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20期（总第90期）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涛甫先生为学院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他的博士论文《新报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张涛甫教授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共三季的文集，来自院内外的数十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及讨论。
讲座开始，张涛甫老师特别提到之前就听说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博士之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今天才得以成行。今天带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到此，希望和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博士论文写作的缘起，二是自己做报刊研究的方法，三是是关于报刊研究的反思，四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做新闻传播学研究经历对这门学科走向的一些反思。
“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介入，”张教授说到。“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是对现代的部分，尤其是对五四的部分我非常感兴趣；另外一个是对当代文学，它不断地刺激我，”张教授谈到。在开题的时候，张教授就在想，是否去做现代这一部分，但是就当时而言，现代这一部分已经开发的差不多了，无论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从作家、作品到文学史，已经被学者们研究的差不多了。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教授来到了复旦大学文科楼的新闻学院资料室，这次到新闻学院资料室串门，却让他意外地看到了《晨报》副刊的旧报刊。“我在翻这些史料的时候，特别有兴趣。这里面有好多的宝贵资料，在我查阅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的时候发现单独做《晨报》副刊研究的还不多。”这让张教授觉得眼前一亮，便和自己的导师汇报说，打算做这个方向的研究，结果导师也同意了。
张教授说到现在大家在知网上检索关于《晨报》副刊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在他当时，也就是1999年准备要做研究的时候，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大家对《晨报》副刊的研究涉猎不多且研究尚浅。后来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从新闻专业方向做的研究也不是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有知网这些数据去查。我当时在复旦图书馆，大量地去复印资料。但复印出来看了以后，特别地沮丧，那么多的史料，非常具体，非常实在。但是，在整体上却是非常细碎，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把它拎出来呢？”张教授说到。张教授认为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即使现在看完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或《新闻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国内最好的新闻传播类杂志，但是要把这几本期刊连续几年的看下来，并且就这些文章写一篇大的博士论文，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其实，面对同样的问题，张教授当时做研究时也感到了深深的困惑。“当时，在文学的领域里面还没有量化研究那么一说，研究路径主要是一些文本研究这样的一些“笨”办法，这么多海量的信息，我要用什么办法，不拘泥于史料，从不完全微观的角度做文本研究？”面对困惑，张教授终于拎出了一个框架，并赋予它一种结构。张教授说到，实际上他的博士论文呈现出的那种研究框架，对于学科是有建构的。他认为做新闻史或者文学的研究，一种是事实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意义的研究。张教授认为，做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普遍的一个倾向是意义的研究，而在史料这些方面极少数人在做。“做史料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停留在把原来这些史料给它打捞出来吗？在现代文学这方面做史料，我们还是比较弱的，大家还是更擅长于用理论和思想去发挥，去阐述。”张教授介绍到，当他在看《晨报》副刊的时候，觉得既要实现有意义的解读，又要注重媒介背后物质化的关照。“当时现代文学对媒体的关照，尤其对杂志这种关照是很少的。”张教授说他记得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有名的教授，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新青年：一个时代和一份杂志》，注重的是对意义的阐述，他的研究视角注意到《新青年》作为一种媒介，有着传媒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张教授认为当时《晨报》副刊居四大副刊之首，沉浸到里面后发现里面非常精彩，“因为当时大家云集，一大批文人志士在里面做真文章。”同时，张教授也认为五四为什么能兴起来？“就是有一批这样的新兴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在做我们现在很不屑做的事——做一些小文章。”所以自那时起他关注了《晨报》副刊，也就想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做纯粹的意义研究之外的物质意义研究。
张教授随后谈到了《晨报》副刊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在这方面他自认为看了很多材料，但是都没有框架和结构的。如何赋予这些材料结构，而且不能是一个完全强加的结构，“因此从它里面内伸出来一个结构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主要有一种做法，张教授说到，就是文献史料的打包，在他看来《晨报》副刊在这方面给他研究的空间已经不大了。“这个和做史料不一样，比如刚刚出土了文物，这个文物很可能对某一时代的叙述框架发生影响，立马就成为一个颠覆性的史料。”张教授认为在现代文学里因为时间距离比较近，所以不需要在史料这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因此就造就了研究者把精力放在对意义的解读和开发，甚至是过度地开发与解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形成一个比赛，大家做研究，看谁的理论更为发达，谁的方法更超前，这实际上就是用外在的视角赋予我们某些课题。”张教授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主观与客观，客观也是某种时刻的建构。因此当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一种意义的超载，过度的阐述，强行赋予某种意义。所以他就在想能不能在《晨报》副刊做研究，用大量的材料来解读《晨报》副刊，依据文本来进行意义的解读。但张教授认为，这种解读也不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还要跟媒介进行结合，在媒介方面还要跟社会结合起来，尽可能把三个维度结合起来，搭建一个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多层面研究。微观方面张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沈从文从乡村到城市后写文章投给《晨报》编辑部，时任主编孙伏园觉得沈从文的文章语句不通畅，很多文章都没有刊发，这让沈从文屡受打击。经过对史料的研读，张教授发现，实际上，沈从文是被徐志摩发现的。徐志摩在沈从文的文章里感受到了对故园的思念，就对沈从文说“城市不是你擅长的，那是矛盾他们适合的，你更适合写一些乡村气息的文章，这是你的优势”。之后，经过徐志摩的多次指导，沈从文才成为了我们熟知的沈从文。
如今再看沈从文的文章，是看不到媒介在生产与编者互动过程的一些东西的，我们在沈从文的文章里面总会感受到一些暗含对故园思念的情愫在里面。张教授还谈到，当时的《晨报》副刊里面有鲁迅大量的文章，而最有名的就是《阿Q自传》。“我们在解读《阿Q自传》的时候已经是一整篇文章了，在当时作为连载作品，刊发在《晨报》副刊上。因为副刊的版面有限，所以就文章有严格的字数限制。每篇文章连载于一个叫《开心的话》专栏里面。如果不是这个专栏，我认为应该不会有《阿Q自传》。”张教授还认为仅仅用现在的文本来解读，不回溯到到特定的连载的社会环境，那么所解读出来的东西就会完全不同。“在我们解读五四运动的时候，很少关注报刊这一方面，就算关注也只是关注会极少数的明星报刊，例如《新青年》。我认为《新青年》只是少数一部分人在看，它的受众群很小；但《晨报》作为大众媒介就不一样了，它面向的受众范围远远大于其它报刊。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新青年》里面的文章存在一稿多投现象，如在《新青年》上刊发的文章，有些会在《晨报》里面又转载一次，由于两者的受众群是不重合的，且《晨报》的受众群更大，经过二次传播后，文章或思想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范围会更大，但因缺乏当时受众的数据，所以再讲启蒙以及启蒙效果就不太准确了。”不过张教授也指出他所做的文本研究是单向的，没有将到受众回馈的效果考虑进研究框架。
第三个方面张教授谈到了宏观调控。结合社会结构转型这个大环境进行深入探讨，张教授选择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个研究视角。张教授认为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体制外的反叛者，或者是想进入体制内但终究未遂的。“比如说，科举，读书人（或知识分子）进去不了，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但他们知识的结构，价值的体现，和整个社会的是套嵌在一起的，当这种套嵌成为一种稳定、一种和谐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结构也是稳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也是安稳的。”
张教授认为当时中国内部逐渐衰落，而外部侵入者在不断的强大，不断地崛起，在中国原有认知和体制外的一套价值观体系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主宰世界的一种力量，所以过去古人的价值观叫‘天下观’，那么西方的理论体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世界观’。张教授认为，过去古人的“天下观”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稳定系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的内部在逐渐溃散，内部是系统性崩溃，外部力量不断崛起，是系统性地进入。这么就形成成了一种冲突，一种社会性的矛盾。
张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崩盘，传统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出路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新旧的交替，现在无论是历史研究或其他研究，仍然没有把中国在面对、在遭遇外部力量入侵的时候，西方的一些东西是怎样进入庞大的既有社会结构，我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纳入研究思考。
张教授的研究实际上把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与中国现代报刊勾连起来，“科举制度结束以后，我们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哪里？一部分走向新式教育，另一部分走向现代报刊。”
接下来，张教授谈到了他对报刊史研读的一些反思和研究。他认为现在关于报刊史的研究已经有新的视野和新的意识出现了。张教授介绍到在上个世纪90年前后，我们有一批《新青年》的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最有名的是北大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当时文学评论连载了两期，呼吁以文学的方式来写文学史，希望告别革命式的叙述。而张教授认为新闻史，特别是对于报刊史近些年才有了一些新的视野，这种视野告别了革命化的叙述，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报刊史。张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半路出家，“这在前部分新闻传播方面早期准备是不够的，但是唯一的好处是，我从外学科跨界进来，以外面的视野来解读新闻传播学，就会有一个比较的眼光来解读，因此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张教授还谈到平常他对历史学也有一些关注，他介绍他看历史是借鉴历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完善自己对历史的考量和反思。他还认为关于报刊史的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史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媒介的思考。对于史的思考，张教授认为它是一个客观主义的，不管你见或不见他都在那里，强调事实的存在。“在过去我们做文学史的时候，在鉴别事情真实这一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过度地去进行解释。”张教授还认为在客观主义方面对事实的打捞和尊重是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基础。
接下来，张教授还谈到报刊史是要有对事实的打捞和鉴别，又要有意义的解读和阐释。从媒介的角度来讲，报刊是跟社会互动的，是在社会这个实体中成长出来的结果，那么现代报刊是如何在现代的历史的框架里面延展出它特有的结构呢？在张教授的论文中，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张教授运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的概念，而他则认为这在西方语境中都是难以实现的。“我在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非常谨慎，并非一味地引用，因为这个概念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因为我们现代报刊的出现确实为从传统体制释放出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和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讨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主题。”张教授还介绍，在徐志摩做《晨报》主编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紧迫，所以他在用概念的时候并非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而是有得有舍地来进行界定和解释。“我觉得像嘎德摩尔对阐释学的解释对于我们现在理解现代史和报刊史大有帮助。理解是理解者带着自己的偏见甚至是误读来理解，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双方的视域的融合，这才叫真正的对历史理解的完整过程。理解从来不是一个给定的主观行为而是朝着他的一个效应，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而存在。所以说我们所能见到的或者是所能理解的就是某个主题在某个时刻能够见到的，所能理解的历史。我们的偏见与其说是知识的障碍，不如说是知识的条件。”张教授认为有时候刻板印象和偏见是我们知识的条件，因为所有的理解是在理解者自己知识的条件和理解的前提下完成的，因为它构成了我们与历史传统的基本框架。
最后，张教授谈到了对新闻传播学的一点想法。他问在座的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自己掌握的知识越多时，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思考就越趋于困惑，尤其在我们的学科里面。“在西方的学者的言说中，我们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传播学是沼泽地上的建筑物，我自己打了个比方‘我们是满手的王牌’，使用的王牌都聚集在这里，‘内部很热闹但外部没有话语权’。我们要反思的是，虽然我们的研究每天都有推进，为人类社会贡献着知识增量，不少学者也尝试多学科跨界研究，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摆脱作为弱势学科、弱势话语的现状，作为一个边缘学科的命运。”因此张教授想从知识、价值和规则三个层面去反思。他说到哈贝马斯曾经提出了三种知识旨趣的概念，指的是人类生活不同的三种面向，第一个是劳动，之后是互动，再者统治。针对这三种面向有三种知识的旨趣，张教授解释，既然劳动产生，就要对对象有客观的描述，要对它进行控制和预测；互动是强调对意义的理解，而与统治相对的是解放，这样就衍生出了三种知识系统。他接着说到第一种是经验的和分析的，是采用实证的方法，目标是模仿自然科学，得到相对准确的答案。所谓的自然科学就是所谓的客观，是指在某个空间对应某一个固定的、可测量的结果。互动对意义的解释就是对历史学科的解释，谈到解放多涉及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科学理论就是和实验方法和定量研究相联系的。文化研究涉及到艺术和人文，通过文本历史及其其他的几个定性的研究。规范的强调是指整个社会运作的规则和规范。操作就是指每一个从业者的经验性描述。另外就是涉及到日常行为，受众与媒介的互动，既有规范性的一面又有意义产生的一面，还有规则的一面。在这里张教授结合两者之间的理论，提出了“知识、价值、规则”三个层面的东西，那么知识指经验上被证实的，逻辑上自治的，价值涉及到意义、态度和信念。规则则是指规范和范式。张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作为知识的生产的新闻传播学是寻求自然科学的样板。作为价值的新闻传播学，指的就是意义，信念的正当性，这涉及到是否正当、合理、符合逻辑。作为规则的新闻传播学，一个是知识的典范，比如说某些原理，核心的概念，共识性的理念，另一个就是共同遵守的规范。
现在新闻传播学面对的问题，张教授称之为一个弱知识的问题。因为知识的硬度不够，所以称之为地方性知识。“什么是地方性知识，就是一个局部知识，它不像哲学还有文学，它概括性很强，包括太多方面的知识，格局太大。而地方性知识是一个边缘性知识，不是核心知识。设想，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哪些概念是普遍认同的，逻辑是小逻辑，大逻辑建立不起来，我称作有很多断头路，大家是你修一段，我修一段。”那么在新闻传播创新上怎么办？张教授认为现在有一大把散装的知识没有体系化，只有核心的命题不变，研究者朝着一个方向，集中全力去解决，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张教授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内部的压力和外界文化入侵的压力，面对这个压力虽然学者们做了很多，但收获甚微。“当你的手上没有权力时，哪怕你手上有硬知识，你也自信不起来。我们目前国内的情况，我认为知识生产是有增量，少原创，弱逻辑；价值生产的价值是分化的，认同是低的，共识是弱的；在规范、规则生产方面是缺乏高认同度，缺乏专业化的话语规范和范式。”张教授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自认为有些不成熟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问题导向回应重大命题。“‘5.17’讲话中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一定要回应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命题，这不是跟风，重大问题不能绕着走，还是要有真知识，要有一个合理的建构，价值方面要有合理的解释性，具有一定的弹性，规则方面，则要保证足够有硬度不能太过于僵化，这样才可以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体系。”
1. 你抛出掉外界客观因素，重新做这个研究，你会从哪一方面再进行研究？
回答：现在的话就是会从中观、宏观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而且在媒介方面的话增大研究力度。因为现在受到的干扰很多，那种纯粹做学问的心态已经没有了，放到现在的话可能反而写不出来。
2. 晚清知识分子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节点？
回答：晚清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转变了，但仍然有一部人没有转变，他们以在报刊卖文为生。现代报刊的出现，让没办法拯救世界的人，可以安顿自己的内心。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显得完整了。五四时期出现的群体分化，特别是大城市出现文化媒介后，为大家提供了娱乐。
3. 把知识分子这个主题和其他比如互联网研究进行勾连可行吗？
回答：互联网语境下知识分子的队形不再那么整齐，知识分子分化呈现出明显分化，这这里面涉及拥有的话语资源等一系列命题。你可以看一下华师大许纪霖，他现在在知识分子这一块有一定的研究，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我觉得网上需要知识分子，因为现在网上对精英太多的矮化和污名化，一些吃瓜群众站在道德的高地上与知识分子对立，在如今信息碎片化特别严重的今天，大家反而已经不再听知识分子去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