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祖籍江苏松江，在上海长大，1947年随姥爷迁居北京。
我没有见过姥爷，只能从姥姥片段的回忆和家里的老相册里依稀知道他的模样。
姥爷曾是国民党南京军区高层，学文出身，在共和国建国之前，已经预测到1949年的胜负结果，早早向蒋介石辞官，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希望从此隐姓埋名，和一家老小过安定幸福的小日子。
然而姥爷期待的小日子并没有过上几年，共和国的运动就开始了。姥爷在“肃反”中被揪出来，锒铛入狱。
姥爷被带走的时候，家里帮忙的人一哄而散，只剩下刚满三十岁的姥姥和五个孩子——最小的刚过百天、最大的九岁，还有跟着家里很多年怎么劝也不肯走的老阿姨冯大妈。再后来，就是抄家，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都被抢走，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妈妈说，她还依稀记得家里最后的风光是为刚出生的舅舅摆的满月酒。小院里大摆宴席，宾客盈门，送的礼物多到贮藏室都放不下。
那时的姥姥，不仅年轻貌美，还曾经是上海女校的校花，肚子里有墨水，我想即使不够风华绝代，也是那个时候的天之骄女吧。
然而，岁月无常。一个三十岁的“天之骄女”， 丈夫在监狱，五个儿女嗷嗷待哺，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建国后百废待兴，街道成立小学，正缺女教师，有墨水的姥姥有机会当了一名女教师，终于有份微薄的收入勉强能让五个孩子吃饱。姥姥白天去教书，老阿姨帮着照看五个娃娃。
妈妈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之一，是每逢月底，家里再没有一分钱可以买米，姥姥就写一张借钱的纸条——那借条是姥姥用家里唯一一支钢笔写的，一手漂亮小楷字——让妈妈带上借条去邻居家借钱，哪怕借到能买一斤米钱都好。
借到钱就欢天喜地和冯大妈出去买米，晚饭就有米粥上桌。到了月初，姥姥发了工资，再赶紧差妈妈将钱还给邻居。
那时小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二块五，家里上学的孩子，每个学期的学费都要都要分五个月才能交齐。
（冯大妈一直跟着家里，在最困难的那些年里不拿一分钱报酬，是家里的顶梁柱。姥姥的五个子女——我的妈妈、小姨还有三个舅舅，成家后都轮流接老阿姨到自己家里住，帮她换假牙、做棉衣、陪她去看病，为她养老送终，老人活了100岁。
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位慈祥的小脚“冯奶奶”经常来家里小住，来了就给我和妹妹做野菜包子和各种手工小面食，还把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换了新。
无论是老阿姨，还是姥姥一家人，他们彼此的相依相靠和不离不弃，让我从很小的年纪就懂得不势利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感恩是人世间最基本的道理。）
等到我会走路、每个周末被爸爸扛在肩上去看姥姥的时候，姥姥家的四合院已变成了大杂院，四分之三的房子被别家居住，姥姥带着舅舅小姨们蜗居在院里一角。姥爷已经去世，姥姥没有再嫁。
我长大后想，即使姥姥当年美貌如花风姿绰约，但一个前敌党军官的遗孀，还带着这么小的五个拖油瓶，出身不好生活负担又重，在那个时代怕是没有人敢娶吧……
从小，我不仅非常爱姥姥，而且迷恋和崇拜姥姥。上文那些悲凉往事，其实是在成年之后听姥姥和妈妈断断续续讲的。
第一次听到时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姥姥从没有哭天喊地地悲伤过，没有因由富到穷抱怨过，没有蓬头垢面的邋遢，她一直都是那么美丽、精致和从容。
姥姥每天回家，洗手洗脸后，要先换一套碎花长衣长裤，才开始做家务。我问姥姥：为什么回家要换衣服？姥姥说：在家要穿家居服，出门要穿出门的衣服。
我当时想，洋气死了，居然还有一种衣服叫“家居服”！那时全中国上下人们只穿几种颜色几个款式的衣服，姥姥穿的跟别人家的姥姥很不一样，即使是一件那个年代的“制服”——灰色薄呢列宁装，姥姥也会把它改得有腰身有细节才上身穿。
姥姥身上唯一的“配饰”就是几个普通的黑发卡。她总是能把那几只再普通不过的黑发卡变出很多花样来，或者两只发卡拧成一个十字别在头发上，要么别一排就像旧时女子的盘头，很有味道。
有一次她摘了一朵院子里新开的小花，用发卡别在衣服上就成了一个鲜花胸针，看得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眼睛都直了。
姥姥每天将头发梳得整齐光亮，比妈妈的头发还光亮。姥姥说，做女人就要干净利索，不能囫囵着就出门。“文革”时，学校都不上课了，姥姥被批斗，被安排扫厕所，被勒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姥姥那句落地有声的话深刻存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就是要我天天去扫厕所，我也要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整齐地去扫厕所！”
姥姥的巧手会做很多南北味美食。比如江米酒、鸡蛋饺、粽子、熏鱼，还有五彩火锅，里面除了肉丸子、鱼丸子，还有西红柿做的红丸子、菠菜做的绿丸子。
每逢过年，姥姥都要在厨房里彻夜忙碌，为年三十全家坐在一起那一席温暖的年夜饭。
姥姥极喜欢侍弄花花草草，院子里满是姥姥的花草，最多的是玻璃翠、美人蕉、西番莲。这些花草可以续根，今年开完花，把根留好，明天还可以继续开花。每开一朵花，每长一只新枝，姥姥都特别开心。
姥姥说：过日子就不要马虎，穷日子富日子都要有滋有味。
再后来，五个儿女陆续长大成人，全民上山下乡，姥姥家的四合院曾一度锁门关院。
妈妈师范毕业后去了北京远郊区县房山的一个山沟小学教书，一呆14年，大舅奔赴东北北大荒，二舅去了山西原平，三舅去了内蒙古，小姨在平谷插队，姥姥在顺义下放劳动。
一家人悲欢离合很多年，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家庭一样。
“文革”后多年，姥姥和她的五个子女终于再聚到小四合院。我曾经问姥姥为什么不去找有关部门要回家里的大四合院，要回被抄走的那些东西。
姥姥说：那些邻居，也是无辜的，也不容易，这么些年邻里街坊也有很多照应，把人家赶走了人家住哪里？再说，五个儿女各自长大成家，有这么两间房也就够用了；至于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身外之物，要回来有何用？
姥姥特别喜欢照相。和姥姥在一起最快乐的事是翻看家里的老相册，姥姥长了老茧的双手，一边摩挲着那些老照片，一边给我讲那些过去的老故事。
每一次看到姥姥年轻时和姥爷的合影，我的心都“咯噔”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姥姥并无哀伤，反而甜蜜地给我讲她和姥爷的很多往事。
那一年刚搬到北京时，觉得北京好大啊，必得学会骑自行车，姥爷先说“女孩子学什么自行车，多危险”，后来耐不住姥姥软磨硬泡，终于买了一辆自行车，在小院里一个踉跄着骑一个后面小跑着推，一个下午就学会了。
姥姥跟我说“一个下午就学会了”时，脸上有小小的得意和甜蜜。
很多年后，当我也开始谈恋爱，悟出：也许在姥姥心里，有关姥爷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恩爱记忆中，而人不在的日子里姥姥一定认为姥爷已到了天堂。
姥姥相册里，有一张上了色的黑白小照，特别好看。姥姥说那个时候在上海女校，女孩子们都很时髦。
圣诞节时，女生们会把自己喜欢的小照片上了色，做成圣诞卡片，送给心仪的男生。我听了大笑，打趣道，姥姥您年轻时很开放嘛！
姥姥一直怀念西餐，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每次去看老人都要带几块大酒店里上好的奶油蛋糕。
姥姥也经常给我讲她成长的“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我刚去上海ELLE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姥姥问我：去没去百乐门白相啊？外滩是不是还那么美？法租界的梧桐还在么？……
上班没几年，我迷上买包。妈妈问起包的价钱，我总是吞吞吐吐说个零头，很怕被妈妈唠叨乱花钱。但是去看姥姥的时候，我喜欢背着新包让老人鉴定下品位，姥姥问多少钱，我也实话实说。
姥姥总是说：哎呦，真是不便宜，不过很配我外孙女！我穿上小裙在姥姥面前转，她便啧啧赞叹：身材真好，和我年轻时一个样！
老人今年已近九十高龄，受腿疾之困多年，坐轮椅才能出门。今年过年，我带着双胞胎女儿去看老人。
进门，见老人穿了件新做的大红绣花棉袄，端坐在沙发上。我一坐下来，老人就得意地悄悄跟我说：大红袄，新买的，花样还行吧？……
我一直无从想象，在那些贫穷、艰难甚至受辱的窘困日子里，姥姥是如何让自己自尊，自强，不自弃，不自轻。人们总说“人穷志短”，我始终不信，因为我在姥姥身上，看到了人很穷而志不短。
在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姥姥是我目中所及的最美丽的女人。当我第一次知道“优雅”这个词的时候，立刻觉得那是最恰如其分能形容姥姥的两个字。
是姥姥教我“看懂”这两个字对一个女人的意义，那一种境界，如同家里的海棠花。
海棠是一种很容易养的花，姥姥家里和妈妈家里都常年养着，它没有牡丹的娇艳，没有玉兰的华贵，没有梅花的清高，在每年最严寒的季节，顽强而灿烂地绽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