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6月17日的发言
摘要：
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决定，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所谓的政府破产仅仅是财政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是对政府的约束而不是对居民的惩罚。
以下为演讲全文：
很高兴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今天杨教授介绍了宏观经济论坛已经11年了，能坚持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我听下来感觉中国宏观经济报告跟券商的报告有很大的差别，它更多的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短期的宏观经济的情况。可能大家更想听高老师曹老师的研究，我就节省一下时间，我就讲两个观点：
第一目前的量价分化以及价格指标之间的分化背后是什么？
你的PPI上来了，但是没有传导到CPI，你PPI上来了投资没有跟上去，说明现在企业家的信心，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周期核心的动力，企业家判断你现在并没有进入新的周期所以不会增加投资。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怎么看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呢？你的拐点怎么看？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DIS有一篇文章，如果高杠杆率、 生产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是缩小的。大家知道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你现在的增长从刚才的报告当中也看到，我们从以前的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外来的改革红利已经消失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
我前一段时间发表文章就讲的市场周期与经济增长动力改
革，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下降了，你仍然要保持过高的增长，只有刺激，只有地方政府加杠杆，只有货币宽松，只有产生更多的泡沫，老百姓的财富能力下降。
我们尊敬的胡教授在这里，我想讲什么东西？
我们误读了凯恩斯的政策，凯恩斯的政策只有在危机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而我们现在把这种刺激性的政策长期化，没有像哈耶克讲的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那些高杠杆的、那些僵尸企业为什么出不去？你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你增长靠这种刺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第二我们要
重视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管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原来靠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正的，现在已经变成负的或者零，我们消费增长贡献率逐步的上升，但是
投资的贡献远远高于消费，投资的增速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反而增强了。
投资机构，随着制造业投资的持续下降，与央地关系十分明显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更多的还是依靠房地产和基建，这跟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关系，
所以央地财政关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个时点上讲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两个文件：2017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规定》，第二《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性的行为》，对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违法违规融资行为进行全覆盖，
地方政府去杠杆以及规范融资行为这样的两个文件影响不可低估，它实际上确定了短期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
最早我们的改革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地区差距这么大，我们怎么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包括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怎么去做也需要各个地方试点探索，探索出一套好的经验和路子在全国推广。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到了1991年的时候，由于苏联解体，当时提出来地方政府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们后来搞了分税制的改革，它是财政分权，提过两个比重，税的大头划给中央然后通过转移支付，95年的《预算法》地方不能发行地方政府债权，限制它的举债权，它的财政能力被大幅度的削弱，中央的财政能力得到加强。
分税制改革里面土地财政收入留给地方，后来04年土地招拍挂制度，以经营财政为名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扩大了，08年以土地财政为杠杆的试点，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地方政府在加杠杆。2014年我们出台了43号文，就是说地方政府原来的债务我是认了，
但是其他的要融资发债，然后经济下滑了，我们又放松了这个条件，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引导基金，PPP专项基金又在加杠杆，带来了这一轮的经济的增长率。
我们后来又出台50号文以及87号文，
这就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这跟我们财政政策的出台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种财政收集中了，在IMF他提出一个“准财政”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财政问题可能金融化，一个它对经济政策有影响，第二他可能使得财政风险金融化。
原来是地方政府的债权现在变成没有任何的抵押的债，究竟是你的水平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对市场的潜在的影响大家应该重视。
第三个它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中国的政策不能一刀切，怎么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
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的空间，而且它有这样的能力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一刀切是有问题的，在整个的过程中，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要淡化GDP的目标，
同时要建立一套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我们要建立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独立，要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因素，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