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的这个看法，马怡先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她曾经当面告诉我，同意我关于古人书写格式或习惯的解释，但认为这个习惯是因为那时的书写是左手持竹木简册（即已经编联）、右手书写（单支的竹木简，是无法持以书写的）。此后，她撰写了系列文章，来论证此事。揆其逻辑，大前提是在高脚家具产生以前，按照礼法的要求，跽坐，即将双膝并拢、双脚在后，臂部坐在脚跟上，“这是当时的正规坐法，其他坐法皆不合礼仪”。这种坐姿决定了人们无法伏下身去写字；同时，也没有供人书写的较高的几案（只有低矮的用以承物的案）。其次，图像所见，时人无论是坐、是站，书写的姿式都是一手执简牍、另一手书写。
就坐姿而言，在高脚坐具出现以前，人们“正规坐法”的确如马怡先生所言，但这是在正式场合。在私人场合，总不至于一直这样正襟危坐吧？现在日本仍有人席地而坐，同时使用高腿桌子、伏案而写。这可以说明盘腿坐即可伏案书写。只要有高腿几案，人们在写字时，一定会采用类似盘腿坐的姿式，而不会因为要株守“跽”，而不使用这种几案。因此，用“正规坐法”来论证不适宜于伏案写字，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况且，马怡先生已经论证过，有种T形器——置于臂下和双脚之间，是专门用以坐呢。
问题的关键，是高脚坐具出现之前，有没有高腿几案？最近邢义田先生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文章用三节的篇幅，即“五—汉代图像资料中的几案”“六—高及腰腹的汉代几案：实物举例”“七—中国两晋至五代与日本中世纪几案举例”，证明了在席地而坐即无高脚坐具时，高腿即高及腰腹的几案已经出现。同时，也谈了在用帛、纸作为书写承载物时，是无法左手托举、右手书写的；简上的画，也是先将若干支简并排摆放，画毕后方才编联（该文第三、四节）。这说明，如无几案可凭，这些工作是无法完成的，除非是爬在地上来进行。
邢义田先生指出，画像或考古实物，是有高腿几案的。比如，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楚怀王前期），有四件高足案，其中两件，其面板长80、宽39.06—40、高46cm；另两件，面板长117.6—118、宽40.8—41.2、高49.6cm。湖北随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长137.5、宽53.8、高44.5cm的漆木案。此前的研究，认为这是置放祭品的几案。放在墓中，用以摆放祭品，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时人能制出用以摆放祭品的这类高足几案，难道就不会用作书写吗？邢义田先生也特别举出了包山二号墓中一件，长80.6、宽22.4、高33.6cm的拱形足几，与司法文书简和铜刻刀同时出土于北室。我想，这即使不是实用的几案，至少是具体而微吧。其实，只要有了这种形制的器物，长、宽、高等尺寸，都是可以随各人情况，加以改造的吧。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双陆局，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类似的两件。它的高度正适于席地而坐者。我们很难想象，时人不能制成类似的物件，用作书写。时人能制做窄长条、两头有足的“挟轼”，也一定能加长、加宽、加高，制成可用以书写的凭几。至于坐姿，伏案书写，与坐姿并无矛盾。“跽”，是会客或正式场合的坐姿，这并不排除在私下伏案书写时，会用盘腿等更舒适的姿式（事实上，图像资料中已有高脚坐具流行前，席地盘腿而坐的形象。即使图像中没有出现盘腿而坐的图面，我们总不至于认为当时的人还没有学会这样的坐姿，或在非礼仪性的正式场合、也绝不会采用这样的坐姿吧）。这正如在“跽坐”为正式坐姿时，不妨碍T形坐具、隐几的使用一样。
如果说对用于书写的几案的认识，是“视而不见”；那么，将图像资料所表现的人们左手托简牍、右手书写的姿式，视作时人的日常书写姿式，我想就属于“无中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