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回乡，都会有一些愿望，比如，到县城电影院门口逛一圈，买几串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王师傅烤肉串站在马路边上吃完，去小书店看原来卖书的清纯小姑娘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今年回乡的愿望是，把去年想见而没见到的人，都见一遍。
因为受到这个愿望的鼓动，以及去年实现了职业上的自由，所以今年回乡过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多。这意味着，有近半个月的时间，来邀请或拜访亲朋好友们。而见面的最好形式，以及最佳场合，是在某条街道的边上，选一家酒馆，点上几个菜，带上几瓶好酒，边喝边聊。
说愿望，其实也是内心隐隐的渴望，觉得这会是个温馨、美好、欢乐的瞬间，值得长久地记忆。
这么多年来，每每在匆匆离乡回到寄居的北京之后，想到遗漏没有见到的人，内心总会有一些歉疚感。以前没有分析过这歉疚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想通了，这种略带点悲伤的感情，源自年龄的增长，以及时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的恐慌。这种恐慌需要见面来安慰。
我从未扮演过衣锦还乡者的角色，尽管这是年轻时出来闯荡的动力之一。以前在内心深处，一直固执地觉得，在家乡父老面前暴露出虚荣的一面，是件不堪的事情。于是，便竭力地保持以前的样子，到了家就转回说家乡话，永远闭口不谈在外面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了什么等等。但显然，这不是大家所期待看的样子。
故乡如同一个漩涡，你的归来则像一颗水滴，很快被旋转的速度带了进去。回乡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每年此刻都要相聚，且聚了近二十年的同学聚会取消了。没人操办和主持，仅有一位同学打电话问，“今年还聚吗？”“不知道呐。”“那我等通知了哈。”
去年，我力挽狂澜地组织了上一届春节同学聚会，因为人不算太多，为了不至于冷场，有同学带朋友来，结果因为有陌生人在，反而更显得冷场了。一桌子中年人，酒也喝不动了，没人说醉话，气氛就热不起来，大家连聊上学时那点谁暗恋谁的老梗，都显得兴致不高。那时候就预感到，同学聚会可能无以为继了。
同学聚会带来的后果是，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到了三个同学的借钱微信。一个说做生意手头紧，希望能拿五十万帮周转一下；一个说想在村里买一块宅基地存起来，等有钱的时候盖房子，借钱额度不限，一万两万皆可；还有一位说买车手头缺钱，希望老同学能帮凑一点。好在是用微信交流，不像打电话那么尴尬，三个借钱的同学都被我婉拒了。拒绝的时候觉得自己遵守了某种规则，同时也觉得自己冷漠，心里别扭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救急不救穷”这个规则重要一些。
同学聚不成了，我开始邀请文友，都是二三十年的朋友。一位老友离开了家乡，投奔儿子工作的城市，今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一位老友的工厂遭遇火灾，损失了几百万，根本没心情出来喝酒。一位老友和另外一位老友有间隙，有一个在，另外一个就不会到场。最后只有一位老友来了，他前段时间中了风，面瘫还没有好利落，带着口罩穿着大衣来了酒馆。
我带了一个弟弟过来倒酒，另外，还有几位一直认识但没谋过面的文友过来一起聚。但整个晚上，都是我和惟一到来的老友谈论过去的事情。我们回忆过去哪一年哪一场酒喝得最为暴烈，回忆有一次喝多了在大街上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扔来扔去，还有他摔倒在街头我送他一瘸一拐地回家⋯⋯新来的朋友听得津津有味，席间欢声笑语，老友不顾全桌人的劝阻，坚持喝了一杯白酒。这场酒喝完心里踏实了许多。仿佛故乡还在。
后面一个晚上，邀请了少年时的伙伴，加上我一共四位。这真是十来岁时一起晃荡过、知根知底的伙伴啊，也是喝酒时不必提前预约、随叫随到的人。果然，他们都推掉年底要忙的事，准时地来了。
我给他们带了一年多前出版的书。在此之前，我出版的十余本书，从来没送过他们。他们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文字里的主人公，可我以前莫名其妙地并不想他们读到。现在可以坦然地把自己写的故事交给他们了，也算是我心理建设过程里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他们不读书，对我送的书也不甚感兴趣，撕掉封膜翻翻后就各自放屁股底下坐着了，彼此提醒着喝完酒后别忘了带走。四个少年伙伴，如今都到了中年，但每次见面，都觉得还没有长大，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一点点成熟与矜持，仅仅一杯酒下肚之后就荡然无存，关上房门，像少年那样放肆地大笑，粗鲁地劝酒，把谈论过的那些往事又欢快地复述了一遍。
以品尝的名义，在街上吃摆摊老太婆的葡萄，结果一颗没买被老太婆追着打；逛遍城里的每一栋楼房，捡拾各种废品卖给小贩，换来钱他们买啤酒我买书；在游戏厅和社会上的小痞子打得头破血流；为了捍卫其中一个伙伴的姐姐的名誉，在百货公司门前的夜市上和当地最大的混混头子单挑；在工商银行门前的户外卡拉OK一块钱一首点唱郑智化的歌⋯⋯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位一直催我交稿的话剧公司老板来电，我兴高采烈地说自己终于找到选题了，写我的这几位兄弟，写乡愁，写喜剧，写我逃开又想念的故乡⋯⋯那位做话剧的朋友说，别吹牛，给你录音了，交不了稿子提头来见。
酒醒后想到席间说的话，不禁惆怅若失。关于故乡，关于少年，关于乡愁，我真的能写出好看的故事吗？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自信，因为，每当面对熟悉的人与往事，和往常一样，我总是如此迷茫。
“故乡，是一个可以把人打回原形的地方。”《看电影》杂志的阿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句话。愣了几秒钟，给这句话点了个赞。
住在酒店里，换洗的衣服已经快没了。睡得晚起得也晚，早晨从中午开始，眼泡已经有些浮肿。懒得刮胡子，洗脸的时候总觉得洗不干净。烟酒的味道在羽绒服的内里流窜。因为上火，嘴角开始溃疡。想到血液里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化掉，又要面对迎面而来的酒杯，就充满压力。没由来地想发火，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
面对孩子以及遇到的每一个人，又得换上一幅温柔的面孔，装作很自在又开心的样子。每次走进下一个酒局之前，要深深地呼吸一口气，提起全部的精神⋯⋯“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多想像歌里唱的那样，只走在故乡的风里、云里，让故乡抚慰满怀的疲惫。
故乡，把我打回了原形，要用家乡话来与人交流，要用家乡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用家乡的价值观来评断事物。尽量不使用新语言，也别谈什么新话题，比如特朗普、老虎咬死人之类的，这和故乡无关。
在故乡，只有谈论过去才是安全的、欢快的，只有回到那个空出来但却一直留给你的位置，才是完美的、和谐的。不要冒犯那些已经形成了数十年的规律，不要更新你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形象与性格。任何的抵抗和试图改变都是徒劳的，故乡会用她自己的方式，让你乖乖地又沉默地接受一切。
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故乡在打脸的时候，是火辣辣的，非常疼。
我按照计划去看望孙叔。每年都去看望这位老人，我在故乡工作时的前领导。他退休后许多当年的年轻人都不再登门了，用他的话说，我是惟一一个“有点良心的”。他在村庄边缘自己的自留地里，盖了几间简陋的房子，盖这几间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等待拆迁。拆迁上楼需要二十多万才能买到新房，如果不加盖几间房子，征地补偿的钱压根不够付。
站在孙叔的院子里，满目狼藉。据孙叔说，某天清晨来了几辆硕大的铲车和上百号人，只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就将他的家园“夷为平地”。孙叔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可以上访。当时我的回答是，房子是违建，强拆有他们的道理，而且现在强拆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应对策略，即避免了血拆，又能达到目的。
但孙叔还是坚持给我寄了封挂号信，希望我能帮他转交给信访部门或媒体。那封信到达时，我在外地。孙叔打电话来问，为了让他安心，我说“信已经收到了”。
事实却是，因为没有及时去取，信被退回了，邮局真是太靠谱了。这次春节见面，孙叔问，你不是说信收到了吗，怎么原封不动给退回来了？我的脸热辣辣，很疼，想解释一下，却不知道说些什么。也许，这二十三年的感情，因为这个谎言，就掺进了沙子。不知道，明年孙叔还愿不愿意见我，愿不愿意给我打开柴门。
这个事情让我耿耿于怀了数天。失眠的时候就拷问自己，是不是我整个人变了。在故乡，绝对不可以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否则，真的会被写进口头历史，成为一个人的污点。故乡，就这样简单地把我打回原形，让我思考了很多。这算是个教训，也是个警醒。希望孙叔能原谅我，原谅我的谎言，也原谅我的无能为力。
对待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最好的给他。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故乡也是一个通行的价值观。
受乡村观念和家族生活影响，每年回乡过节，我也尽可能地遵从这一规则，把一年来购买的或者朋友赠送的最好的酒、最好的茶、最可能受欢迎的礼物，塞满了汽车的后备箱带回去。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除了带够钱包装不下的现金，也给微信、支付宝里充值了自觉够用的金额。
以前会给所有孩子每人买一件新衣。对童年的我们来说，新年收到新衣是最好的礼物，但现在的孩子已经对新衣服熟视无睹，甚至连打开包装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于是近年便转为更直接的红包了。
加在一起，每年约有十多家亲戚要一家家地走下去。要费点心思，考虑买什么样的礼物，要考虑品种与数量，要想到是否合对方心意，以及是否会取得欢心。通常最好的表扬是，你去年送我的酒（茶），我朋友来喝了都说好，这会鼓励你下一年继续送下去。而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表扬，则意味着某种不满意潜藏在背后。
我已无数次下决心不再把最好的给别人，但每每这个时刻，仍然身不由己。直到一个叔叔在席间第三次说到我送给他的酒味道不好的时候，我拂袖而去。
送出去的过节费，发出去的红包，请客时的埋单⋯⋯几乎没人会说一句谢谢。有人会微笑，有人面不改色，有人面有愠色⋯⋯我的天哪，原来这么多年，我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们的脸色上。我是用城市里学到的礼节，来要求我的亲人、亲戚，而他们则不会如我所愿，用“见外”的方式安慰我一下。这大概也是许多回乡者的痛苦来源之一吧——只有人关心你混得好不好，没有人问过你活得累不累。
又能怎么办呢。你不能和故乡决裂，哪怕被骂为“凤凰男”也不能。
你躲在故乡街道拥挤的人群中，徜徉在故乡郊外蓝天白云下。你希望不遇到一个熟人，能信步自由地走上几个小时，以便确定自己仍然属于这里。你在外面漂来漂去，一直找不到扎根的地方，而在故乡，虽然你已经连根拔走，但还是想贪婪地把故乡据为己有。
你不能失望、不能抱怨、不能在酒后落泪。你以“成功”的姿态重返故乡，再以“勇敢”的面貌走出故乡。故乡如同把你推出门外的母亲，在你中年的时候仍然教育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别忘了“衣锦还乡”。可是故乡却不知道，离开的人，哪怕白发苍苍，在很多时候，仍有一颗孩子的心灵。
如果故乡不能给我们以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