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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依次：J.D. 万斯 、 图克·卡森 、 乔希·霍利、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劳拉·英格拉哈姆 、马可·卢比奥
对话一位试图重塑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保守派思想者
埃尔布里奇·“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Bridge" Colby），特朗普形容他是一位标准的华盛顿外交精英。他拥有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双学位，是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的会员，举止优雅得体，带有上流社会特有的腔调。他的祖父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的哈佛本科回忆录《Privilege》中，科尔比还被作为灵感原型塑造成一个略微虚构的人物。
然而，科尔比并未受到所谓“深层政府”的支持或青睐，甚至可能与这一隐秘权力体系背道而驰。他如今被视为共和党内一股叛逆思潮的思想领袖，这股力量正在挑战几十年来共和党主流的干预主义传统和里根式外交政策。
科尔比长期以来坚持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全球面临的主要威胁。他主张美国应当集中精力应对亚洲事务，几乎完全忽略其他地区，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看来，如果特朗普开启了共和党从新保守主义转型的进程，那而科尔比，作为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重要官员，正在试图将这一转型进一步深化并使其成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长期战略方向。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虽然许多资源和注意力转向了对抗俄罗斯，但共和党内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科尔比的观点。
今年3月，佛罗里达州州长、2024年潜在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轻描淡写为“领土争端”，并主张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中国威胁上。这一表态，无疑是对科尔比理念的一次间接认可。尽管德桑蒂斯几天后稍作调整，但此事无疑证明，在共和党外交政策未来走向的争论中，科尔比的观点正快速赢得影响力。
唐纳德·特朗普开启了共和党的重组，脱离了希望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新保守派。罗恩·德桑蒂斯在三月份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形容是“领土争端”。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助理国务卿A·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表示：
“在我华盛顿的职业生涯中，我很难找到另一个人，能像科尔比这样，在关于乌克兰和中国的议题上如此显著地推动辩论进程。”米切尔与科尔比共同创立了“马拉松倡议”（Marathon Initiative）智库，不过相比科尔比，他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更为鹰派。
同样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这位共和党内崛起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直言：“布里奇在当下关于如何平衡援助乌克兰与遏制中国的辩论中，展现出了尤为清晰的领导力。”
科尔比的外交政策主张并非仅仅是共和党内部孤立主义者和鹰派之间斗争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他象征了“亚洲优先”论的复兴——这一学说在二战后曾被共和党所倡导。当时，国民党在1949年12月败退台湾。美国保守派随即掀起了一股“亲台游说”（China Lobby）热潮，要求杜鲁门政府拒绝承认“红色中国”并全力支持台湾。事实上，有着“共和党先生”之称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 Taft）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人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一书中，就明确批评西欧国家未能为自身防务买单，并警告中国才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如今，共和党内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亲台游说团体”，而科尔比正是这一新兴势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主张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试图在MAGA孤立主义者和新保守派鹰派之间找到平衡。他坚信，中国，而非俄罗斯，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对乌克兰的过度支持正在削弱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重点。他特别强调，美国的军事规划和资源必须优先用于应对可能围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
“乌克兰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避免与中国开战的最佳方式是做好明显的准备，让北京意识到攻击台湾注定会失败，”科尔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通过鹰派的姿态，最终实现和平的目标。这是一种力量平衡的策略。”
这种理念为科尔比赢得了许多顺应右派新民粹主义浪潮人士的支持，包括图克·卡森（Tucker Carlson）。这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推动共和党抛弃对乌克兰的援助立场方面影响深远。去年，科尔比在卡森的节目中抨击拜登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的“道德姿态”政策时，卡尔森直言：“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我希望你能领导国务院。”今年3月，科尔比在福克斯新闻的《英格拉汉角度》（Ingraham Angle）节目中警告称，中俄关系日益紧密构成了“巨大的危险”，并表示美国优先援助乌克兰的观念是“一种妄想”，让美国深陷欧洲事务泥潭。
科尔比赢得了那些顺应右翼新民粹主义浪潮人士的青睐，例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图克·卡森（左）和劳拉·英格拉汉姆（右）。
除了频繁亮相媒体，科尔比还活跃于一些更私密但同样重要的场合。例如，他最近受邀到国会山为共和党参议院指导委员会（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讨论外交政策问题，约40名共和党参议员参与了他的讲座。
科尔比还与共和党新一代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人物结盟，比如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和J.D.万斯（J.D. Vance）。霍利评价道：“他对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倡导，正是华盛顿建制派不想看到的，但却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
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上，共和党内部持怀疑态度的派别显然正在积聚力量。一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共和党参议院助手透露：“布里奇无疑走在最前沿”，甚至拉拢了一些传统鹰派参议员，比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卢比奥最近在《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复兴》（American Renewal）的文章，批评欧洲在防务上的不作为，并抨击“美国衰退的礼貌管理者不惜一切代价取悦中国政府”。
科尔比尤其与共和党内新一代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结盟，例如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上图）、J.D. 万斯（左下）和马可·卢比奥（右下）。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与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交情匪浅。罗伯茨去年曾带头反对一项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军事和人道援助的法案。当时，近6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少数派。如今，这样的法案是否还能在国会通过，早已没有十足的把握。罗伯茨和科尔比还在《时代》杂志上联名撰文指出：“我们对乌克兰的过度关注削弱了我们应对亚洲局势的能力，尤其是在台湾周边不断升级的军事威胁上。”
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是决定该党政策走向的关键人物。因此，当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首次表态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只是“领土争端”时，他立刻招致了党内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随着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愈发漂泊不定，围绕党派未来方向的争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当我询问科尔比是否与任何总统竞选团队有联系时，他避而不答，只表示“共和党候选人在外交政策立场上的具体细节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尽管他曾在特朗普政府中效力，但德桑蒂斯似乎也成为了他的潜在支持对象。科尔比不仅在推特上公开赞扬了德桑蒂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还得到了德桑蒂斯团队新任助手、右翼新星内特·霍克曼（Nate Hochman）的转发。
尽管科尔比声称自己希望在共和党内部架起鹰派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的桥梁，但从他多年的职业经历来看，他的主要目标显然是与华盛顿传统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展开一场持久而深刻的较量。在他看来，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依然牢牢掌控着政策辩论的方向，推动干预主义的外交理念，执着于让美国充当全球警察，这与他主张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格格不入。因此，他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彻底扭转这一局面。
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布里奇·科尔比（Bridge Colby）的祖父，曾向参议院丘奇委员会披露了中情局关于暗杀和其他秘密行动的机密
科尔比的个性与他的祖父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颇为相似。威廉·科尔比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中情局局长之一。他在1975年向参议院丘奇委员会披露了中情局关于暗杀计划等秘密的细节，随后又公开支持核冻结政策，显示出他非传统的行事方式。科尔比延续了祖父的这种特点。2002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乔治·W·布什政府的国务院工作。科尔比的朋友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2021年的一篇专栏中回忆道，科尔比是他们朋友圈中唯一一个看穿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本质的人。“在我们那些凌乱的公寓里，他几乎每晚都在与鹰派争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传达他崇拜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家的观点，预言战争将陷入泥潭，导致地区不稳定和最终失败。”
科尔比将自己的思想历程归因于对布什—切尼政府“现实主义已死”信念的厌恶，以及对他们坚持美国可以单边行动、无视后果的做法的强烈反感。“这可能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新保守主义旧势力在许多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科尔比说道。“20年前，这种外交政策已经证明是灾难性的，而今天，它只会更加危险。我们可能会第一次在大国战争中遭遇失败。乌克兰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它确实加剧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