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陶相辉：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管辖问题研究——以（2024）最高法民辖89号民事裁定书为例

知产财经 · 公众号 · 互联网安全科技自媒体 · 2024-11-15 08:30

正文

作者：

张海燕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陶相辉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原告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北京公司）、腾讯云计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讯武汉公司）与被告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手公司）、武汉雨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霁公司）、武汉飞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游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案管辖权纠纷作出裁定。该裁定不仅涉及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管辖连接点的确定以及法院对于管辖事项审查的限度问题，还涉及到基于同一事实请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处理问题，值得探讨。

一、基本案情

腾讯北京公司、腾讯武汉公司向武汉中院起诉称，电视剧《锦心似玉》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经著作权人授权，腾讯北京公司享有该电视剧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经腾讯北京公司授权，腾讯武汉公司享有该电视剧的非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快手公司、雨霁公司运营的快手平台存在大量侵害涉案电视剧著作权的视频，严重侵害了腾讯北京公司、腾讯武汉公司对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快手公司、雨霁公司与腾讯北京公司、腾讯武汉公司具有直接竞争关系，两公司借助快手平台上的侵权视频不正当攫取了“腾讯视频”平台的用户流量，不正当抢占了涉案电视剧的运营市场，扰乱了正常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飞游公司作为国内大型软件下载网站“西西软件园”的经营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快手应用的下载分发服务，帮助快手公司、雨霁公司实施上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扩大了侵权范围及侵权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武汉中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相关规定，不应以腾讯武汉公司、雨霁公司或飞游公司的住所地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理由如下：

第一，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15条来看，针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管辖应以该条为依据，该条已明确不将侵权人住所地纳入侵权结果发生地范畴，仅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下，才可以将“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由于本案不存在例外情形，故不应以被侵权人住所地，即腾讯武汉公司住所地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

第二，管辖权异议阶段，法院必须对原告和各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纠纷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虚列被告和认为制造管辖连接点的情形。具体到本案，首先，从原告诉讼主张及初步证据来看，被诉侵权者应为快手平台，与飞游公司并无关联，飞游公司仅提供“快手”下载服务，与被诉侵权行为无直接关联，间接关联也极为细微。其次，虽然快手公司是雨霁公司的全资股东，但仅依此不足以认定雨霁公司也参与了快手平台的经营，从提交的证据来看，没有雨霁公司参与快手平台经营的证据。综上，不应以飞游公司或雨霁公司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

第三，被诉侵权行为实施于互联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行为实施于武汉中院地域管辖范围之内，或者侵权结果发生于该地域管辖范围之内。

综上，武汉中院认为本案不应由武汉中院管辖，移送至北京互联网法院。湖北高院维持了武汉中院的裁定。2024年8月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和第25条、《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15条之规定，武汉中院作为本案被告雨霁公司及飞游公司住所地具有相应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在审查受理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时，为了确定管辖法院，可以对影响管辖连接点的被告是否适格进行审查，但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本案中，腾讯北京公司、腾讯武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被告明确，针对三被告亦提出了明确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符合形式审查的基本要求。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武汉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该院在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已立案的情况下，将本案移送至北京互联网法院，有所不当。

二、案件思考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中，涉及的主体往往是多元的，不仅被侵权方可能存在多个权利主体，侵权方也可能存在多个行为主体。在涉短视频平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提供短视频软件下载服务的应用市场、为短视频平台提供服务的关联公司等主体，如果权利人欲将这些主体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法院能否以此为管辖连接点确定管辖？法院在确定管辖时又该进行何种程度的审查？此外，基于同一案件事实，既可能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也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此种情形能否进行诉的主客观合并处理？以上问题也是本案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笔者接下来将立足于上述最高法的裁定对以上问题作出分析，以期为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的管辖疑难问题提供可参鉴的思路。

1.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应用市场能否作为管辖连接点问题

具体到本案中，涉案应用市场主体，即飞游公司可以作为管辖连接点。飞游公司能够作为管辖连接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提供下载行为或推荐行为与快手平台实施的侵权行为之间有密切联系。

从应用市场与应用APP的关系来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从分发平台来看，集中性和分类管理是两大体现。集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入口，即用户只需一个账户就能访问所有应用，减少了寻找和下载的时间；二是平台支持，应用市场通常会为不同设备（如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提供支持，确保用户体验一致。分类管理体现在应用市场可对APP进行多层次分类和主题推荐，应用市场会细分到更具体的子类别，例如在“游戏”下可能有“角色扮演”“策略游戏”等，方便用户精确查找，同时应用市场会根据时节或活动（如春节、万圣节）推荐相关APP，吸引用户的兴趣。

（2）从审核与上架来看，应用市场对于上架的APP有着一定的审核标准，主要体现在技术安全性和内容合规性方面。在审核APP时，应用市场将会检查APP是否存在恶意代码、漏洞或安全隐患，保护用户数据，同时也会确保APP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社区标准，比如不传播不当内容。在上架流程方面，应用市场要求开发者需要提供隐私政策、使用协议等文档，确保用户知情。上架过程中，复杂的APP可能需要经过多轮审核，开发者需保持沟通，及时解决审核中的问题。

（3）从更新与维护来看，应用市场会对APP进行版本管理并收集用户反馈，开发者通常会提供更新内容的说明，让用户了解新版本的改进和修复，用户可以通过市场的反馈功能报告错误和问题，开发者能及时进行修复。

（4）从盈利模式来看，APP有着不同的收费模式，包括一次性购买和内购机制，即用户支付一定费用后可以下载APP，这种模式通常适用于高质量或专业工具类APP，或者是用户下载免费的APP后，可以通过内购解锁更多功能或购买虚拟商品。在广告收益方面，应用市场通常与开发者分享广告收益，开发者需要优化广告位置以最大化收益，同时保持良好的用户体验。

由此可见，应用市场和APP之间存在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应用市场作为分发平台，集中管理大量APP，用户可以轻松找到所需应用，享受统一的下载和更新体验。应用市场对APP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内容和隐私合规，保护用户安全。此外，开发者通过应用市场发布新版本，快速响应用户反馈，优化产品。盈利模式多样化，涵盖一次性购买、订阅、内购以及广告收益等，帮助开发者实现商业化，同时为用户提供丰富的选择。总的来说，应用市场为开发者和用户搭建了一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三者关系十分紧密。

具体到本案中，当在“西西软件园”这一应用市场内下载的快手APP出现可能的侵权行为时，“西西软件园”作为提供涉案快手APP下载的场所，在法院尚未对案件作出判断前，“西西软件园”是否实施帮助侵权的行为实难界定，这就需要在后续的诉讼中进行判断。在此情况下以“西西软件园”提供者，即飞游公司作为管辖连接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其与涉案快手APP之间的密切联系，此种密切联系使其不能摆脱可能侵权的嫌疑，由此将飞游公司作为管辖连接点并无不当。飞游公司作为管辖连接点意味着其可以作为被告参与案件的审理，进而依据飞游公司住所地所在法院管辖。

2.关联公司能否作为管辖连接点问题

具体到本案中......

内容未完，全文共673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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