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柯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许多人提出疑问：

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正在发生改变？

中美贸易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对抗？

在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下，中国又该如何做好战略应对？

近日，瞭望智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举办“中美贸易与战略”研讨会，十余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就此展开充分讨论。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赵柯博士认为， 需要警惕美国将贸易逻辑和战争逻辑混合起来，同时也不能让应对措施打乱我们既有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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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年，亚当·斯密的好朋友大卫·休谟在欧洲观察到一个现象，他发现很多欧洲国家，比如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的君主们以前并不关心贸易问题，他们只关心战争，但是现在君主们突然开始关心贸易了，并且将其与国家安全联系到一起。很多君主以安全为由开始对其他国家实施不友好的贸易政策。

大卫·休谟那时写了一篇文章叫《贸易的猜忌》，这篇文章里说，贸易的逻辑是共赢的，做生意双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利益，而战争的逻辑却不一样，战争的逻辑是单向的，一定会有输赢。由此他就发现，在1758年的那个时代，很多君主们把贸易的逻辑跟战争的逻辑强行扭在了一起，所以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他把这种现象形容为“贸易的猜忌”。这篇文章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有一点启发。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谈贸易战，到底有没有贸易战？有的说已经开始了，有的说还没有。无论是有还是没有，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类似战争的逻辑。

去年年底马歇尔基金会列出了2018年值得注意的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观察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现有的对华政策必须要被更加强有力、对抗性的政策代替。

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贸易政策、贸易战，其实一个重大的挑战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正从以前的接触转为遏制？美国人是否真的把战争的逻辑加到了贸易的逻辑之上，把这两种逻辑混合起来了，也就是大卫·休谟提出的“贸易的猜忌”？

另一个挑战是：今天中美的贸易冲突是不是会演变成为中国和西方的一种贸易对抗，或者说中国和西方的对抗？单个来说我们既不怕欧洲也不怕美国，但如果我们的对手是整个西方就很麻烦了。目前来看是有这方面迹象存在的。

虽然说特朗普以关税的方式应对中国，西方国家、美国内部都觉得用关税的方式是不对的，有损自由贸易体制。但是欧洲国家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对于特朗普要实现的目标没有太大的异议，这个目标就是知识产权保护。2018年3月26日，欧盟发布了第三国知识产权实施的报告，里面分为三等——优先关注、次优先关注、一般关注。报告中列了十几个国家，最优先关注的只有中国，因此知识产权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从市场准入角度看，美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在这方面也是一致的。还有就是市场的扭曲操作方面。最近我们跟欧洲政府的人进行交流，我们说中国是遵守WTO规定的，他们却说“中国制造2025”列的那些产业要进行补贴等，这是市场扭曲的行为并且会对他们会造成很大的挑战。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纳瓦罗说“如果中国通过夺取我们的技术取得经济领先，美国的经济以及国家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他把科技领先和经济优势联系到了一起，又把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联系到一起，这样的一套逻辑在西方还是有很大共识的。

这次看欧洲国家争取到了豁免，澳大利亚、加拿大争取豁免，他们在知识产权、产能过剩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纯粹只看中美经贸关系或者中美这次的冲突，它是否会演变成为整个中国面对西方的对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国现在对多边贸易体制有很大的异议，这方面欧洲和美国多少有一些不同。欧洲人觉得多边贸易体制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体制大致是可以修复的。但美国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和欧洲在对华问题上还是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现状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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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怎么应对？

应对所出的策略是否会扰乱中国宏观经济的布局？

十九大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在这些部署下合理安排战略？

不少人提到了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将原因归结为当时美国强制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提醒中国一定要防止这样的结果出现。其实，当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的不仅只有日本，还有别的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德国。如果回看德国经济史，在德国经济政策的历史中好像“广场协议”根本不存在，几乎没有人提这个事情。其实，当年升值的时候日元升值了，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但德国的结果却和日本完全不同。

当时，美国和日本发生贸易摩擦，美国让日元升值，日本特别害怕日元升值影响出口，因为升值的话产品价格就会高，竞争力下降，于是先将国内的利率降了下来，对冲国外的损失。结果利率下降之后，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日本希望日元国际化，鼓励很多日本的金融机构出海到美国投资。因此造成了日本的金融泡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日本当时对“广场协议”的慌张应对。

反过来看德国。德国对升值这件事的处理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货币政策是需要稳定的，但是德国有其一贯的操作逻辑。1960年时，1美元能够兑换4.2马克，德国的出口量很大。到1970年，1美元只能兑换1.4马克，十年之内德国马克升值很高。但是德国人认为，为了提高竞争力，很多事情是可以慢慢进行的。即使签了“广场协议”之后，德国也还是坚持货币汇率各个方面的调整跟整体的经济形势保持一致。从1971年到1991年这二十年，马克对西班牙的货币升了300%，对希腊升600%，但是并没有发生跟日本一样的情况。

二战之后，其实德国也特别担心汇率升值影响出口。但是德国战后经济恢复很快，60年代德国经济一路狂飙，一下积累了很多贸易盈余。那时候全球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德国贸易盈余太多，如果汇率不升值，国内就会通货膨胀。当时德国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论，德国主流意见是保持汇率稳定，以保出口竞争力为主。但当时的总理艾哈德力主升值，他强行违逆了德意志银行的意愿，选择升值。结果是，升值不但没有影响出口，并且通货膨胀率也下降了。之后，关于是维持出口竞争力还是压通货膨胀的意见就达成了统一。德国的货币政策始终是相对出口更重视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持币值的稳定，这是第一位的。

而在应对“广场协议”的时候，德国的总理是施密特。有人曾访问他，为什么“广场协议”时美国人让马克升值就升值了？他的回答很洒脱，他说那是企业的事情，汇率升值企业得自己想办法怎么提高竞争力以抵消升值带给他们的压力。升值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鞭打，督促他们不断提升竞争力。

德国之所以敢这么做是有一个分担机制的。美元汇率在60、70年代很不稳定，而欧洲当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美元的汇率很不稳定欧洲人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联合起来将本国货币统一对美元汇率进行浮动，这样造成的伤害小一些。该措施最早是蛇形浮动，后来是欧洲货币体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按理来说联合浮动下，欧洲货币体系各种货币之间都是平等的、没有谁主导，但由于德国货币政策的稳健，包括德国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德国人又很重视技术，认为保持币值稳定很重要，一旦出现内外政策冲突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把币值稳定下来以降低通货膨胀，这就造成德国信誉很好，德国马克慢慢变成了欧洲货币体系里的主导货币，欧洲货币体系变成了马克驱动，所有货币都要盯住马克，马克一升值其他货币被迫也得升值。

今天谈“广场协议”教训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德国的身影，但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参与者。

如果我们要跟美国经历一场很严重的冲突，那也要做好战略应对，不能让应对措施打乱我们既有的部署，比如金融市场怎么开放、开放的步骤是什么，我们要保持发展定力，不因这次贸易冲突打乱了中国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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