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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一场日食之后……艺术不再是那个艺术

科学松鼠会  · 公众号  · 科学  · 2019-09-22 07:17

正文


这段时间,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迎来了国内迄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毕加索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基于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的106件馆藏,全面回顾了他创作生涯的前三十年。8月2日上海世博会展览馆将会举办“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我们可以观瞻相对论手稿原件。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聊聊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好了,不过,更重要的一件事实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一起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艺术。


一百年前的 1919年 5月29日 ,地球上发生了一次载入史册的日食。那天,在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巴西、利比里亚、法属西非、英属黄金海岸、葡属圣多美普林西比、西属几内亚、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德属东非、葡属东非部分地区出现日全食,而几乎整个南美洲、非洲和周边一些地区则出现了日偏食。


这次日食为世人所瞩目,并不因为它发生的规模大,甚至不因为它便于观测,而在于当时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派出了两只顶尖的观测队,一支由弗兰克·沃森·戴森(Frank Watson Dyson)领队,前往 南美洲巴西的索贝瑞尔 ,一支由亚瑟 · 斯坦利 · 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领导,前往 非洲西岸的普林西比岛 ——这两位优秀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团队,将要进行一项被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好几年的重要任务,那就是 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19年5月29日,爱丁顿爵士团队记录的日食。


爱因斯坦1915年在柏林科学院发布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光在经过极大质量物体时会被引力所弯曲。验证这个预言对错与否的最佳模型,莫过于经过太阳的光,但在平时,太阳自身所发出的强光干扰太大,所以发生日全食成了最好的观测时机。 而1919年的那次观测,最终给出了支持爱因斯坦理论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了经典的以牛顿力学为框架的科学体系被颠覆。




很多史学家会以1919年作为世界进入现代的节点,当时,一战结束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巨大改变,科学、技术和艺术也迎来开天辟地的进展。 在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成为流行名词之际,艺术领域以毕加索领衔的立体画派也成了大众明星。 时间上的巧合,让一些研究者将二者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印证与投射,而相对论则成了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根基。现代主义的先驱、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历史学家之一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他的代表著述《时间、空间与建筑》(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1941)中首次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之后这种观点即被广泛传播。


另一位著名艺术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却对此提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1979年,在耶路撒冷爱因斯坦百年研讨会上,他针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艺术之间经常被提及的联系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这是一个人为的神话(Myth)。他的观点基于以下事实,即1919年爱因斯坦成名之前,市面上根本缺乏通俗易懂的相对论文献,更不要说如何进入文化艺术体系并对之产生影响。毕加索标志性的《阿维农少女》完成于1907年,尽管晚于狭义相对论发表的1905年两年,但身在法国的他其实还无从得知一个瑞士专利局小职员的论文写了什么。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by Picasso,1907,MoMA,NY


事实上,无论是认为相对论影响了立体主义的观点,还是认为立体主义和科学发展并无联系的观点,都走到了过于绝对的境地。伦敦大学学院历史与科学哲学教授阿瑟·米勒(Arthur I. Miller)在他所撰写的平行传记《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还有引起暴乱的美》( 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 )中提出, 联系这两个人的第三者,其实是庞加莱 庞加莱对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通过《科学与假设》( La Science et l 'hypothese )一书被爱因斯坦所汲取,而毕加索则是从他的朋友、法国数学家莫里斯·普林斯特(Maurice Princet)那里了解到了这些。


换而言之,这两个人的成就实际更多都是对前辈大师们的延续。《阿维农少女》包含了塞尚、埃尔·格列柯、高更和安格尔等人的遗迹,并添加了原始艺术的概念,借鉴当时的几何形式恰当地表现出来。相对论则继承了洛伦兹、恩斯特 · 马赫、大卫 · 休谟、伊曼努尔 · 康德和庞加莱等人的遗产。从客观的意义上,这两个领域的发展确实在此产生交汇,却而非他们个人之间的碰撞导致这样的巧合。



德克萨斯大学艺术史教授琳达·达尔林普·亨德森(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在她的研究文章中认为, 立体主义时期的艺术发展不可能没有受到当时已经广为人知的非欧几何思想的冲击 ,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对早期的立体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它的确对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包豪斯主义都产生了影响。


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主义建筑师埃瑞许·孟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是第一个试图在作品中体现相对论物理学的艺术家,他从1917年开始设计“爱因斯坦塔”,这是受天文学家埃尔文·弗伦德里希(Erwin Finlay Freundlich)之邀来一起构建的项目,后者给他详细阐述了实验观测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思想,而修建这个塔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容纳后者用以进行引力红移观测的望远镜。早在1911年,爱因斯坦就在广义相对论的早期版本中提出太阳引力场会导致光谱线的轻微偏移,亦即 引力红移


Einstein Tower的设计图


“爱因斯坦塔”是年轻的孟德尔松的第一个重要作品,也被认为是表现主义建筑的少数几个标志性作品之一。为了表达对能量的新认知,他最初选择了钢筋混凝土来构造这个建筑,并 试图体现狭义相对论所提出的物体在光速下运行会产生收缩的特性 。但由于施工困难,大部分建筑体实际上是用砖砌成的,用灰泥覆盖。这座楼于1921年建成,并于1924年投入使用,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支持,据说他给出了一个单词的评价,就是“Organi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塔”因盟军轰炸而受到严重破坏,在1999年进行了全面翻新,时至今日它仍作为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在工作着,来自望远镜的光线通过天井传到仪器和实验室所在的地下室。


Einstein Tower,by Erich Mendelsohn,1921,Telegrafenberg


1919年11月6日,爱丁顿爵士和戴森等人在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上宣布,他们的观测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次日, 伦敦《泰晤士报》头版以“科学革命: 牛顿思想被推翻”为题进行了报道 ,接下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报道狂潮。在爱因斯坦的故乡,《柏林画报》(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 )的12月14日版上,他的头像出现在了封面。而作为国际艺术先锋之都的柏林,不可能不对此有回应,很快,达达主义艺术家、蒙太奇的创始人之一汉娜·霍克(Hannah Hoch)立刻就把它融入了她那具有纪念意义巨型照片中。


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Dada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of Germany,by Hannah Höch,1919-1920


霍克解释说,她把爱因斯坦和其他革命标志放在左上象限,与右下的达达主义者结盟,和另两个象限中的德国军队和德皇威廉二世发生对立, 她用这种方式号召达达对艺术和文化中神圣价值进行批判 ,就像相对论对牛顿经典体系发出冲击一样。诚然这幅照片拼贴中不需要有科学理论的介入,它有着达达主义最核心的诉求,在突破和破坏中寻找真正的现实。


也许大部分人最为熟知的和相对论有关系的作品,是萨尔瓦多·达利1931年的《记忆的持久性》(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这幅我们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 有着许多块像流体一样淌下来的钟表的名画,其实涉及了狭义相对论中所说的空间和时间的互相扭曲 。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中,达利是最热衷于科学的,不仅超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而且热衷于最新的各种科学进展,他1930年一篇文章中就透露出了对爱因斯坦“度量的物理膨胀”的了解和关注,评论家道恩·阿德斯(Dawn Ades)曾在《达利与超现实主义》( Dalì and Surrealism )中写道,柔软的表正是空间与时间相对性的无意识象征。尽管狡猾的达利矢口否认这一点,说他的灵感来自阳光下的奶酪,但这一解释的诚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因为在他混江湖的年代,就整个艺术和文化界来说,爱因斯坦理论已经是一种“网红”(如果当时有网的话……)般的存在了,很难绕得开。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by Salvador Dali,1931,MoMA,NY


1954年,达利重构了与此对应的《记忆的持久性的解体》(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声称自己的精神之父从弗洛伊德变成了物理学家海森堡,而整幅画也尽展原子时代的科学气息。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54,Salvador Dalí Museum, St. Petersburg, Florida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柏林非常活跃的艺术青年中,匈牙利人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szlo Moholy-Nagy)是一个领导型角色,以他为中心聚集了一批观念上敢为人先的前卫艺术家。他早年曾执教包豪斯学院,奠定了“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大构成基础,后来又把包豪斯的理论和教学观念带到了美国,创办了一个“新包豪斯”,亦即赫赫有名的“芝加哥设计学院”。莫霍里强调作品的理性和功能,其最为突出的想法是研究以光、空间和运动为对象如何进行创作。1922年,他构思了一种动力装置,并在1930年拍摄了它产生反射光的运动模式,便是来自于自己对光这种物理现象的理解。莫霍里对物理理论发展的关注是不言而喻了,他在1924年曾和爱因斯坦会面,邀请这位名人为包豪斯撰写一本相对论书籍,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写。


The Light-Space Modulator,by Laszlo Moholy-Nagy,1922


其实, 1919年之后,受到新物理学思想启发、以新时空观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比比皆是 ,如俄裔美国雕塑家、构成主义的领军人物纳姆·嘉宝(Naum Gabo),他曾在慕尼黑上学,在物理课上学过相对论,1920年他做出了机械雕塑《驻波》(Standing Wave)。而被认为是美国抽象画第一人的阿瑟·多弗(Arthur Dove)则在1929年画出了“雾角”(Foghorns),这幅画中没有描绘雾角设施或海景,而是把声波描述为具有自由轮廓的引力圈,暗示着空间的不均匀性。这些开创性的作品,都是对时代的一种呼应。


Standing Wave,1920,Tate Gallery


Foghorns,by Arthur Dove,1929,Colorado Springs Fine Arts Center


今年3月28日到6月2日,在美国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米德艺术博物馆,一场名为Dimensionism: Modern Art in the Age of Einstein的展览,展出了更多1919之后的重要现代艺术单品,包括来自杜尚和亚历山大·考尔德等人的作品。爱因斯坦成名之后,整个时空观和宇宙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人对世界的观察也焕然一新,如何理解维度、理解机体和形态,现代主义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他们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Einstein and 20th-Century Art: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Linda Dalrymple Henderson,2008
2 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Arthur I. Miller,2001
3 architectuul.com/architecture/einstein-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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