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窑瓷中的白瓷赏析（含30分钟故宫视频）

永乐白釉方流直颈执壶 高32.6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永乐白釉浮雕莲瓣纹束腰三足座 高19.3厘米 1983年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

清白釉印龙纹尊 高24厘米 私人藏品

白瓷，是指呈白色调的单色釉瓷，明代称其为“白磁”，清代多称“填白”或“甜白”。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青瓷、白瓷、青花瓷以及彩瓷等，白瓷属于其中一大分类，也是明清景德镇御窑厂中较为常见的单色釉品种。

与其他色釉瓷相比，白瓷制作较为简单，因此在历史上创烧时间较早。制作理想的白瓷也并非易事。首先，高质量的白瓷需要纯净的胎土与釉，其中含有其他微量杂质，容易影响胎与釉的发色，降低成品质量。例如明代麻仓土提炼不如清代纯净，导致胎土略带黄色调。清代胎土纯净，对表面釉色几乎没有影响，于是釉面发色更为洁白。另外入窑烧制时的火候控制也非常重要。通常使用氧化焰烧制，白釉呈牙白色；使用还原焰，白釉则呈青白色。因此，白瓷的主要色调可以分为牙白色(偏黄)与青白色(偏青)两大类。

明官窑白瓷

1995年8月，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南京明皇宫遗址内玉带河西侧一口古井中出土不少明初白瓷残片，造型主要有盏、杯、盘、爵、梅瓶等，制作风格在元与永乐之间，被学者断为洪武制品。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早在洪武时期，御窑厂白瓷已经大量制作，并广泛用于祭祀、赏赐以及日常使用中。由于明初御窑厂早期制瓷种类不多，色彩相对单一，因此白釉瓷大量制作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制瓷技术，使用研磨细腻的麻仓土与瓷石配制的二元配方胎土，并用磁铁成功吸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胎土中的铁含量，还将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降低到最低点。

到了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技术更加娴熟，胎土光滑细腻，釉水丰润如脂，呈半透明状。其制品被历代推崇，甚至为它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即“甜白”。永乐御窑厂的白瓷制作不仅在于釉水发色方面很有特色，在造型方面更是首屈一指。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瓷器的情况看，永乐甜白的制作量相当可观，造型尤其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仿伊斯兰器。该类器物主要为永乐年间配合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朝与伊斯兰圈诸国的贸易往来所制。造型仿制伊斯兰地区常见的青铜器、玉器等，如执壶、烛台、扁瓶以及西亚地区的其他罕见造型。除了用于波斯等地的赏赉外，该类器物在内地并无太多实用价值，仅作为陈设观赏瓷使用。因此，随着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终止，该类器物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制作量急剧减少。

仿中国古代青铜器。从景德镇御窑厂发掘出土情况看，永乐时期还制作了白瓷、白瓷爵等仿古代青铜器造型的白釉瓷。白釉仿制东周盛行的青铜乐器，原本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乐器，不像钟那样口部呈弧状，而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明初制作白釉并不是作为乐器使用，应该是一种用于祭祀或象征性陈设观赏的博古瓷。白釉爵也是仿古代青铜饮酒器爵。当时御窑厂制作了大量高足杯等饮酒器，因此爵同样无太大实用价值，也应主要作为祭祀、陈设观赏器使用。

日常用器。永乐白釉瓷中，盖罐、玉壶春瓶、盘、碗、杯(包括高足杯)等都是历代传统制作造型，也是宫廷内部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器。因此，这类饮食用瓷制作量最大，所占比率较高。

除了以上各类造型的白釉瓷之外，永乐时期还制作了仿石雕器座、罕见的碗类造型，以及藏族等地流行的僧帽壶等。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御窑厂为了丰富制品造型，服务于巩固团结各族关系的劳动成果。

由于永乐朝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海外诸国积极广泛的贸易往来使得朝廷需要数目巨大、造型多样、质量精美的各类瓷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因此，景德镇御窑厂在瓷器生产方面不遗余力，促使御窑厂制瓷迅速繁盛起来。

永乐甜白釉并非完美无瑕，基于当时的制瓷水平，永乐甜白釉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制作缺陷。例如永乐甜白釉的釉面处理还不够理想、成熟。特别是制作大器时，容易出现明显的厚薄不均的情况。由于釉面较厚，釉与胎土的膨胀系数没有控制好，导致釉面出现大量开片，影响审美效果。

尽管如此，这些技术缺陷并没有妨碍永乐甜白瓷在明清白瓷中的主导地位，该时期制作的白瓷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不少制品空前绝后，堪称明清时期的白瓷制作高峰。

宣德时期对海外贸易不够重视，导致该朝仿伊斯兰器的白釉瓷数量、造型也明显减少，许多造型停止生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用日常用品。

洪熙和宣德朝史料中有一些涉及白瓷的档案记载，如：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年)，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宣德三年七月，“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瓷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宣德四年十一月甲辰，“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瓷器十五桌”(《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从以上史料看，宣德时期的白瓷主要用于祭祀以及赏赉，其中几筵制品较多，也就是日常实用的杯、盘、碗之类。

由于宣德朝紧随永乐朝，所以宣德时期的白釉制品与永乐时期在工艺上差别不大，时常也出现釉面开片现象。但整体制作技术略有提高，釉面厚薄处理上优于前朝。

宣德之后，御窑厂青花制作昌盛，并开发研制出斗彩及其他各类色釉瓷，统治者日常饮食所用多为青花或斗彩等制品。白瓷制作主要为满足祭祀需要。特别是《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说明后来白瓷曾被统治者指定为祭祀月坛专用制品。白瓷的制作量与使用范畴，在明代皇家变得日益有限。

清官窑白瓷

清初，随着康熙帝逐渐稳定了全国政权，御窑厂体制也开始逐渐恢复，并进入正轨。这时，白瓷的主要功能与以往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仍然着重于祭祀、赏赉、日常使用几方面。随着宫廷审美观的不断提高，观赏瓷越来越盛行，景德镇御窑厂开始集中精力提高器物的实用性与观赏性，使得观赏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新颖白瓷制品大量问世。

雍正时期，彩瓷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白瓷在官窑中越来越不平常。为体现本朝制作风格，御窑厂瓷设计者只能在造型上不断创新，突出新意。唐英等优秀督陶官的涌现，使得雍正单色釉再次异军突起，出现更多新造型。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海望奉上谕：将霁红、霁青、黄色、白色高足靶碗每样烧造些。厚的亦烧造些，以备赏蒙古王用。年希尧家人郑天赐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办理。”说明当时对赏赉等瓷依然有一定需求。

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雍正时景德镇御窑厂又多了一种白瓷制作，即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珐琅彩瓷所用的白瓷(又称“填白釉”“填白瓷”)。这类制品在以往档案中经常提到，如：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初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持出五彩花瓷果托一件，说殿监副侍李英传旨，着传与年希尧，照样将填白釉果托烧造些送来，令造办处将黄色画珐琅烧些。钦此。”(《珐琅作》)八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司库常保，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沧洲传旨，着将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画红龙大玉壶春瓶照样镟木样，交与年希尧烧填白釉几件。钦此。”(本日交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持去，讫。)(《记事杂录》)

严格地说，宫内造办处珐琅作所用白瓷只是半成品，最终要烧制成为珐琅彩瓷。雍正时期御窑厂制作白瓷的水平相当成熟，可以根据调节釉内成分的方法烧制不同特点的白瓷，如仿明初甜白釉瓷，仿宋代定窑白瓷等。这些高质量白瓷都可以证明清代御窑厂对传统白瓷的推崇以及制作技术的高超。

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六年秋八月，怡亲王宣圣命，唐英着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截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景德镇官窑制作主要由唐英主持，因此这期间的白釉发展基本属于同一阶段，其白瓷制作变化主要是唐英在造型方面呕心沥血，推陈出新。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出现了白釉玲珑瓷。乾隆之后，御窑厂制瓷较少出新。

明清官窑白瓷的装饰

白瓷色泽相对单一，装饰手法不太复杂。从现有明清官窑白瓷制品看，该类器物的主要装饰方式可以分为贴金与描金、印刻花以及镂空等方式。

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了明初贴金白釉瓷，该装饰手法在当时的青花、单色釉器物上也曾出现过。只是因为金箔不太牢固，容易脱落，所以类似的贴金箔制品数量有限。到了清初康熙时期，金饰方式出现改进，御窑厂开始使用胶类与金粉调和，再用毛笔描绘的装饰手法局部装饰白瓷，于是出现描金白瓷。

刻印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定窑、耀州窑，在明清白瓷中也被大量使用，大致分阴刻、阳刻两大类。从明清官窑的白瓷制作看，刻印花装饰手法是它们的主要装饰方式，使用时期最长，制品最多。

乾隆时期，白瓷出现了镂空制品。这种题材相对有些新意，只是制作难度较大，需要先在器体表面绘画图案，再将局部镂空，上白釉烧制，所以产品数量较少。

宣德朝御窑厂曾经制作过一种祭祀用坛中供器——白釉“坛”字碗。该器碗心内落“宣德年制”双圈四字青花年款，器口沿内外以及足底处各有两条青花圈线，由于碗底足内书写青花双圈“坛”字，所以被称为“坛”字碗。从装饰角度看，该碗介于青花与白瓷之间，因为它的用途、装饰都十分特殊。

明清官窑白瓷的主要用途

在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死亡、丧事相联系，所以，白瓷是明清统治者指定的祭祖色釉瓷。例如明初宣宗时期的奉先殿白瓷祭器，太宗、仁宗皇帝几筵白瓷祭器，以及嘉靖之后的祭祀月坛所用白瓷祭器。因此，白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庄重、肃穆。

白色亦象征纯洁、神圣、和平，因此对于海外诸藩、使臣以及国内皇亲功臣，白瓷经常被作为明清时期的贸易、赏赉瓷使用。

由于釉色明快，便于清洁，所以白瓷适合作为宫内日常饮食器、观赏器。与其他单色釉瓷相比，明清御窑厂尤其重视白瓷制作。这不仅与宋代定窑大量制作应用白瓷对后世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还与汉族人重视祭祀天地、祖先的传统有关。因此，明清统治者对待白瓷的情结相当复杂，既有对纯洁、和平的向往之情，也蕴藏着对天地日月的敬畏之心，更饱含了对先祖的无比怀念与敬意。刊登：《收藏》杂志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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