，但他也坦承，做投资比起做企业来，还是要更难一些（《与中欧校友分享投资心得》）；反过来，做投资的人，回过头来把企业做得很好的概率更小，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暂时好像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同时做好实业和投资这么难？

我的理解， 首先，实业是比慢，比笨，比谁比谁更扎实；投资是比快，比巧，比谁比谁聪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不过，段永平推荐的巴菲特式的长线投资、价值投资，同样是比慢，比笨，比扎实。“不懂不做”、“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之类，强调的貌似是一些同样的东西。即使是同样的路数，为什么做价值投资还是要比做实业难？估计是钱在手上，痒得厉害，一般人实在是没有这个定力吧，一不小心，又回到比快、比巧、比聪明的路子上去了。

第二，做实业遇到了问题，可以用一系列的不同力度的方法解决。 做投资遇到了问题，真懂行的人都知道，基本上只有一个办法：卖。一把手轻易不能换，风险太大；撇开原团队，自己上马，炒股炒成股东，投资投成老总，那更是业界笑谈；其他任何方法，老实说，有效是偶然的，无效是正常的。可以想见，做投资的人，投资的企业碰到了什么大麻烦，那真是豆腐掉进灰堆——吹不得也拍不得，心里不知有多煎熬，脑细胞不知要死掉多少。

第三， 实业比的是团队，是组织， 基本的方法论找到了，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可以复制，既有scalability (可扩展性)，又有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逻辑上非常扎实。投资总体而言是比个体，比的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的悟性，而且，这个“悟性”到底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说法，“道可道，非常道”，个个说得比东方哲学还要更加玄乎其玄。

所以，做实业成功的人，在投资上复制自己的成功很难；做一个投资项目成功的人，想再下一个项目复制自己的成功，同样很难。

很多做实业做得相对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到了一定年龄，喜欢成立一个控股公司，开始做投资，以为可以通过投资，复制早年自己成功创业的经历，成批量地制造好公司。这种做法，因为上述的原因，往好里说是一厢情愿，往坏里说是狂妄自大。例如，联想控股网罗了一干投行精英，风口浪尖，风雨兼程，投了近二十年，制造出了什么好企业？联想控股的最新市值489亿港币，是腾讯市值33435亿市值的1.5%，阿里巴巴市值4532亿美元的1.4%。

投资外部创业者难于复制过去的成功，投资内部创业者更难。人群中同时拥有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和leadership（领导力）这两条“船”（ship）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一家公司员工里，能够找到很多达到这个标准，可以成就大业的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别的道理先不讲，光从这个角度看，海尔公司这些年大力推进的内部创业、创客平台的做法，实在是一条险路，如果不是歧路的话。青岛海尔市值920亿元，仅为同行业的美的集团2881亿元市值的32%。如果不迷途知返，估计这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张瑞敏的名言“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我理解他的本意是海尔要变革，努力跟上这个时代。这句话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属于海尔的那个时代，让海尔成功的那个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作为一个研究管理的人，对柳张二人，我实在不忍心说什么刻薄话。人生如戏，该退场就得退场，退场的姿态，往往比进场的姿态更难。该退场时不退场，在场上越活跃，大家越是为他们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