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写作之道，在《诗经》那个时代，它是文成而法立，言出而法随；在韩愈那个时代，是气盛则言辞皆宜；在桐城派那个时代，是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在曾国藩那个时代，是自然之文，也是文章八美。在认知写作学这个时代，是修辞以立其感，也是忧来生别离。文以明道，写作是洗心养气的学问，关乎自我修炼，文成可安身，可立命，可治学，可经世致用。
此文是在
认知写作学
四期上课期间的即兴灌水，给各位同学示范如何快写慢改。未来会收录在我的《文心三部曲》系列著作中。著述、讲学、翻译、外加写匠等人工智能写作辅助工具，均是我重续文统的尝试。召集志同道合者，我将其命名为新古文运动：
以中国韩愈、桐城派的古典文体为骨干，兼容西方平克等人的古典文风，提倡简单、清晰的写作风格
。
我开创的认知写作学师法古典文体。所谓古典文体，西方代表作是 Clear and Simple as the Truth ，此书即将由开智文库出版简体中文版。另一本代表作是认知科学家平克的大作 The Sense of Style ，我正在写中文版推荐序，即将在大陆正式出版。 在中国此类流派则是从诗经到韩愈到桐城派再到曾国藩。
曾国藩推崇桐城派；桐城派推崇韩愈；韩愈则发起古文运动，向《诗经》、《论语》、《左传》与《史记》学习写作。那么，他们有什么主张呢？
这就是文成而法立，言出而法随。诗经如此。韩愈如此。桐城派亦如此。曾国藩还是如此。
文成法立，与中国文字与声音相互脱节有关。在《诗经》中，先有优美诗歌，才有诗歌句法。
文字在前，规则在后。作品在前，赏析在后；自然在前，句法在后
。这是中国写作源头一开始就讲究的。到了韩愈则是气盛则言辞皆宜，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到了桐城派，敷衍出义法之说，辩论文与法。
什么叫义法？简而言之，
中国文人一向追求文以明道，将写作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所
。命在哪里？易经那里。你可以将《易经》理解为古代版的《黑天鹅》，告诉先民如何应对小概率随机事件，
天惶惶，地荒荒，天命在我，帝力于我何有哉
；也可以理解为古代版的《灰犀牛》，告诉古人如何应对大概率伤害事件，如困惑中国数千年的洪水。
为了对抗命运，回归写作真意。桐城派领袖人物方苞在八股文盛行时，号召重回经典，向韩愈学习，提出义法之说：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写作，要言之有物，得有信息点；还得言之有序，组块得清晰，降低人们的认知负荷
。
桐城派独得文采之秘。方苞以文章雅正著称。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认为：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 、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为文者八，神、理、气、味是文章的精细活；格、律、声、色是文章的粗活
。说完了桐城派。再说一下曾国藩。当年，三十岁出头的曾国藩，刚刚来到北京城厮混。当时的思想界跟今天类似，牛鬼蛇神横行，学派林立。曾国藩陷入思想混乱之中，不知道未来的路走向何方。他时而想成为一名作家，专攻辞章之学；时而想成为一名经世之才，专攻经济。还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专攻考据。那时的历史学家更像是公共知识分子，借考据之名，指桑骂槐，点评世道。当然，他还想成为一名思想家。那时的思想家跟今天也不一样，更多遵循宋明理学，可以区分为道统之传与自得之学。
道统之传是儒家正统，自得之学需要提出一套自洽的思想体系，成功逆袭
。历史上最著名的自得之学，正是阳明心学。
曾国藩挣扎在四种取向之间：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经世之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想成为：民科、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大 BOSS。大家想想看，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同时 hold 住四个方向？所以，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学习、生活习惯还不好，抽大烟，乱读书。曾国藩自承，原本庸人，三十开悟。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开悟的呢？
一切变化来自当时坐镇京城的湖南大儒唐鉴。翻到百年前的曾国藩日记，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时刻：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 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
又言：「为学只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
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章，不外乎此。」
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
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
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又言：「第要戒欺，万不可掩着」 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段话也许是影响中国百年国运最重要的一段话。正是有了唐鉴的点拨，改变了曾国藩。之后，曾国藩又直接影响到乡邻毛泽东。这段师生对答，就是曾国藩开悟的转折点。当时曾国藩在北京所面临的信仰选择、学派选择，不同取向相互纠缠。然而，湖南大儒唐鉴用一个巧妙至极的框架，将社会上纷纷攘攘的各类思潮予以统一：
天下学问，归于义理；义理归于反身戒欺
。
三十岁出头的曾国藩接触的一切先进思潮，无不被这句话囊括。
曾国藩顿觉昨日之种种，蔽若尘土，幻如朝露，皆虚妄也。
回头看，为什么义理、反身戒欺如此重要？这就是我反复说过的：
写作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大时间周期的最小行动
。
人类是基因与模因奴隶的机器人
，更喜欢抽大烟，而非坚持日课。唐鉴的反身戒欺，帮助曾国藩成为自己的主人。之后，曾国藩将其细化为修身十二法：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