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钱币史上，有一枚俗称“龙凤币”的银币不能不提，它十分特殊而且耐人寻味。银币上使用的图案是征集评选而出，特别要指出的是它还是当时的国徽，却又因封建色彩浓厚而被弃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主要设计者竟然是鲁迅。
该币的正面上缘是纪年“中华民国十二年造”（即1923年），正中就是当时的国徽“龙凤十二章”图案，也称“龙凤黼黻”。该图案的中心是原始的“嘉禾”，一种双穗禾，源于汉代《五瑞图》石刻上的图案。嘉禾之后的黑色盾形是“干”，斧形的图案是“黼”，斧形表面点缀有白色的米粒是“粉米”，斧形下方的曲线是“山”，中心上方的图案是“日”，下方丝带间的亚形图案是“黻”。左侧的雉鸡（即凤凰）是古称的“华虫”，华虫嘴中衔的是“藻”，华虫头上戴有“星辰”，华虫所持的古代祭祀用的酒器是“宗彝”。右侧是“龙”，龙角背后有“月”，龙身上有“火”，龙也持有“宗彝”。该图案包含了古代的“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吉祥物。
该币的背面的图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嘉禾”，也是国徽的简章，正中是纪值“壹圆”。在古代把一禾两穗，两苗共秀，三苗共穗等生长异常的禾苗称之为“嘉禾”。人们认为它们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征兆。《宋书·符瑞志》记载：“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两苗共秀”。
该币的图案设计还要从当时的国徽说起。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任教育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年的八月，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指定其与徐寿堂、钱稻孙三位教育部荐任科长负责研拟国徽图案。三人合作设计图样，钱稻孙画出图样，说明书由鲁迅执笔。在1912年8月28日的《鲁迅日记》记载：“与稻孙、季市同拟国擞告成，以交范总长（范源濂）；一为十二章，一为旗鉴，并简章二，共四图”。
鲁迅在《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中对该图案的设计思路、出处、寓意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他的国徽方案完全脱胎于《尚书》。“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国徽的设计结合了西方纹章的布局及传统的十二章图案，象征国运之长久美好。
据钱稻孙的回忆，当时图案的设计虽不甚美善，但周树人的一手古文则为教育部诸人所称赞。
该图案并未对外正式发布，不知是当时建国初程序不规范所致，还是担心图案不被世人接受而有所顾虑。但实际上已作为国徽使用，当时的旗帜上都使用了这一图案。该说明书还刊于次年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
而该图案用在钱币上，则是在十一年后的1923年。1919年，上海银行公会分别呈文财政部、江苏省长，请就上海商埠设立造币分厂。北洋政府财政部币制局于次年，在上海银行公会内设立筹备处。1921年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致函财政部总长暨币制局总裁，请求政府令上海造币厂建成后铸造新的国币，停铸袁大头。这个请求得到了财政部币制局的批准。
上海银行公会在其喉舌《银行周报》刊登《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征求国币型式通告》，向社会公开广泛征稿。后上海银行公会致函上海造币厂筹备处：“国币模型，众议结果，佥主张刀布泉及国徽两种。”1923年3月20日，北洋政府以教令公布国币型式，正面为龙凤与黼黻组成的国徽，背面为嘉禾图案。由于上海造币厂一直处于筹备搁浅状态，这一国币就由天津造币总厂承铸。后因图案的帝制色彩浓重，被弃用，所以没有进入量产阶段，具体铸造数量惜查无记载。按背面“壹圆”字体大小分为两种版式。
从小就学鲁迅的文章，他一直都被宣传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士。知道他参与设计的图案，因封建色彩浓厚而被弃用，我一时难以接受，总想探究其原因。
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时间，鲁迅设计龙凤黼黻图案的时间是1912年，那是还没有“鲁迅”，他还叫周树人。1918年他写《狂人日记》才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1919年新文化运动才兴起，1930年成为“左联”的旗帜之后，才奠定了鲁迅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地位。而“龙凤币”采用该图案铸造则是在1923年。鲁迅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形成应该有个渐进的过程。
其实当时在设计之初，鲁迅就有所顾忌。在《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中提到“考诸载籍，源之古者，莫如龙。然已横受抵排，不容作绘。更思其次，则有十二章。”他认为最能体现中华传统和精神的是龙，但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抵触和排斥，只能求其次，选择十二章了。他更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来考虑。但当时二千年的封建帝制刚被推翻，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难以理解，特别是随后袁世凯复辟，他的中华帝国也沿用此图案做国徽，更让世人不能接受。十一年后再用此图案铸币，难免被人诟病。
从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或许也能看出些端倪。郭沫若年轻时评价：“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个不得志的Faseis(法西斯蒂)！”。而到了中年，郭沫若的评价：“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事实求实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或许是鲁迅在变，抑或是郭沫若在变，总之是时代在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部分的真实，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当时壹圆主币虽被弃用，但随后却有大量一角、二角的“龙凤”辅币流通于京津地区。据1926年（民国十五年）9月19日北京《世界日报》报道，天津造币厂监督李厚祚，因调剂市面金融，曾委托各银号钱庄发行龙凤图案一角十进新银辅币；由直隶省长褚玉璞指令各机关一律按十进使用，违者严行查办。
后又有二角辅币上市。该报还多次报道新辅币流通遇到障碍。天津造币厂管理当局贪图厚利，以低色充数，日产5万元，每万元获利五千。终因供过于求市价暴跌。12角半才兑壹圆，最低时曾达到15.5角。据著名钱币学家耿爱德在《中国造币史》中介绍，1929年美国造币厂年度报告称，1926—1928年间，天津造币总厂共计生产龙凤二角3528885枚，一角4124138枚。
壹圆主币因帝王色彩浓重而被弃用，而以此图案的辅币却大量流通，令人费解。近年有专家考证，是褚玉璞在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期间，续娶了一房小老婆，命造币厂为其铸造该辅币，以图吉利，认为是“龙凤呈祥”。看了这一考证不禁让人莞尔。
其实鲁迅参与设计的国徽以及之后的“龙凤币”，所引发的这段历史轶闻，正说明了审美的差异性。也应验了鲁迅先生的观点：“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遂，豁然。
说明：本文作者：弘毅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商城！
