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推连载了，今天推一篇
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后，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后，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后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后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
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已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后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里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会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后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里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里，立把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里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防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后，我催着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于尽？她才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后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事后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里面杂有磷质等，塞在报纸堆中，一去瓶塞与空气接触后，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发火。那时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而且报馆同事中有两人有为重庆作特务嫌疑，我曾坦白地与他们讲过一些我的立场，一位采访记者原洗凡自动离职了，而另一位编辑芮信容则坚决否认，后来七十六号破获了一处特工机关，查出了他亲笔所写的情报，把我逐日的动态，详细报告，于是七十六号把他羁押检查，最后还是由我去保他出来。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后方才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做，天热，里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里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后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后，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里，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那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