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启示：如何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和解放思想

FIR研究院关于“十论实事求是经济观”系列文章的主脉络：

供给侧始终为主动轮，供给侧使命在于国家能力提升；

需求侧为从动轮，需求侧使命在于人民福祉提升；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衔接，是做好分配，特别是源头上的“0次分配”——制度创新，和1次分配——“产业创新；

供给侧的核心要素是教育和人才、是科技、是资源、是金融、是制度，落脚的支点是产业。

你会发现，国家要实现“供给侧改革”，与华为多年坚持“企业之道”异曲同工：实事求是是任何市场环境下唯一发展策略准绳，企业胜出只是“果”，企业资源与资金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才是“因”—— 聚焦从研发到市场的关键问题，尤其要敢于“压强”于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高度关注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的“利出一孔”，在分配机制上，让劳动与管理要素的分配权优先于资本要素的分配权 。

大道至简，企业如此，国家亦然。

使命感与共同拥有

供给侧核心要素靠什么整合、如何落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企业、企业家。我们这里说“很大程度”，是因为， 有必要重新定义企业、企业家 。

企业这个词起源于欧陆，特别是德国，很多德国企业崛起与德国的崛起同步，具有较为鲜明的国家主义特色，后来由日语转译，又叠加了“企划事业”的含义，不乏以“利”谋“义”的期许。一直以来，日德企业股权较为分散、贫富差距小，以师带徒、家文化分别是其特色。

公司这个词来自于英荷等海洋国家，突出的是股权，强调共同拥有、共同治理、共同分利，强调利益驱动，相对来说，其运作灵活、代际传承较为优秀。

企划事业+共同拥有 ——这是人类创造的两种成功商业组织基因，顶尖的企业一如华为，往往将其有机结合起来。

直到今天，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都是股份制的，绝大部分都依托强大的本国市场、或者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高度绑定、拥有非凡的使命感。这是因为，综合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或者有能力面向全球市场拓展、与国家共命运， 合理的股份制决定了这个企业多大程度上可以“利出一孔“，充分整合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实现健康的代际传承 。

极难在积贫积弱和国力薄弱的非洲找到伟大的企业或公司——也就是说，这里几乎不可能诞生世界级的企业家和企业。在拉美、东南亚、中东、东欧等经济稍好的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鲜有世界级的伟大企业、伟大企业家，成功个案极少。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华为与国家命运绑定在一起 ，在于它做成了国家崛起迫切需要的产业：华为先后在通信设备、手机终端领域做到了全球第一，也以此为基础几乎研发了所有必要的通信设备芯片、手机芯片、并正在突破GPU和PC用CPU；目前在汽车领域、特别是自动驾驶领域突飞猛进，有望成为中国汽车业高端化、智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美国打压下，不得不与国内伙伴一起撑起高端芯片制造，2024年还将推出完全脱离安卓的操作系统鸿蒙NEXT……做成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世界500强、都堪称了不起，何况华为多次跨界、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是，但凡你做成了这些事，又怎么可能不与霸权国家发生冲突？如果一个企业拥有伟大的使命，甚至只是在全球挤压领先者地位，就会“怀璧其罪“——在华为之前，在海外拥有较多通信业务的中兴会被美国制裁；抖音在海外取得成功的时候，TikTok也会被美国打压。

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规律。

这个的动力和能力何来？一个企业、一位企业家，内在动力来自使命感和事业心，最大的内驱力就是与国家、与人类命运关联。比如以人类命运为驱动力的马斯克，撰写《日本可以说不》的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外在动力源自逐利心，但是，逐利不能只局限于个人，只有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只有“利出一孔”，特别是以贡献为导向进行股权分享、利润分享，才能“力出一孔”、集体奋斗、生生不息，比如，非常注重分享股权的稻盛和夫、任正非。

与之相比， 中国绝大多数公司、哪怕是上市“公司”仅仅是“私营企业“，很多上市“公司”上市仅为融资、套现 ，融资完依然家族占据绝对大头、家族负责人一言堂，别说小股东没有办法影响他们，就算是机构投资者、合伙人往往也人微言轻，更不用说员工持有多数股权了。表面看，这是分权不足、导致缺少制衡，实质是画地为牢，很难引入人才与自己共同治理和分享。这样的“公司“，很难承担 “企划事业+共同拥有” 的使命。一些所谓“企业家“，心心念念的都是怎么最大程度上占有财富、传承子女，甚至通过移民、灰色、违法手段避税，这些人似乎更应该回归历史本位，叫”商人“，而不是企业家，商人没有祖国也没有员工利益、只有私利最大化。

大胜靠德，小胜靠智。在企业里的“德“，不是私德，而是”使人得“，那些伟大的企业，都面向人类需求、国家需求、最差也是用户需求。 通过”逐利“构成市场的本质在于，它符合人性，只有通过竞争、通过激励才能让有能力的人付出更多、也回报更多，保持活力 ；但是，没有德、只有利，可能取得很大的个人成功，很难基业长青，也难称伟大。

这也不是偶然，也是历史规律。

所以，当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企业、什么是公司的时候， 不应该忘记其本意，“企划事业”、“共同拥有、共同治理、共同分享”作为其内核 ，不仅合理，也是通往卓越阶梯、最终往往导致利他。

金碑银碑不如口碑，这是普罗大众敬爱任正非、宗庆后们的原因；但是，这不应该是民粹舆论攻讦其他合法商人的理由，应该拿起法律手段反击。 只有辩证看待商人、企业家，才能制定合理的政策，才能激励企业家、尊重合法商人、制约资本家、打击非法商人，形成利于创造、也优化分配的经济制度，通过“良治”形成经济道德。

企业家、合法商人、资本家、与非法商人的上边界是社会价值、国家价值、人类价值，下边界是法律红线。重新定义企业、企业家和其他商人，是社会的价值观之锚，也是政策导向的重要参考。

在遵从规律方面，华为兼而有之：一方面，它生于中国这个快速发展、日趋庞大的市场，且极具使命感和前瞻性，一直走在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的前面，不断向更高的技术跨越；另一方面，它探索了独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到2023年，创始人任正非也不过持有不足1%的股权，去年更是下降到了0.65%，实现了”财散人聚“，其他则被十几万员工分散持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互联网新经济以来，我们在强调“市场经济”的同时，滋生了一种“亲资本”，优先于“亲技术”、“亲劳动者”的文化，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很多企业，要求像华为员工一样努力、极尽压榨，但是给不出华为那样的待遇、也没有那样的激励逻辑，一心为私，被称为“资本家”有什么可冤枉的呢？

其实，无论国企民企，中国企业都有幸能身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互相成就，2023年中国的全球500强企业高达142家（不含台湾地区的135家），与美国的136家不相上下。

但是，这里 并没有第二家像华为一样“财散人聚“的公司，也没有第二家客观上与国家命运绑定如此紧密、被美国反复强力打压的企业。

进一步回顾，自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取得市场成功的企业、企业家、商人、资本家、以及非常商人，但只出现了一个华为。

这是不是说明，华为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甚至不可能学习的？而任正非是一个富有使命感、又能通过市场化股权分配用于管理实践的异类？

没错，华为和任正非是异类。但是，华为所遵循的原理是很朴素的： 事业×企业，或者说兼顾使命感和市场化激励。

华为这种内部机制比比皆是。比如，华为长期遵循“ 劳动与资本分配3：1 ”这样一个比例，让普通员工的工资占比75%，同时，为了让贡献更大的人获得更多，也拿出25%作为股权激励，实现了集体持股、长期分红、适时退休的循环机制，也不是贫富天壤之别；再如，华为对于当下的应用型开发非常重视、但是也不忽略长期的基础型开发，法国研究所就招募过4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其芯片、操作系统开发都是”长期主义“、”战略规划“、”使命驱动“的产物；或如，华为强调深淘滩、低作堰，不允许利润率过高，而是在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几个点，管理目标大约在8%左右，其它都用于投资未来……等等。

如果你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治理逻辑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哪怕对于国家，也要很好的平衡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短期市场化开拓和长期基础研究的关系，GDP和长期资本积累的关系，等等——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为手段，服务于更好的供给与创造、更好的分配、更好的需求满足。

特别是在供给侧，华为的发展路径就是所谓“源升态”路径：开始作为跟随者，服务中国的产业升级，在通信和手机领域打开局面；后来，越来越多介入到源头技术，扎根芯片基础科研；进而进军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产业生态，做好产业底座——这些激动人心的目标形成了巨大的使命感和精神激励。单纯以研发投入为例，华为已经连续数年位居全球第五，与谷歌、苹果、微软等企业比肩，对于有志于科研的人才吸引力巨大，所谓事业引人、事业留人。

但是， 只有诗与远方往往不行，还需要有物质，只有玫瑰不行，还要有面包 。作为一个组织，华为之所以高效运转，在供给侧不断升级、拓展、爬坡，就在于它有一个优秀的“市场机制”，一个能够高薪网罗人、培养发展人、成就回报人的微观机制，所谓待遇引人、待遇留人，不让雷锋吃亏。

在微观上，华为通过集体持股实现了公、私之间的平衡，是“混合所有制”；在创造财富和赚钱之间做了取舍，一面使命驱动，牵引不断取得新的技术和产业突破，一面利益驱动，牵引通过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员工物质需求。

这是华为的制度创新，是不逊于技术创新的改革探索。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是供给侧的市场经济，要引导资源面向新质生产力配置，让优秀的人才、科技、金融资本向着创造财富积累，而不是只作用于分配侧、扩大贫富差距，也不是只是为了刺激消费、寅吃卯粮导致债务高台，市场经济最终是为了发展经济、发展人。

华为的微观制度如此，国家制度何尝不是如此？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个重要的宗旨就是，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议背景下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贫穷≠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要打破僵化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今之计， 中国未来的增长都有赖于创新、有赖于新质生产力，需要第二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创新创造这个赛场，华为就是那只最能抓住老鼠的好猫，而且被几十年的历史所验证，不可忽视。

今天要思考的是：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贫穷≠贫富差距，好的市场经济＝客户、资本、员工、国家的长期利益平衡=事业×企业。 让市场经济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面向供给侧为主导，特别是面向教育、科研、产品、产业、真正的企业家倾斜配置，是微观企业问题，也是宏观国家问题！

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就是重新定义资源配置，重新定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