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当中国试图在其与不丹的边境地区修建从亚东县到洞朗地区的道路时，印度方面不但将这种行为视为中国在“单方面改变现状”，还派遣军队越过边境予以阻止，这就使得洞朗地区成为中印两大国武装对抗之地。
不过，相比印度军队的武装越境和该国总参谋长的嚣张言论（声称要打赢2.5线战争），中国的姿态显得相对低调，这就让人觉得中国的外交有软弱之嫌，并以此备受责难。
然而，无论中国对印军的姿态是否强硬，都不能改变一个现实，即中国的对印政策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局。
印控藏南争议领土：负担还是资产？
尽管中印间多年来因边境争议领土而关系不睦，但这些令国人念念不忘的争议领土对于中国来说，很难说是一种资产。
一次大战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际共识的出现，任何大国几乎都不可能像历史上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俄国人在远东的征服和英国人在澳洲的殖民那样，通过种族灭绝剔除被征服地区的旧人口，从而真正确立这片土地的统治权——异族统治者必须面对顽强民族主义催生的巨大统治困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文化差异越大，这种统治的困难程度就越惊人；同时，大部分被征服的族群居住地区又极度偏远落后，那些技术相对进步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驱使其本土国民定居此地从而夯实对该地的管制。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任何被征服的、缺乏文化认同的土地都将使统治者陷入巨大的管理困境。当前，中国声称却被印度实控的藏南地区，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这样一片土地。
藏南乃是印度所宣称的阿鲁纳恰尔邦的主体部分，人口主要是广义上信仰藏传佛教的藏人（门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2000年数据为57万）、康巴族等）。这些族群拥有迥异于中国内地的文化和认同，历史上长久地被拉萨藏人政府松散地统辖，其命运在20世纪后逐渐被英属印度和印度政府所支配。因此，藏南诸族群对于遥远的北京并没有历史归属感。
在这种人口和文化现实面前，即便中国实现了对藏南的支配，也将会为其带来种种负面后果。
首先，数量庞大的藏南人口一旦纳入西藏，客观上将使得中国西藏境内的分离政治之潜力愈发强大（中国至今未能完全解决藏人的认同问题），而藏南的土地迥异于苦寒的藏北，农业相对发达，亦将无形中强化藏人自立之能力。
其次，一旦中国取得藏南，为了取得藏南族群在国族认同上的妥协，可以预见的是，大陆将不得不在此进行大量的财政转移和一定的政治管制，从当前边疆管理的经验来看，这些措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激起很多不必要的不满，政府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还要承担看不到尽头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负担——印度政府在藏南与东北邦的统治即是如此。
况且，藏南地区易攻难守，并不能像广阔的西藏高原那样，能够为中国内陆提供优越的战略纵深及安全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即便取得藏南，她也需要克服巨大的后勤困难，在此部署庞大的兵力以防止印度方面随时可能的反攻——这实际上意味着巨大的外交和军事负担。
实事求是看，藏南对于中国来说，仅仅是一块鸡肋，食之发苦，弃之不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领土争执，实质上意义不大，因为这些争议领土对于中印来说，不仅仅难以开发，而且管理的道德、经济、政治成本极高。只要无损于安全利益，实际上都是可以在细节上与印度交涉甚至交换的。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口头上坚决拒绝让步，但事实上只要不妨碍安全利益，中国很难真正为了这些“鸡肋”与印度开战。
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对于成熟的现代大国来说，在难以控制的边疆地区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寸土不让”和“莫非王土”的概念。俄罗斯帝国放弃阿拉斯加；美国拒绝吞并波多黎各；英国抛却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那些既不可能带来安全利益、又损耗国力的土地，事实上是得不偿失的
印度：传统威胁的对手与非传统威胁的盟友
另外，虽然中印之间相互视对方为威胁。但是，这并非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全部内涵。
近年来，随着泛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和中国新疆地区族群人口结构的失衡，中国在西北地区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非传统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人口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挑战，而非传统的大国军事入侵。计划生育和汉人不断离疆，使得新疆地区的人口结构很难避免垮塌，而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化趋势也看不到尽头，
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中国面临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威胁将越来越严重，并足以对其西北安全造成致命危害——因为这一威胁是不可谈判，不可调和的。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开始不断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大批军警被不断调往西北反恐前线，其国家安全政策呈现出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东南外紧内松，西北外松内紧”的局面。相形之下，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加深，大国间的传统军事入侵威胁反而得到了有效控制和阻遏（因为大规模入侵意味着双方的自我毁灭）。
在这种传统威胁的危害相当有限，非传统威胁的危害日趋严峻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呈现出亦敌亦友的状态。
一方面，若基于传统威胁，两国当互为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一个强大印度的存在，对于阻遏伊斯兰激进主义在南亚、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泛滥，实际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不但极其庞大（孟加拉1.6亿，巴基斯坦1.7亿，印度1.7亿），且因贫困和现代化而宗教意识形态狂热，多年来就是圣战者的温床，巴基斯坦（参考：《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困境》）历来是世界圣战组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孟加拉的圣战组织近年来的发展也不遑多让，这些对于中国西北的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参考：《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困境》）——与之相反，印度本土的圣战组织则得到了全面镇压。
客观来说，恰恰是印度这个统一印度教国家的存在，才使得潜力极其庞大的南亚圣战者得到有效压制——历史上分裂的南亚次大陆恰恰是圣战者扩张的乐园。从维护中国西北安全，抵抗非传统威胁的角度看，印度实际上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客观盟友。
传统威胁中的主观对手与非传统威胁中的客观盟友，实际上使得中印关系及其微妙。
7月7日（正值边境对抗），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汉堡会面，在此次会面中，中方赞扬印度“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印互动中极为复杂的一面
中印战争的困局：无论胜败，都是输家
正是基于这种中印争议和互动的两难现实，一旦中国与印度因为洞朗问题而发生冲突，无论结果如何，中国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必须承认，印度并非一个可以被随意蹂躏的军事弱国。印度在边境部署的军力远超中方，这就使得小规模冲突中国很难稳赢；而印度海军对中国命脉印度洋海运得天独厚的控制能力，又使得中印冲突一旦扩大化，足以让中方付出惨重的代价；更何况，广阔的西藏高原在带给中国安全纵深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前线补给极为困难。以上事实决定了中印冲突，对于中国来说，风险成本很大。
从结果来看，无论胜败，中国都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获益。藏南领土的鸡肋和中国失败的负面效应自不必说；印度是一个战争潜力极其庞大的人口大国，对印作战的小规模胜利不足以削弱对方，却足以激起永不熄灭的复仇意愿——1962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的胜利即便侥幸削弱对方，甚至达到某些人所称之分裂印度之目的，却足以奠定南亚潜力庞大之圣战主义席卷该地区的基础（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进而对中国大西北安全构成更严重的威胁。
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中印冲突的问题上必须慎重。
印度的居心
印度对中国修路行为进行越界反制的逻辑并不复杂。
1962年短暂的中印战争，留给印度的就是屈辱和恐惧。这就使得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在南亚的行动极为敏感。中国在南亚一dai一lu的部署，特别是在印度死敌巴基斯坦支配的克什米尔和瓜达尔港的动作，极易被其误解；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不断加深的正常邦交，也很难避免引起印度的恐慌。历史的记忆会让这个将南亚和印度洋视为自己禁脔的大国，倾向于恶意揣测中国在该地区的企图。
2015年，印度断绝尼泊尔的石油进口，中国则帮助尼泊尔渡过难关
如果回溯2014年以来的印度对华外交，就会发现印度对中国近年来在南亚不断增强的影响，是极为反感和抵制的。为了抵制这种趋势，印度的外交逐渐放弃了尼赫鲁开创之不结盟的孤高，转而与曾经因迪戈加西亚岛海军基地问题（美军海军基地，该岛在印度洋，长期以来被印度视为威胁）矛盾重重的美国寻求和解，在不远的未来，双方甚至有可能结盟；在斯里兰卡，印度同样对中斯往来屡施掣肘。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在中国与其附庸国不丹的越界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入侵，也是其一贯政策的延续。
因此，此次事件很可能是印度政府图谋已久的对华举措。在外交工作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印度政府访美期间才开始向外界披露对峙情况，很可能得到了某种保证），在确立边境军力优势的前提下，印度通过拉拢外媒发动文公武斗，很快将受害者中国置于双重不利之地。
结语
不过，无论印度人在此次事件中表演得多么出色，只要中国保持清醒，该事件对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因为，“政治斗争不同于演戏，它所追求的并非观众的喝彩，而是最终的胜利”（基辛格评价斯大林）。在外交斗争中，利益得失的衡量远比迎合大众的情绪更加重要。法皇拿破仑三世逢迎报界的爱国情操对普鲁士匆忙宣战；沙皇出于斯拉夫人的感情而跳入对德战争的火坑，显然是陷入了政治话剧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错位，并因此付出了国破家覆的代价。所以，了解自己的利益，认清自己的威胁，冷静地盘算自己的抉择，才是中印对峙中正确行动的政治基础。
毕竟，敌人未必就是纯粹的敌人，朋友也绝并非纯粹的朋友。中印关系是一个两难的困局，在跳出这一困境之前，首先抛弃的应该是虚荣。
参考节目链接：
《中印对抗下，中国崛起的地缘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