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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的同期，还有鲁迅送给毛泽东的火腿

民生文旅 · 公众号 · · 2019-07-30 22:22

正文

鲁迅给毛泽东送火腿，这在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故事起源于鲁迅夫人许广平。

1961年她在《鲁迅回忆录》中说：

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去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那火腿是带走了，但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只好切开来吃，但一切开，发现里面却还有书信，故事下文如何，就到此为止了。

1977年，周文夫人郑育之在回答调访者时说：

周文到西安去了好几次，鲁迅送给毛主席的火腿就是他买了送到西安去的。当时冯雪峰给周文一百元钱，雪峰说：‘这钱是鲁迅的，买火腿是我的主张。’雪峰后来回忆他只给了周文几十元钱，但我记得很清楚，是一百元钱，反正是上了百数的……买了几只火腿我未及问他，好像还买了其他一些东西，具体是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起来，这些东西与火腿一起送往陕北。火腿好像也不止一只，从上海到西安千里迢迢，只送一只火腿，似乎不大可能，而且当时买一只火腿只要十多元钱，一百元能买好几只火腿。所以，我前年初看到冯雪峰关于这件事的回忆后，感到与事实有些出入，想找他再好好回忆一下，把这件重要的史实搞清楚，不料他却逝世了。（《访问郑育之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辑）

1976年，又有当年的地下交通员、后来的西安市委书记王林在接受阎纲、阎庆生采访时，回忆这事：

1936年6月间，他在陕北清水湾见到毛泽东，毛托他买些书来。后来他去北平，路过西安时遇到上海的地下交通员徐汉光，他跟徐约好，让徐买了书寄到西安他当时借住的黄显声公馆。大约在八月间，徐汉光把鲁迅买的书托人送到了黄公馆。然后王林把各地买的书和其他东西全部放在一起，有七八百斤，装了六麻袋，利用东北军的军用大卡车送到延安，然后再由苏区派人到延安，用三个骡子驮着，走了两天才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看见书送到，很高兴。而“鲁迅先生送来的书和食物（火腿、肉松、巧克力等）一起放着，装了一麻袋。毛主席看见鲁迅送的食物，沉思了一阵，大笑起来，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关于鲁迅给毛主席买书送食物的回忆》，原载《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

王林的说法与冯雪峰和郑育之的说法有些对不上。冯雪峰说没有送到，他却说送到了，还绘声绘色描述毛泽东当时的“大嚼一顿”的话。虽似生动，且是亲身经历，但却疑云重重。

差不多就在这时，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朱正、陈漱渝等学者提出质疑：按照鲁迅日记，送出火腿的日期应该是10月2日或之后的几天中间，因为这天刚好《海上述林》出版。但指出：送的火腿是一只而不是许广平说的两只；其次，火腿并没有送到。原因并不是许广平说的“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当时交通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第三，火腿里面的书信，是没有的事。火腿既不适于夹带书信，当时也没必要：而且书信事实上已经送到了。

1981年，当年斯诺访问陕北时的翻译马汝邻回忆当年与斯诺有关的情况，谈到：他1936年在与斯诺等一起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等候进入陕北的时候，与斯诺同行的马海德“曾给我看过鲁迅先生托他们带给毛主席的金华火腿。”（马汝邻《和斯诺相处的日子》，《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2月）这个说法，与之前冯雪峰的说法有些地方有差异。因为斯诺进入陕北是在1936年7月，而不是10月。但是跟王林的说法在时间上倒是相近，但是送的人不同。

1983年5月29日《解放军报》刊登当年张闻天的机要秘书刘耀东的《关于鲁迅送延安的火腿》一文，以亲身经历证明：1936年10月11日或12日下午，张闻天分到一盘火腿，说是鲁迅从上海送来的，张闻天还从中分给了刘耀东和警卫员等人一点。

刘耀东称见到了送火腿的人，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头，很精干，但是忘了他的姓名。说涂振农还同这人谈起鲁迅捎来的书信。

1990年，朱正明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关于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和书信的问题》一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自己曾由中共派驻西北军的代表张文彬带领，1936年从上海奔赴陕北，10月10日后，从西安坐车前往保安途中，张文彬把两只小型火腿交由他携带，并交代说是上海有人送给毛主席的。后途中分道走时仍交还张，几天后在保安见面，张文彬告知，火腿为鲁迅所送，里面还有书信。但火腿边沿被交通站人员吃掉了。他又听吴亮平说，吴也曾吃过这火腿，但不知道书信的事。吃火腿的时间，在鲁迅逝世前后。他认为，“不能通过”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并认为夹带书信应当是有的：因为许广平和其他人都说有。

朱正明是少数说亲自携带过火腿的人，应当可信，但是他说的两只，跟别人的说法都对不上。

1992年4月程中原在《党的文献》首次披露了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化名“洛、恩”）写给冯雪峰的信，里面提到：“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你的老师”已知是指鲁迅，信中虽然没提“送的东西”是什么，但显然送了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不管怎样，鲁迅给陕北苏区送过东西却是可以肯定的。

冯雪峰1936年给中央的报告，

明确说鲁迅送了两次、共十二只火腿给延安

冯雪峰

这个谜，到2001年就终于被揭开了。 2001年5月，史纪辛在《北京党史》上发表《对鲁迅先生赠送礼物慰问中共领导人一事考》一文，首次披露了冯雪峰1936年5月28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面明确说道：

此外有金华火腿八支系鲁迅送给毛主席、洛甫、恩来诸人的，买的时候我请他多买了几支，因此除了你们二人之外，请分一点给王主任、罗迈、林伯渠、董必武、张浩等人。（《北京党史》2001年第5期）

这就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鲁迅确实是给中共领导人送过火腿的，而且还不是一只两只，而是八只，这就让很多人吃惊！以前人们总是带着将信将疑的目光看这事，现在知道，这事是真的！而且是八只而不是一两只，并且是指定送给多位领导人而非仅送毛泽东一人的。显然鲁迅原来没有打算送这么多，是冯雪峰让他多买几只的，怎样分配，也是由冯雪峰做主的。

冯雪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托涂君带此信”，“上海方面的情形，可请涂君再报告一些”，并提到了一件重要的相关史实：斯诺和马海德访问陕北。冯雪峰请中央“收到此信后即刻请派人到延安接两个外国人——Haterm和Snow，他们六月三日从沪动身，估计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

根据冯雪峰给中央的报告，冯雪峰安排董健吾带领涂振农、马海德和斯诺于6月12日前到达西安。董健吾就准备返回上海。然后，先安排涂振农去陕北，让马海德和斯诺继续等候。从冯雪峰和刘鼎的这些记载，可以认定，鲁迅送给毛泽东等人的东西，也是由涂振农、马海德和斯诺三人带去的。斯诺和马海德于7月7日后一两天内到达陕北苏区，后于7月中旬到达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由于当时红军正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同蒋介石中央军周旋中，形势扑朔迷离，中共中央在转移过程中，无法安排马海德和斯诺进入苏区。同时由于那一时段陕北正逢天气又热多雨，不利火腿保存，所以没能带到保安。

2003年10月，史纪辛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鲁迅托送金华火腿慰问中共领导人史实再考》，披露了冯雪峰1936年9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其中说：

刘常将我送去之人与物随意延搁，我今始知将鲁迅送给兄之火腿随便扣留，尤为岂有此理。我与鲁如便谈起此事，鲁又说再送一点，我因鲁之拥护毛、洛、恩等兄之情难却，故仍将他购买的四支火腿交余兄亲自带上。

这就证明，鲁迅不仅给陕北送了火腿，还确实送了第二次！历史文献揭秘，铁证如山！第二次送的人姓余。这个余兄是谁呢？报告中没提。但是在此前8月15日中共中央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中说过：“我们决定老余为上海与苏区的交通联络员，这一建立的交通联络，是绝对秘密的，除你之外，不必被任何人知道……老余在上海不要跟局内人见面。”这个人是中央指定与冯雪峰单线联系的，至今都不清楚具体名字。此人才是真正携带火腿送到毛泽东身边的人，但后来却始终没发声。

不是八卦，而是不折不扣的传奇

但第二次的火腿究竟送到没有呢？在9月12日的报告中，冯雪峰还谈到，“余兄”还带了一批奔赴陕北的人员。冯雪峰9月28日给中央的报告说：“上海九·一八纪念……详情请余兄面告”，证明余兄带领二十多人出发是在9月18日以后了。那么何时到达陕北的呢？刘鼎10月1日电告中央：“二十余人以沪来集此待送入内”，表明已经到西安，但还未进入苏区。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冯雪峰并转潘汉年说：“老余此次已带进来计二十一人”，“张文彬已随余来”。这表明，“老余”带队已经顺利到达陕北中央所在地，也就是说：火腿已经送到毛泽东身边。而张文彬只是随同余的大队人马一起到了保安。

这些史料的再度披露，使整个事情变得清晰起来：第二次买火腿应在1936年9月12日之前不久，冯雪峰自己把两次送火腿误记为一次，数量也记错了。而且时间上搞混了。第二次买火腿可能是周文办的，郑育之只是记住了一百元这个情节。实际送去的可能不是周文。大约9月20日-25日，“老余”带领二十余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西安，9月底抵达西安，10月11日离开西安前往保安，10月17-18日达到保安，终于将火腿送到。史纪辛披露的冯雪峰报告的提及鲁迅送火腿相关内容，这次都被收入了《冯雪峰全集》，就使这桩公案尘埃落定，鲁迅给毛泽东等人送火腿一事，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而非传闻。

至于其他人的说法，都各有原由，但都不尽准确。而火腿中夹带书信，一般说来不太可能。但刘耀东、朱正明也都有此说法，且都是亲身经历，这就不宜断然否定了。毕竟，虽然没有认定的证据，但也并没有足以推翻的证据，只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了。

总而言之，史实是不能以常情和常理来推定的。鲁迅给毛泽东等人送火腿，这件以往被视为八卦的事，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传奇！而且埃德加·斯诺也是见证人！

埃德加·斯诺

说到美国传奇记者埃德加·斯诺，又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1937年，一本配有大量现场照片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英国出版，销量立即达到创纪录的数十万本，产生了震动性的新闻效果。通过斯诺的笔，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第一次知道了苦难的中国还有一支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并刚刚进行过万里长征。斯诺，一位至死都宣称“我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让世界认识了红军和陕北。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作为临时船员，踏上寻找“东方魅力”的冒险之旅。他到达上海，投奔校友密勒，随后便开始了他的在华记者生涯。

斯诺来华后，采访了满身香水味的国民党要人孙科。孙科用流利的英语对他吹嘘，国家已统一并进入正轨。可1929年斯诺到绥远采访，却看到了夺去几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群的老鼠在战场咬啃无人管的伤兵。他震惊地看到，两个乞丐为了争剩饭，一个竟把另一个活活掐死，旁边穿绸缎的阔汉还得意地狂笑。就此他懂得了中国为什么正出现革命，并开始理解政府辱骂的“赤匪”，同时考虑留下来帮助这里的人民。这位原打算只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的年轻人，结果在中国一呆就是13年。

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在中国的几年里，他耳闻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可始终不明白的是：中国共产党既然是“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红军呢？他强烈希望能采访被“围剿”的红军，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公布于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红军，了解陕北，了解共产党。

1936年6月，在董健吾护送下，斯诺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到达西安，再由张学良让东北军掩护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心保安县城。当时的斯诺无疑是忐忑的，因为此行他除了一封给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他放心的东西，他对于自己即将经历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在当时的局势下，他认为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

进入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的荒凉小城保安，斯诺遇到一个留着浓密胡子又消瘦的红军将领，用英语对他说：“我叫周恩来，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没有关系。任何一个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这一天结识的周恩来，也成为他终生的朋友。

当踏上红都延安的土地，斯诺感受到了蓬勃朝气。 他看到共产党人虽在贫瘠的陕北山区里，却实现了男女平权、免费教育，红军战士终日唱着歌豪迈地走向战场……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相机记录下这一切，留下红军时期唯一的电影资料。他还穿上红军的军装，骑着马随西征军前往陇东和宁夏。所到之处，目睹了红军和苏区民众生活俭朴，却人人待遇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感到他们是当时中国最自由和最充满活力的人。4个月后，他离开陕北已感恋恋不舍，觉得自己已成为“赤匪”的一员。

从陕北回到北平的寓所后，斯诺以满腔热情写下了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他兴奋地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的未来。

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在那里，他看到，“他们有的那些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

在那里，他看到，“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在那里，他看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

这位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推介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几十年来，人们透过他笔下如临其境的见闻，追溯到的不仅是中国红军筚路蓝缕的现实历程，更是一种人类共通的精神力量。

是什么，可以任时光冲刷而不朽？

斯诺说，“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闪耀着永恒的光芒，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斯诺所写的，可同时，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正如斯诺所说，“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如今，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斯诺及他笔下的故事被搬上了电影银幕。

影片通过斯诺的视角，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依然心系民族大局、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无论是时局动荡中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大义担当，还是与根据地老百姓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鱼水情谊，亦或是团结并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到底的信念情怀，都伴随情节的展开一一铺陈、精细刻画。这不仅仅是中国红军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源起的历史追溯。

八十多年过去了，曾经令人心潮澎湃的初心故事，是不是已经变得平淡？曾经光芒闪耀的信仰真谛，将怎样成为我们矢志不移坚守的精神家园？“影片回答的不仅是历史的问题，更关乎现实与未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何在、信仰何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如是评价。

“这不是一部应景之作，是从我心里流出的东西”，导演王冀邢表示拍摄本片的初衷，正是想用厚重的历史真实和严谨的细节刻画，为当下的年轻人勾勒出关于初心和使命的清晰答案。“它是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优秀教材范本，理应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喜爱”，北京大学教授王一川对此加以强调。

烽火岁月中，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让无数爱国青年找到了初心，他们纷纷投奔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今天，当我们再次跟着斯诺的步伐开始西行的道路，回望他在中国的足迹，同样也可以寻找到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液中，那不变的初心，永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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