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隐婚贵族，合法同居但偷感很强

地下夫妻

Underground couples

在不婚主义的95后中

在北京读大学时，花花和比她大两岁的男友是在参加社团活动认识的，两个人都来自天津，聊起来发现还是同一所高中的校友，硕士毕业后，花花追随男友去上海工作，没多久就领了结婚证。

花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比较疏离。和男友交往五年多，家里人一直知道他的存在，但他们对这门婚事持保留态度。“我妈觉得他家里不够有钱，出不了一线城市房子的首付。”领证之前，她并没有和父母商量，而是领完后在电话里提了一句。

“我们家不像传统的天津人，兄弟姐妹比较多，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笑笑说，“我妈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太惊讶，只是说你们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意思是以后买房买车他们那边是不会出钱的。”

“在同事心中，我是一个有点沉闷，也有点神秘的形象。”花花说自己平时就不怎么发朋友圈，“有同事和客户添加我好友，永远都是一条杠，显示仅三天可见。”她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至于生活，她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配拥有生活。

花花和男友都在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工作，男友做AI，她做运营，两个人的年薪加在一起有60多万。为了实现早日在上海买房的目标，他们在公司园区附近租了一个住满打工人的大型小区，每个月房租4000多，平时不喝咖啡，只点25块钱以内的外卖，周末也很少出去约会。

进公司将近一年时，她所在的部门老大组织团建，一伙人白天去了昆山吃大螃蟹，晚上在市中心玩了一场沉浸式桌游，这是花花第一次和同事在私底下接触这么长的时间。

在饭桌上，她一边剥着蟹，一边听一位资历比她深的女同事谈论公司新招的95后员工，都是不婚主义。隔壁部门校招进来的程序员，和女朋友谈了七八年了，问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表示不准备结婚。还有在朋友圈都晒艺术展和买手店打卡照片的98年妹妹，同事都以为她是单身，结果有男朋友，是开放式关系。

女同事转头问花花：“你也是95后吧，都不准备结婚？”

花花咬着蟹肉摇摇头，“嗯，不准备。”

“本来我觉得说实话也没什么，结婚了就结婚了呗，”花花说。

在上海工作的第二年，花花和先生还在为了攒首付的目标而努力，他们已经有了40W的存款，顺利的话，等到第四年，他们可以正式在上海扎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结婚也可能会离婚

今年年初，在成都一家国企上班的晨晨和异地恋爱两年的男友领了证。她没有发朋友圈，婚礼也暂时搁置，只告诉了双方的父母和身边最亲密的朋友。

这种选择和职场压力无关。晨晨所在的国企鼓励结婚，也鼓励生育。怀孕的女职工一年有300多天的产假，在孩子3岁之前，女职工还可以享受每天晚到半小时、早退半小时的特殊照顾。她身边的同事只要有怀孕的情况，常常可以一年多不上班，产假休完也能顺利回来工作。

不公布结婚的消息，一方面出于晨晨对亲密关系的悲观心态，她认为两个人的感情不确定因素太多，难以预测能否走到最后。

因此，和男友异地恋爱期间，她几乎没有在朋友圈发过恋爱相关的动态，也很少对身边的同事、好友提起这段感情。

“不知道能不能谈到结婚，现在的年轻人里谈几年却分手的、结婚一两年就离婚的例子特别多。”晨晨说，“我的朋友当中就有谈了六七年恋爱，最后没结婚的。”

对她来说，结婚是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她和丈夫两个人的选择，与朋友圈里的同事同学、熟人亲戚无关。

“有的结婚的同学在朋友圈里发了请帖和婚纱照，还没领证，就已经有人在下面问三金是多少？房子买在哪里？”晨晨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她在大学里的朋友不算多，毕业好几年了，都还能听到一些根本不熟的同学的八卦。

在晨晨眼中，丈夫是一个性格有点无聊的人，不太懂享受生活。他和晨晨经由闺蜜牵线认识，研究生毕业后为了她来到成都，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她带着他逛街，拉着他出去玩，互相聊点工作上的八卦，给彼此的穿衣品味做参考，是典型的“闺蜜式夫妻”。

从纠结要不要告诉同事

29岁的Judy结婚前考虑了一番“要不要告诉同事”的问题。

她在深圳一家初创型公司工作，签的合同是一年，那时她的工作状态比较低迷，对工作的内容也说不上喜欢。一方面，互联网行业的35岁危机是高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婚未育的职场女性往往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她对现在的工作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态度，如果真像网上传的那样因为结婚被开除，她觉得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Judy和先生讨论了她的想法，最后还是决定对同事公开结婚的消息。

“虽然先生说支持我理解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疑虑，”Judy说，“就是结婚这么一件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藏着掖着？”

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新婚那段时间，Judy象征性地在朋友圈发了和婚礼相关的内容，还特地买了水果和零食放在公司一进门的空座位上，在群里发了消息让同事去拿，对于在工作上经常打交道的外区同事，她也专门准备了喜糖和礼包寄过去。

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担忧，“还是有因为被裁的风险，我想尽量做得体面一点，拉拢和我关系好的人，把风险降到最低。”

准备跳槽的时候，Judy也给自己计划好了一套说辞，她没有告诉面试官自己已婚未育，而是说自己有一个4岁的小孩，并且不打算要二胎。30+已婚未育女性是职场高风险人士，当时Judy身边有好几个年龄上下两岁左右的女生朋友，都因为在面试时，如实告知对方公司自己的婚姻状况而没了下文。

“要给对方一种稳定可靠的感觉，”Judy站在面试官的角度分析，孩子已经4岁了，即将上幼儿园，又不打算要二胎，就意味着这个面试者的育儿负担没那么重，而且有比较迫切的经济压力。

如Judy所料，她在那家初创型公司安全待满了一年，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约，她顺利跳槽到了新公司。正式入职之前，她把朋友圈设成了仅一个月可见，新的同事无法通过朋友圈得知她的婚姻状态。

“我不想把生活和工作搅在一起，工作这些年来也尝试过跟同事交朋友，但后来发现不太行得通，”Judy说，“你们说到底还是同事，如果知道了对方太多生活上的事情（关系太亲密），工作的时候就不好公事公办。”

最初，在新公司只有上司一个人知道她已婚，“有小孩”。上司是个性格直爽的人，碰到组里的同事说起自己的小孩，他立马接话说Judy也有小孩，这让局面变得有些尴尬。

有一次聚餐，她的两个上司，连同几个组员一块吃烧烤，一个组员聊起自己的小孩在老家，正在考虑是否要接到深圳，Judy平时大多扮演着“默默的倾听者”的角色，但当时还是感到必须要说几句话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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