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祖籍江苏松江，在上海长大，1947年随姥爷迁居北京。
我没有见过姥爷，只能从姥姥片段的回忆和家里的老相册里依稀知道他的模样。
姥爷曾是国民党南京军区高层，学文出身，在共和国建国之前，已经预测到1949年的胜负结果，早早向蒋介石辞官，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希望从此隐姓埋名，和一家老小过安定幸福的小日子。
然而姥爷期待的小日子并没有过上几年，共和国的运动就开始了。姥爷在“肃反”中被揪出来，锒铛入狱。
姥爷被带走的时候，家里帮忙的人一哄而散，只剩下刚满三十岁的姥姥和五个孩子——最小的刚过百天、最大的九岁，还有跟着家里很多年怎么劝也不肯走的老阿姨冯大妈。再后来，就是抄家，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都被抢走，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妈妈说，她还依稀记得家里最后的风光是为刚出生的舅舅摆的满月酒。小院里大摆宴席，宾客盈门，送的礼物多到贮藏室都放不下。
那时的姥姥，不仅年轻貌美，还曾经是上海女校的校花，肚子里有墨水，我想即使不够风华绝代，也是那个时候的天之骄女吧。
然而，岁月无常。一个三十岁的“天之骄女”， 丈夫在监狱，五个儿女嗷嗷待哺，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建国后百废待兴，街道成立小学，正缺女教师，有墨水的姥姥有机会当了一名女教师，终于有份微薄的收入勉强能让五个孩子吃饱。姥姥白天去教书，老阿姨帮着照看五个娃娃。
妈妈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之一，是每逢月底，家里再没有一分钱可以买米，姥姥就写一张借钱的纸条——那借条是姥姥用家里唯一一支钢笔写的，一手漂亮小楷字——让妈妈带上借条去邻居家借钱，哪怕借到能买一斤米钱都好。
借到钱就欢天喜地和冯大妈出去买米，晚饭就有米粥上桌。到了月初，姥姥发了工资，再赶紧差妈妈将钱还给邻居。
那时小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二块五，家里上学的孩子，每个学期的学费都要都要分五个月才能交齐。
（冯大妈一直跟着家里，在最困难的那些年里不拿一分钱报酬，是家里的顶梁柱。姥姥的五个子女——我的妈妈、小姨还有三个舅舅，成家后都轮流接老阿姨到自己家里住，帮她换假牙、做棉衣、陪她去看病，为她养老送终，老人活了100岁。
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位慈祥的小脚“冯奶奶”经常来家里小住，来了就给我和妹妹做野菜包子和各种手工小面食，还把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换了新。
无论是老阿姨，还是姥姥一家人，他们彼此的相依相靠和不离不弃，让我从很小的年纪就懂得不势利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感恩是人世间最基本的道理。）
等到我会走路、每个周末被爸爸扛在肩上去看姥姥的时候，姥姥家的四合院已变成了大杂院，四分之三的房子被别家居住，姥姥带着舅舅小姨们蜗居在院里一角。姥爷已经去世，姥姥没有再嫁。
我长大后想，即使姥姥当年美貌如花风姿绰约，但一个前敌党军官的遗孀，还带着这么小的五个拖油瓶，出身不好生活负担又重，在那个时代怕是没有人敢娶吧……
从小，我不仅非常爱姥姥，而且迷恋和崇拜姥姥。上文那些悲凉往事，其实是在成年之后听姥姥和妈妈断断续续讲的。
第一次听到时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姥姥从没有哭天喊地地悲伤过，没有因由富到穷抱怨过，没有蓬头垢面的邋遢，她一直都是那么美丽、精致和从容。
姥姥每天回家，洗手洗脸后，要先换一套碎花长衣长裤，才开始做家务。我问姥姥：为什么回家要换衣服？
姥姥说：在家要穿家居服，出门要穿出门的衣服。
我当时想，洋气死了，居然还有一种衣服叫“家居服”！那时全中国上下人们只穿几种颜色几个款式的衣服，姥姥穿的跟别人家的姥姥很不一样，即使是一件那个年代的“制服”——灰色薄呢列宁装，姥姥也会把它改得有腰身有细节才上身穿。
姥姥身上唯一的“配饰”就是几个普通的黑发卡。她总是能把那几只再普通不过的黑发卡变出很多花样来，或者两只发卡拧成一个十字别在头发上，要么别一排就像旧时女子的盘头，很有味道。
有一次她摘了一朵院子里新开的小花，用发卡别在衣服上就成了一个鲜花胸针，看得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眼睛都直了。
姥姥每天将头发梳得整齐光亮，比妈妈的头发还光亮。姥姥说，做女人就要干净利索，不能囫囵着就出门。“文革”时，学校都不上课了，姥姥被批斗，被安排扫厕所，被勒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姥姥那句落地有声的话深刻存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就是要我天天去扫厕所，我也要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整齐地去扫厕所！”
姥姥的巧手会做很多南北味美食。比如江米酒、鸡蛋饺、粽子、熏鱼，还有五彩火锅，里面除了肉丸子、鱼丸子，还有西红柿做的红丸子、菠菜做的绿丸子。
每逢过年，姥姥都要在厨房里彻夜忙碌，为年三十全家坐在一起那一席温暖的年夜饭。
姥姥极喜欢侍弄花花草草，院子里满是姥姥的花草，最多的是玻璃翠、美人蕉、西番莲。这些花草可以续根，今年开完花，把根留好，明天还可以继续开花。每开一朵花，每长一只新枝，姥姥都特别开心。
姥姥说：过日子就不要马虎，穷日子富日子都要有滋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