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等不到自己的黄仁勋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曾说过，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同时看到外部的机会和内部的能力与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联系，并在这些洞察变得众所周知之前率先反应，抢占先机。这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

在硅谷做CEO，更要深谙这门艺术。他们的一言一行、每一个决策，动辄牵动百亿乃至千亿美元的流动。

几天前，英特尔发布了一份糟糕的二季度财报，并给出了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业绩指引。为改善现金流，英特尔宣布裁员15%以上，约1.5万人受到影响，公司股价应声下跌26%。

在2021年初以“救火队长”身份回归的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并没有止住这家半导体巨头的颓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财报发布后，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开始质疑基辛格。一种声音开始蔓延：“英特尔需要一位更有眼光的领导者。”

自8月2日发布财报到8月7日美股盘前，英特尔股价已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超过31%。

在英特尔交出的这份糟糕的财报中，2024年Q2，公司营收规模为128.3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净亏损16.1亿美元，远远超过彭博一致预期的亏损5.4亿美元。

事实上，在上周五的大跌之前，英特尔的市值在年内已累计下跌超过40%，总市值不到竞争对手AMD的一半。

市场的担忧情绪仍在弥漫，更糟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英特尔给出的Q3业绩指引也不理想：预计2024年第三季度收入为125亿~135亿美元，远低于市场此前预期的143.5亿美元；此外，毛利率也较市场预期的44.1%低了近10个百分点（34.5%）。

基辛格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英特尔的第二季度财务表现令人失望，虽然公司在关键产品和工艺技术里程碑上取得了进展，但下半年趋势比之前预期的更具挑战性。

这位临危受命的前英特尔CTO，在3年多前回归公司并出任第八任CEO时，曾被寄予厚望。

基辛格于1979年加入英特尔，在公司工作长达30年，2000年被任命为英特尔历史上首位CTO。他曾参与并主导了80486处理器的架构设计，推动了USB、Wi-Fi等关键行业技术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是CEO的潜在人选。

2009年，由于图形芯片项目的失败，基辛格离开了英特尔，此后在EMC和VMware分别担任过COO和CEO。

基辛格离开英特尔的时间节点，也是这家昔日半导体巨头从巅峰滑落的拐点。

错过移动互联网的爆发、芯片生产受阻、失去苹果这一重要客户，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四面楚歌的英特尔在2021年年初，请回了兼备英特尔基因和技术背景的基辛格，任命他为公司第八任CEO，希望再现“乔布斯重回苹果”的佳话。

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基辛格在一段演讲中制定了IDM2.0战略，推动英特尔全面转型重组，并提出了在4年内实现5项重要芯片技术突破的计划。按照这个“四年计划”，到2025年，英特尔将夺回高端芯片的制程优势。

但随着全球PC行业转入寒冬和芯片业务被竞争对手蚕食，英特尔的营收规模不断萎缩。自2021年Q2到2024年Q2，英特尔的总营收逐年下跌。与此同时，转型带来的成本增加，让公司不堪重负。

管理超过14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对冲基金Ariel Investments曾在2023年建立了英特尔的头寸，寄希望于基辛格能够带领公司“王者归来”。但近期，Ariel的投资经理公开表示，要重新评估英特尔的投资前景。

4年豪赌之期将至，但资本市场似乎已对基辛格失去了耐心。

英特尔今日的窘境，并非一朝一夕间形成，而是长达20年的缓慢坠落。

2000年前后，英特尔市值站上3000亿美元。凭借在芯片设计、制造和个人电脑CPU等领域的优势，英特尔成为当时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同一年，美股市值最高的科技股是微软，市值一度超过6000亿美元。

但和很多PC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巨头一样，英特尔也没能及时搭上移动互联网的快车。

2005-2013年，保罗·欧德宁出任英特尔的第五任CEO。这位极具争议的CEO努力促成了苹果的个人电脑Mac使用英特尔芯片，但也因价格没有谈拢，错过了为iPhone和iPad提供芯片的机会。

随后几年，搭载三星芯片的iPhone发布，并彻底改变了手机市场。上一时代的巨头英特尔，却错过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浪潮，没能成为变革的主角。

这也为英特尔此后与苹果彻底分手埋下了隐患。2020年6月，苹果宣布Mac产品将全面使用自研芯片，结束了与英特尔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

让英特尔跌下神坛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IDM模式带来的局限性。

‌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是指企业拥有自己的晶圆厂、封装厂和测试厂，自主完成芯片生产的整个过程。在这种模式下，芯片设计和制造两个环节高度绑定。在英特尔早期高速发展的数年间，IDM模式帮助公司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任何一个环节卡壳，都会导致后续环节问题频出。

从22nm到14nm再到10nm，不同工艺的芯片量产周期被拖得越来越长。2020年7月，时任英特尔CEO鲍勃·斯旺在财报电话会上承认，公司的芯片制造工厂可能永远无法赶上进度，甚至不得不考虑使用承包商来制造7nm芯片。

相比之下，老对手AMD在2009年就将芯片制造业务拆分，采用只设计不生产的Fabless模式。

在2005年到2021年的16年间，模式过于守旧和接连判断失误，让英特尔从神坛滑落。

2021年年初，重回英特尔的基辛格看到了这些问题。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过去公司犯过三个错误，分别是没能成功进入智能手机领域、取消GPU计划和没有及时扩张芯片产能。

但基辛格出任英特尔CEO后，并没有扭转颓势，反而因昂贵的重组计划和产能扩张而不断消耗着公司的现金流，在芯片领域的市场份额也被AMD不断蚕食。基辛格上任一年后，AMD市值首次超越英特尔；两年半之后，英特尔的市值已不足AMD的一半。

资本市场显然对这位CEO的宏图大志并不买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黄仁勋和他带领的英伟达，已成为芯片行业新的代言人。

英伟达也曾数次陷入与英特尔相似的窘境，甚至一度因与微软支持的技术规格不符而身陷破产危机。

但黄仁勋的两次正确决策，成就了今天风光无限的英伟达：一次是在AI不被资本看好时坚决押注，另一次是在华尔街普遍看衰的情况下花重金打造CUDA（支持 GPU 通用计算的平台和编程模型）生态。

英伟达在成立之初，主要靠生产3D图形芯片布局游戏和多媒体市场。1999年，英伟达推出Geforce256，这是全球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GPU独立显卡。次年3月，英伟达拿到微软首款Xbox游戏机的图形处理器订单。

但黄仁勋并不满足于于此。2006年，他调整公司战略，将GPU推向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并在同一年推出CUDA软件平台，把显卡的边界从游戏和3D图像处理扩展到通用加速计算领域。黄仁勋的长远眼光，为英伟达挖了一条足够深的护城河。

对于技术研发成本高、周期长的科技公司，CEO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往往会影响一家公司数年的发展历程，甚至关乎成败。

据《乔布斯传》，乔布斯在担任苹果CEO时所作的一切决策都基于一个理念：“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赚钱，而是制造出伟大的产品。”他推动了iPhone的诞生，让苹果颠覆了手机行业。

乔布斯的继任者库克，则通过改造供应链、推行全球化、拓展可穿戴设备、进军服务业等一系列决策，让苹果在拥有伟大产品的基础上，赚到更多的钱。

苹果能够成长为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公司，离不开这两任风格迥异的CEO。

与英特尔一样错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软，在经历了史蒂夫·鲍尔默长达14年的“糟糕”任期后，迎来了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他押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帮助微软抓住了AI时代的风口，市值一路攀升到3万亿美元。

这三家在美股三万亿市值俱乐部“顶峰相见”过的科技巨头，都等到了对的CEO。

黄仁勋曾在演讲中总结自己经历过的3次失败。第一次是与日本游戏公司世嘉联合开发的技术偏离市场主流，导致公司濒临破产。第二次是2007年，他决定把CUDA内置到公司所有GPU中，使它们能够处理3D图形和数据，这项昂贵的长期投资受到很多批评，直到近几年这些芯片被用于机器学习才有所回报。第三次则是英伟达在移动市场上的失败。

换句话说，英特尔正在经历的一切，并不新鲜。它此刻最需要的，也许正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黄仁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